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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乐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国家或军队的阅兵仪式、重大庆典以及外交仪式。关于军乐的教育虽始自现代军队建立的清末，但军乐教育走向专业化与体系化是在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军乐教育也历经了几多波折，由最初的设想到军乐训练班，再到最后的军乐学校的成立，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培养模式。不仅培养出了一批军乐人才，更为今后的军乐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将梳理现代军乐教育的发展概况，以民国时期陆军军乐学校为例，探讨其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等具体教学方案及其历史地位与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军乐学校；课程设置；军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066-03
【本文著录格式】张瑞康.民国时期的军乐教育概况——以陆军军乐学校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66-68.
一、军乐含义及清末军乐教育概况
关于军乐一词，社会上总存在着一些模糊性的认识，在学术界也众说纷纭。首先是军乐与管乐的混淆，其次是军乐与军歌的混淆。军乐与管乐在乐队编制与乐器使用上有着一致性，因而有些学校管乐队与某些社会团体组成的管乐队会自称为军乐队。但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军乐与管乐的服务对象不同，军乐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国家或军队的阅兵仪式、重大庆典以及外交仪式，而管乐更多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一种精神享受。军乐与军歌的混淆在于，军歌的创作是取材于军中的，也服务于军中。但军歌与军乐在体裁和内容表达上不甚相同，所以军歌与军乐尽管有着些许联系，但两者更是相互独立的音乐形式。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使国人开始认识到天朝上国的不足，转而以夷为师，学习其先进之处。在军事上购买先进武器，仿西式军队建立新军，在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军乐也被引入到早期新军的建制中。从此，军队中原有的吹打乐逐渐被改换为西方的现代军乐，为适应军队所需，军乐的教育、培训工作也随之跟上脚步。在清末较为知名的有北洋水师西乐班、自强军军乐队与新建路军军乐队。在北洋舰队成立之前，李鸿章于1881年正式建成的天津水师学堂中便开设有洋号、洋鼓的课程，这应是军乐教育最早的开端。如《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一档中提及该校驾驶学堂“计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一员，操练习一员，司事一员，汉文教习一员，医官一员，书识二名，洋号手一手，洋鼓手一名”。李鸿章在此后给光绪皇帝所上奏折《查覆海防报销折》（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提及“查西洋各国水师皆有军乐以壮声威，光绪八年先后募到乐童三十五名，各月给口粮银三两六钱，又购买乐谱及油浊等费银一百两。业于十三年十月择定二十人派上铁舰，设立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二两，帮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两，一等乐军六名，各月给银八两，二等十二名，各月给银六两，余均裁撤”。也印证了水师西乐班的存在。新建陆军军乐队的组建，除了吸纳赫德乐队中一部分人员外，还聘请了一些洋教员。当组建之后，为满足军乐人才所需，于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类似学校的军乐训练机关，这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八十人。毕业后，被分发到当时的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服务。每支军乐队配备管乐器十四只，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可见，现代军乐在传入中国后，也开展了相关的学校教育，以供新式军队所需。但此时的军乐学校的开办，更多是实验性的、急需性的，因而在人员配备与课程安排等内容上缺乏周详紧密的计划。而民国时期军乐学校的开办，尽管在最初阶段也曾面临诸多的波折，但最终还是走上了专业化与体系化的道路，军乐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民国时期军乐学校的建设背景
在动乱频仍的民国时期，现代军乐却在这短暂、动荡的时期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不断向前迈进、壮大。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政府与军队中的军乐队一直没有规范、统一的编制。1933年9月13日，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指示：“軍乐重要，急应设校专教，现无经费，可附设于军校，聘请奥国专家教授，其名额几何，请计划将来各师与各处，分配之最低额数，约每年可培成几名，五年内可出若干计之。”随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立了军乐训练班，并拟定了军乐训练班的组织大纲、编制表、乐器表、预算书等。最后却因为经费问题，未能通过审批，尽管此次审批并未获准，但这一阶段整理军乐的工作却为此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35年2月，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指示：“整理全国军乐（编制、分配、乐器等），列为今年最重要工作之一，希切实办理。”是年6月，军政部军务司拟定了“整理军乐案”。主要有三个方面：乐队编制、乐队配属、设立军乐研究会。其中设立军乐研究会中便包含了选派军乐留学生、开办军乐训练班的具体事宜。1936年，蒋介石电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乐训练班应尽速成立，对于各种典礼开始与完毕之乐应尽速规定为要。”于是，军乐研究会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办了军乐训练班。但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刚刚起步的训练班又不得不停止教学工作，军乐研究会也在1939年被迫停止工作。
