每年的4月份，是欧洲的花贝母盛放的季节，今年也不例外。虽然疫情使这个春天蒙上了一层阴霾，但花贝母依旧艳丽如初。

铜花瓶里盛放的爱情

　　浪漫的男人喜欢给女人送花，让她的房间四季如春。画家梵高的浪漫是，画花送给喜欢的女人。1887年，梵高将一幅《铜花瓶中的花贝母》送到巴黎铃鼓咖啡馆，收画的正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娘，也是他心仪的意大利女郎阿戈斯蒂娜·赛佳托利。
　　画中，一簇红橙色的亮丽花贝母含颌垂首，既高贵又谦卑，似乎在暗示梵高对爱人的心意：不卑不亢，又温柔顺从。
　　1886年12月至1887年5月之间，两人有过一段情。梵高还给赛佳托利画了一幅肖像。今年3月，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到了这幅名为《铃鼓咖啡馆中的阿戈斯蒂娜·赛佳托利》的画作。画中的赛佳托利穿着草绿色的长衫，黑色的长裙，左手拿着香烟，面前放着一杯啤酒，她的发型尤其特别，梳着高高的发髻，是和花贝母一样的红橙色。
　　热情火辣的赛佳托利像是巴黎的交际花，她曾给法国画家埃德加·德加担任模特。她的咖啡店也像是艺术馆，里面悬挂着埃米尔·伯纳德、图卢兹·罗特列克和路易斯·安克坦等画家的原作。还有梵高给她送去的好几幅花的油画，让鲜花在她的咖啡馆里永远盛开。
　　但无法永远盛开的是爱情。不知什么原因，1887年的下半年，梵高和赛佳托利大吵了一架。他摘掉挂在咖啡馆里的所有画作，一股脑儿放进手推车推走了。流年辗转，这幅《铜花瓶中的花贝母》最终进入了巴黎奥赛博物馆。

　　梵高在画这幅画时刚接触印象派，开始注重光和颜色的运用。这幅画标志着梵高之后所创作的为人熟知的印象派画作和新印象派画作的开始。受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保罗·希涅克的影响，梵高在这幅画作中使用了点描法，并用对比强烈的蓝色和橙色做主色调。在一生所画的900多幅画中，梵高只在130幅画上署名，其中就包括这幅。显然，他对这幅作品很满意。

　　花贝母生来倔强高傲，它低头的同时，也将所有的流光溢彩收纳起来。它内敛低调，不想冒犯任何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只有有勇气靠近它、欣赏它的人，才能看见它的美丽。

君士坦丁堡的伊甸园

　　花贝母并非欧洲本土之花，它原产自土耳其、克什米尔等地，通常生长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悬崖峭壁上。它高达1米，数朵钟铃形状的花朵下垂，整齐地围绕成一圈，很谦逊的模样。
　　传说花贝母的传播和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有关。
　　苏莱曼大帝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艺术、文学、建筑和园林设计等都处于黄金时代，而国民对花也是极为热爱。在他们的文化里，花是文明的象征。《古兰经》里记载了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段话：“如果我有两块面包，我就用其中一块换水仙花，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食，而花是灵魂的食粮。”在奥斯曼帝国，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花卉图案用于装饰书籍、墙壁瓷砖、苏丹的长袍和衬衫，甚至点缀在给马戴的帽子上。

　　16世紀法国作家克里斯托弗·比利亚龙描述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者如何喜欢花，“土耳其人非常喜欢花，一位女子可能会花掉她所有的钱买一朵花，插在头发上，就像热那亚的女子那样”。
　　奥斯曼帝国的街道经常布满鲜花。这些花不光为了好看，也是人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如果有人在窗台摆一瓶黄色的花，表明家里有人生病，请安静走过，不要吵闹;如果窗台摆放的是红色的花，表明这户人家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请不要在附近诅咒、说脏话，不要污染她纯洁的心灵。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莱曼大帝倡议在君士坦丁堡创建鲜花市场。很快，这里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花，科索沃平原的、亚美尼亚高原的、黑海南岸的、叙利亚沙漠的……它成为爱花者的伊甸园。花贝母也在这里灿烂地盛开，被土耳其人温柔以待。
　　16世纪的植物学家奥吉尔·吉斯林·德·布斯贝克发现了这个伊甸园。他当时担任奥地利公国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长驻君士坦丁堡。工作之余，他在当地花市上收集他在欧洲没见过的花，正是他首次将郁金香、七叶树、紫丁香、叙利亚玫瑰和花贝母等带到了欧洲。
　　1573年，布斯贝克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克西米利安二世推荐了植物学家卡罗卢斯·克卢修斯。克卢修斯被皇帝任命为维也纳“帝国医药花园”总监后，布斯贝克将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花花草草交由他照顾。当时，植物学知识正经历巨大的扩展，部分原因是随着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了解了更多来自东方的植物。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植物学的复兴时期，园艺和植物栽培成为贵族和大学热衷的项目。1593年，克卢修斯到达荷兰莱顿，负责为莱顿大学创建一座植物园。他在这座植物园里种下了花贝母，也种下了郁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