至1941年6月，民国时期第一位公派出国学习军乐的洪潘，学成归国。洪潘，1909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埠。1926年在上海立达学园，同丰子恺学音乐入门，同邱梦痕学习钢琴。1927年经考试进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的学潮事件与冼星海等人被迫退学，退学后并没有就此中断音乐的学习，而是争取到了在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学习的机会。在国立中央大学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经奥地利籍教师史特劳斯的推荐，被选中派赴维也纳学习小号、指挥、作曲等课程，并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洪潘的归国，让军乐的发展由此开始走向新的征程。1941年底，洪潘被军政部派往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任讲师工作。随后，由洪潘筹建军政部军务司军乐组，负责整顿全军的军乐工作。1940年，成立于重庆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曾受军政部委托，招收过一届军乐学生，到1942年10月，共招收培养了50名学员。这些学员与原17中队（军乐队）的管乐学生一同组建了军乐训练班，由此军乐的教育工作又得以恢复运转。但由于此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军乐训练班的短期培训性质，既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在招生工作上也难以进行，因而在1942年底1943年初，军乐训练班改建为陆军军乐学校，隶属于军政部，蒋介石任校长，洪潘任教育长。至此，军乐的教育工作终于步入了较为平稳的短暂的发展阶段。 三、陆军军乐学校
（一）陆军军乐学校教学设置
陆军军乐学校的生源中除了原军乐训练班学员外，其余多是社会中流离失所的青少年与学生，在学生入学前是否会有严格的招生考试，虽没有翔实的资料可寻，但由于所学专业的特殊性以及此前军乐训练班招生考试的先例，所以陆军军乐学校在学生入学前也应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方面的考察。由于学生们学成后将直接为国家或军队服务，所以军乐学校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社会中流离失所的青少年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
军乐学校共有两个专业学科，即管乐科与声乐科。管乐科的乐器种类不多，只设有小号、中音号、长号、长笛、黑管等几个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除专业主科管乐演奏外，还开设有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音乐史、钢琴等专业共同课和语文、英语等文化课，学制为3年。除此外还另设有一个号兵班，这是专门为训练部队中的号长与号兵而设立的短期培训班，主要学习军号的吹奏法及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学制为半年到一年。关于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学制等资料，目前学界多是引自洪潘先生的《旧社会军乐回顾》，但洪潘先生所描述的更多是军乐学校的概况，缺乏更为具体、细致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因而我们或许可以参照军乐学校成立前的几次军乐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学制等具体情况。在军乐学校成立前，1934年，第一次制定了军乐训练班的组织大纲、编制表等方案，但未获批准；其后又成功组建了两次军乐训练班，却因时局等原因未能持续下去。尽管前两次的尝试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两次的筹备工作却为军乐学校的开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课程设置等具体教学内容上的方案也必然会对军乐学校有所影响，所以参照1937年军政部军乐训练班学生队学术科分配时间表，可以推测，军乐学校学生的课程时间分配情况也应会有所相似。从分配时问表中可以得知，除晨操外的48节课中，与音乐相关的课程有乐器演奏、军歌、普通乐学、视唱练耳、音乐史，这几门课程也是占比重最大的，共19节课。另外，有20节课的乐器练习时间，以让学生演奏技术得到充分的掌握与提高。在专业理论课程方面，军乐训练班与军乐学校除了开设有基础理论课程乐理、视唱练耳外，还开设有音乐史课程，可见军乐培训在一开始便注重学生对音乐宏观发展的掌握。同军乐训练班相比，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在音乐专业课程上增添了和声、曲式、钢琴等课程，并增添了语文、英语等文化课程。可见，军乐学校在专业教学方面比军乐训练班更为深入与专业化，也更加注重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育。
军乐学校在师资配备上，由于校址和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相邻，所以很多兼职教师聘自国立音乐院分院，如声乐教师有斯义桂、谢绍曾、劳景贤、胡投、何作良；理论教师有张锦鸿、王孝存、胡静翔、常任侠、朱崇志、姜希；管乐教师有洪潘、穆志清、夏之秋、方连生、陶国鑫、李真光；钢琴教师有劳冰心、巫一舟等，其中含有从中华交响乐团聘请的兼职教师。另外，还聘请外籍教师数位，如毕业于皇家音乐院曾任皇家歌剧院首席的潘兴（小号）与莎波莱夫（竖笛）等。从师资配备上便可看出教师阵容之强大，尽管当时处于时局不稳的环境之中，但依旧招聘了如此高水平的教师团队，这为此后学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而为各军乐队培育出了一批军乐人才。
（二）陆军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的关系
在陆军军乐学校成立后不久，按照军政部的命令，洪潘负责组建了一支大型军乐团，即陆军军乐团。这支军乐团的主要成员由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中华交响乐团和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的部分管乐人员组成，并从其他军乐队中抽调了部分水准较高的成员。除此之外，也面向社会招收演奏员，对演奏员的演奏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进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后，乐团的演奏水准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后便开始服务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参加各种礼仪、典礼活动，并在社会上举办音乐会，曾举办的演奏会达百余次。由于陆军军乐团的特殊属性，即主要为国民党军政系统服务，所以乐团团员们在地位与薪金方面享受着当时较高的待遇：“最低的级别为同少尉，最高的是同上校。”薪金也高于一般的军乐队演奏员。由此，也可看出这支军乐队的规格之高、水平之高。
陆军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之间，是否存在着承接关系？虽没有具体的史料可循，但从陆军军乐团成员构成中便可发现，其主要成员是由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中华交响乐团和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的部分管乐人员组成。而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正是陆军军乐学校组建时的一部分，因而可以推断出，陆军军乐团中的成员也应包含军乐学校的某些学员。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的负责人又都是洪潘，所以军乐学校与军乐团之间也应会存在着学习借鉴的交流的机会，在军乐团存在的短短四五年之内，曾举办了达百余次，在这较为频繁的演出活动中，也可能会发生人员的替补与流动。尽管没有资料可循，但作某些推测、猜想也是有必要的，以便此后发掘、梳理它们之间的历史脉络。
1947年之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陆军军乐团与陆军军乐学校的地位逐渐下降。军乐团先是改组为军乐教导队，随后并入军乐学校，军乐学校迁往上海后，于1948年改称为特勤学校军乐专修班，最后军乐教导队又变为军乐训练班。至此，陆军军乐团便不复存在，军乐学校也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四、小结
陆军军乐学校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一阶段却是军乐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高潮。它的成立，让军乐教育由混乱、零散的状态走向了更为专业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从陆军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专业主课、公共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一般學习管乐的人士往往更重视娴熟的演奏技术而忽视了专业基础理论的学习，但军乐学校不仅仅注重演奏技术的训练，还开设有专业基础课程与公共文化课程，可见军乐学校的定位不只是单一性的应用型人才，而是以具备较高音乐素养与文化素养的综合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另外，军乐学校与专业音乐院校管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几乎无太大差异，只是存在程度深浅的不同，由此也可体现其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从最初的设想到训练班的组建再到军乐学校的成立，在这一次次的尝试中使军乐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对此后的军乐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军乐学校的建立，其课程设置与陆军军乐学校也有着一致性，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一批军乐人才，服务于各军区军乐队。对民国时期军乐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白区，例如在对军乐学校与军乐团成立的时间断定上，众说纷纭，缺乏切实可考的史料为证；与军乐学校、军乐团相关的详细资料也是寥寥无几，因而，仍有待相关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史料发掘与研究，以还原更为真实、完整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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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康（1997-），男，哈尔滨音乐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关键词】民国时期；军乐学校；课程设置；军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066-03
【本文著录格式】张瑞康.民国时期的军乐教育概况——以陆军军乐学校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66-68.
一、军乐含义及清末军乐教育概况
关于军乐一词，社会上总存在着一些模糊性的认识，在学术界也众说纷纭。首先是军乐与管乐的混淆，其次是军乐与军歌的混淆。军乐与管乐在乐队编制与乐器使用上有着一致性，因而有些学校管乐队与某些社会团体组成的管乐队会自称为军乐队。但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军乐与管乐的服务对象不同，军乐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国家或军队的阅兵仪式、重大庆典以及外交仪式，而管乐更多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一种精神享受。军乐与军歌的混淆在于，军歌的创作是取材于军中的，也服务于军中。但军歌与军乐在体裁和内容表达上不甚相同，所以军歌与军乐尽管有着些许联系，但两者更是相互独立的音乐形式。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使国人开始认识到天朝上国的不足，转而以夷为师，学习其先进之处。在军事上购买先进武器，仿西式军队建立新军，在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军乐也被引入到早期新军的建制中。从此，军队中原有的吹打乐逐渐被改换为西方的现代军乐，为适应军队所需，军乐的教育、培训工作也随之跟上脚步。在清末较为知名的有北洋水师西乐班、自强军军乐队与新建路军军乐队。在北洋舰队成立之前，李鸿章于1881年正式建成的天津水师学堂中便开设有洋号、洋鼓的课程，这应是军乐教育最早的开端。如《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一档中提及该校驾驶学堂“计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一员，操练习一员，司事一员，汉文教习一员，医官一员，书识二名，洋号手一手，洋鼓手一名”。李鸿章在此后给光绪皇帝所上奏折《查覆海防报销折》（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提及“查西洋各国水师皆有军乐以壮声威，光绪八年先后募到乐童三十五名，各月给口粮银三两六钱，又购买乐谱及油浊等费银一百两。业于十三年十月择定二十人派上铁舰，设立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二两，帮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两，一等乐军六名，各月给银八两，二等十二名，各月给银六两，余均裁撤”。也印证了水师西乐班的存在。新建陆军军乐队的组建，除了吸纳赫德乐队中一部分人员外，还聘请了一些洋教员。当组建之后，为满足军乐人才所需，于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类似学校的军乐训练机关，这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八十人。毕业后，被分发到当时的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服务。每支军乐队配备管乐器十四只，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可见，现代军乐在传入中国后，也开展了相关的学校教育，以供新式军队所需。但此时的军乐学校的开办，更多是实验性的、急需性的，因而在人员配备与课程安排等内容上缺乏周详紧密的计划。而民国时期军乐学校的开办，尽管在最初阶段也曾面临诸多的波折，但最终还是走上了专业化与体系化的道路，军乐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民国时期军乐学校的建设背景
在动乱频仍的民国时期，现代军乐却在这短暂、动荡的时期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不断向前迈进、壮大。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政府与军队中的军乐队一直没有规范、统一的编制。1933年9月13日，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指示：“軍乐重要，急应设校专教，现无经费，可附设于军校，聘请奥国专家教授，其名额几何，请计划将来各师与各处，分配之最低额数，约每年可培成几名，五年内可出若干计之。”随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立了军乐训练班，并拟定了军乐训练班的组织大纲、编制表、乐器表、预算书等。最后却因为经费问题，未能通过审批，尽管此次审批并未获准，但这一阶段整理军乐的工作却为此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35年2月，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指示：“整理全国军乐（编制、分配、乐器等），列为今年最重要工作之一，希切实办理。”是年6月，军政部军务司拟定了“整理军乐案”。主要有三个方面：乐队编制、乐队配属、设立军乐研究会。其中设立军乐研究会中便包含了选派军乐留学生、开办军乐训练班的具体事宜。1936年，蒋介石电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乐训练班应尽速成立，对于各种典礼开始与完毕之乐应尽速规定为要。”于是，军乐研究会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办了军乐训练班。但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刚刚起步的训练班又不得不停止教学工作，军乐研究会也在1939年被迫停止工作。
至1941年6月，民国时期第一位公派出国学习军乐的洪潘，学成归国。洪潘，1909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埠。1926年在上海立达学园，同丰子恺学音乐入门，同邱梦痕学习钢琴。1927年经考试进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的学潮事件与冼星海等人被迫退学，退学后并没有就此中断音乐的学习，而是争取到了在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学习的机会。在国立中央大学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经奥地利籍教师史特劳斯的推荐，被选中派赴维也纳学习小号、指挥、作曲等课程，并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洪潘的归国，让军乐的发展由此开始走向新的征程。1941年底，洪潘被军政部派往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任讲师工作。随后，由洪潘筹建军政部军务司军乐组，负责整顿全军的军乐工作。1940年，成立于重庆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曾受军政部委托，招收过一届军乐学生，到1942年10月，共招收培养了50名学员。这些学员与原17中队（军乐队）的管乐学生一同组建了军乐训练班，由此军乐的教育工作又得以恢复运转。但由于此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军乐训练班的短期培训性质，既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在招生工作上也难以进行，因而在1942年底1943年初，军乐训练班改建为陆军军乐学校，隶属于军政部，蒋介石任校长，洪潘任教育长。至此，军乐的教育工作终于步入了较为平稳的短暂的发展阶段。 三、陆军军乐学校
（一）陆军军乐学校教学设置
陆军军乐学校的生源中除了原军乐训练班学员外，其余多是社会中流离失所的青少年与学生，在学生入学前是否会有严格的招生考试，虽没有翔实的资料可寻，但由于所学专业的特殊性以及此前军乐训练班招生考试的先例，所以陆军军乐学校在学生入学前也应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方面的考察。由于学生们学成后将直接为国家或军队服务，所以军乐学校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社会中流离失所的青少年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
军乐学校共有两个专业学科，即管乐科与声乐科。管乐科的乐器种类不多，只设有小号、中音号、长号、长笛、黑管等几个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除专业主科管乐演奏外，还开设有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音乐史、钢琴等专业共同课和语文、英语等文化课，学制为3年。除此外还另设有一个号兵班，这是专门为训练部队中的号长与号兵而设立的短期培训班，主要学习军号的吹奏法及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学制为半年到一年。关于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学制等资料，目前学界多是引自洪潘先生的《旧社会军乐回顾》，但洪潘先生所描述的更多是军乐学校的概况，缺乏更为具体、细致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因而我们或许可以参照军乐学校成立前的几次军乐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学制等具体情况。在军乐学校成立前，1934年，第一次制定了军乐训练班的组织大纲、编制表等方案，但未获批准；其后又成功组建了两次军乐训练班，却因时局等原因未能持续下去。尽管前两次的尝试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两次的筹备工作却为军乐学校的开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课程设置等具体教学内容上的方案也必然会对军乐学校有所影响，所以参照1937年军政部军乐训练班学生队学术科分配时间表，可以推测，军乐学校学生的课程时间分配情况也应会有所相似。从分配时问表中可以得知，除晨操外的48节课中，与音乐相关的课程有乐器演奏、军歌、普通乐学、视唱练耳、音乐史，这几门课程也是占比重最大的，共19节课。另外，有20节课的乐器练习时间，以让学生演奏技术得到充分的掌握与提高。在专业理论课程方面，军乐训练班与军乐学校除了开设有基础理论课程乐理、视唱练耳外，还开设有音乐史课程，可见军乐培训在一开始便注重学生对音乐宏观发展的掌握。同军乐训练班相比，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在音乐专业课程上增添了和声、曲式、钢琴等课程，并增添了语文、英语等文化课程。可见，军乐学校在专业教学方面比军乐训练班更为深入与专业化，也更加注重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育。
军乐学校在师资配备上，由于校址和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相邻，所以很多兼职教师聘自国立音乐院分院，如声乐教师有斯义桂、谢绍曾、劳景贤、胡投、何作良；理论教师有张锦鸿、王孝存、胡静翔、常任侠、朱崇志、姜希；管乐教师有洪潘、穆志清、夏之秋、方连生、陶国鑫、李真光；钢琴教师有劳冰心、巫一舟等，其中含有从中华交响乐团聘请的兼职教师。另外，还聘请外籍教师数位，如毕业于皇家音乐院曾任皇家歌剧院首席的潘兴（小号）与莎波莱夫（竖笛）等。从师资配备上便可看出教师阵容之强大，尽管当时处于时局不稳的环境之中，但依旧招聘了如此高水平的教师团队，这为此后学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而为各军乐队培育出了一批军乐人才。
（二）陆军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的关系
在陆军军乐学校成立后不久，按照军政部的命令，洪潘负责组建了一支大型军乐团，即陆军军乐团。这支军乐团的主要成员由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中华交响乐团和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的部分管乐人员组成，并从其他军乐队中抽调了部分水准较高的成员。除此之外，也面向社会招收演奏员，对演奏员的演奏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进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后，乐团的演奏水准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后便开始服务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参加各种礼仪、典礼活动，并在社会上举办音乐会，曾举办的演奏会达百余次。由于陆军军乐团的特殊属性，即主要为国民党军政系统服务，所以乐团团员们在地位与薪金方面享受着当时较高的待遇：“最低的级别为同少尉，最高的是同上校。”薪金也高于一般的军乐队演奏员。由此，也可看出这支军乐队的规格之高、水平之高。
陆军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之间，是否存在着承接关系？虽没有具体的史料可循，但从陆军军乐团成员构成中便可发现，其主要成员是由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中华交响乐团和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的部分管乐人员组成。而原17中队（军乐队）学员正是陆军军乐学校组建时的一部分，因而可以推断出，陆军军乐团中的成员也应包含军乐学校的某些学员。军乐学校与陆军军乐团的负责人又都是洪潘，所以军乐学校与军乐团之间也应会存在着学习借鉴的交流的机会，在军乐团存在的短短四五年之内，曾举办了达百余次，在这较为频繁的演出活动中，也可能会发生人员的替补与流动。尽管没有资料可循，但作某些推测、猜想也是有必要的，以便此后发掘、梳理它们之间的历史脉络。
1947年之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陆军军乐团与陆军军乐学校的地位逐渐下降。军乐团先是改组为军乐教导队，随后并入军乐学校，军乐学校迁往上海后，于1948年改称为特勤学校军乐专修班，最后军乐教导队又变为军乐训练班。至此，陆军军乐团便不复存在，军乐学校也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四、小结
陆军军乐学校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一阶段却是军乐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高潮。它的成立，让军乐教育由混乱、零散的状态走向了更为专业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从陆军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专业主课、公共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一般學习管乐的人士往往更重视娴熟的演奏技术而忽视了专业基础理论的学习，但军乐学校不仅仅注重演奏技术的训练，还开设有专业基础课程与公共文化课程，可见军乐学校的定位不只是单一性的应用型人才，而是以具备较高音乐素养与文化素养的综合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另外，军乐学校与专业音乐院校管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几乎无太大差异，只是存在程度深浅的不同，由此也可体现其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从最初的设想到训练班的组建再到军乐学校的成立，在这一次次的尝试中使军乐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对此后的军乐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军乐学校的建立，其课程设置与陆军军乐学校也有着一致性，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一批军乐人才，服务于各军区军乐队。对民国时期军乐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白区，例如在对军乐学校与军乐团成立的时间断定上，众说纷纭，缺乏切实可考的史料为证；与军乐学校、军乐团相关的详细资料也是寥寥无几，因而，仍有待相关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史料发掘与研究，以还原更为真实、完整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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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康（1997-），男，哈尔滨音乐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