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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战时陪都重庆的书报摊上多了一种新出的文艺月刊，刊名《微波》。版权页上的“编辑者”是微波社，实际上的编者是陈纪滢（1908～1997年）、姚雪垠（1910～1999年）和田仲济（1907～2002年）。
时隔三十年，在台湾的陈纪滢有长文《记姚雪垠》，连载于《传记文学》杂志第四十卷第二、三、四期。他在文中详细地回忆了《微波》创刊的经过：
当时三个人都在重庆。姚雪垠住在上清寺附近的张家花园街三十六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是协会的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生活简单艰苦。田仲济住在中一路靠原《中央日报》的一条巷子内，为某杂志担任一点编务，比较清闲。陈纪滢在《大公报》主编《战线》副刊，因为报纸篇幅有限，文艺性稿件简直无法容纳，成叠成束地堆积案头，令人十分困惑。一次，他们在茶馆闲聊，陈纪滢提议办一个文学性的月刊。陈纪滢说：“雪垠一听，甚为高兴，忙说：‘正是时候！’原来那时重庆仅有一两种刊物存在，姚篷子所编的《抗战文艺》早停了，茅盾的《文艺阵地》在桂林，也不能按期出版，其余仅有文运会出版的《文艺先锋》（张道藩主办），仲济也赞成。雪垠生性明朗，有什么说什么，仲济则老成持重，胸有城府，后来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见。”说到出版经费，陈纪滢表示由他负责。陈说：“那时，大约印一本十六开二百页的刊物，印两千本大约需款七八百元的法币。我那时有两份职务可拿薪水，一份是邮政汇业局中高级职员的薪俸，约法币一千二百元。另外《大公报》每月也给我一份整个职员的薪俸约八百元。（我虽系兼职，但拿专职待遇，且每月有一担米的配给）”他表示：“我豁着把报馆所得花在印刷费上，但稿件则需由你俩支持。”雪垠与仲济都说：“那没问题。”
议定之后，陈纪滢开始筹备：登记，与官方接洽，约定印刷厂承印等。第一期出版，陈纪滢执笔的《编后小记》中说：《微波》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极高的热情，较必远大一点的眼光，抱着最低限度的要求，老老实实，平平稳稳协力催生的文艺新婴”。
杂志为16开本，内文68页，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名家。茅盾的杂文《“无关”与“忘记”》、叶以群的评论《思想·感觉·和艺术创造》、臧克家的诗《你不是孤独的》以及日后成为聂绀弩名作的杂文《我若为王》等，都发表在第一期。
姚雪垠有短篇小说《伴侣》和中篇小说《三年间》（连载）。两篇小说都是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为题材，从人物的变化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前者写当“文化工作变成了装饰品，思想也限制，言论也限制，一切救亡活动全停止，只有腐化堕落不犯法”时，昔日的热血青年思想逆转，唯钱是举；后者让读者看到，极度艰难的生活重担使一个“爱读书，有崇高理想”的女性，与从前大为不同，变成个发财迷，养猪挣钱，一心希望得航空奖券头奖。
田仲济发了《更夫》，另有署名“野”的《贫血病》和署名“邮”的《市侩主义》，共3篇杂文。他的杂文冷峻犀利，风格峭拔。《更夫》构思新巧，寓意深刻。不夜城里，摩天高楼林立，电灯、霓虹灯灿烂，汽车穿梭疾驰，却有敲着梆子的更夫巡行，从而勾勒出一幅荒诞而实在的社会图像。作者指出，这种新和旧的不可调和的现象继续存在，这种社会的光怪陆离、新旧兼容，正是畸形病态的旧中国的特色和病征。
陈纪滢的散文《大鸽主》，占了8个页码。写一个朋友战时家居农村，业余养猪、养鸽，补贴生活，但同行挤兑，捐税盘剥，最后竟遭到劫掠、枪击，恶势力的无孔不入，猖炽血腥，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微波》第一期很受欢迎。第二期原应于10月出版，但拖了4个多月，编者最后校对时已是1945年2月了。第一期的版权页上署编辑者微波社，总发行为建中出版社、文信书局、文聿出版社，第二期改署编辑兼发行者微波社。这一期的小说有陈纪滢的《黄金潮》、田涛的《黑玫瑰》等，但未见《三年间》续载。杂文多达8篇。
第二期出版后，《微波》就停刊了。（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说“四个月内出了三期”，应是误记）停刊的原因，陈纪滢说主要在于经济。他说：刊物订户稀少，“又无广告支援，我把报馆得来的酬金完全贴进去有时还不够。我家里又因孩子众多，且都在上私立学校，开支浩繁，捉襟见肘。同时我又不愿向公家领津贴”。再者，当时的局势是日本失败的命运业已注定，一种胜利的预兆显示在眼前，“人人心浮气动，在迎接凯旋的到来。看书看杂志的人可以说渐渐减少。我为了不堪赔累，雪垠与仲济又无力出钱，于是决定停刊”。1982年，田仲济的说法是：“据我的记忆，第一期编后的存稿是积在姚雪垠处，他既未声称不继续编辑下去，也拖在那里一直不动手，最后由陈纪滢跑到文协将余稿拿了去，出版了第二期。”姚雪垠的“不作为”，看来也是一个原因。
姚雪垠，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抗战时期，以小说《差半车麦秸》而成名。1943年春末，重庆文艺界突然风传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这位进步作家无端地背上了“黑锅”。直到这年秋后，共产党人徐冰把他请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告诉他“特务”问题已经澄清，是因为延安整风期间有人“乱咬”所致。这一波才算过去。而这时，姚雪垠又和别人办起了《微波》。田仲济，山东潍坊人，倾向革命的杂文作家。陈纪滢就不然了。河北安国人的他，早在1923年就有诗作发表。九一八事变中他连续写出的揭露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和伪满真相的报道《东北踏察记》，名震一时。但是，陈纪滢也是公认的国民党在文化艺术界的一位头面人物。再往后，1948年陈纪滢当上了《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1949年8月去台湾。要说抗战国共合作，和陈纪滢联手办刊也属正常，但实际上当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何况姚雪垠又有“特务”的“前科”在身？因而中共党员、作家叶以群已经出面干预了。姚雪垠晚年回忆：“《微波》创刊以后，以群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跟陈纪滢来往。我听了他的劝告，就不干了。后来陈纪滢由人陪着找过我一次，我很冷淡，快中午了也没有留饭，这关系又远了一步。”（许建辉：《姚雪垠传》）当年姚雪垠不会想到1957年“秋后算账”，他依然难逃反右罗网。
《编后小记》说：“这个刊物虽是创刊号却没有发刊词。我们乐意把所有的文章代表我们在发刊词内要讲的一篇大道理，但这里的文章所含示的意义，则不过仅是我们编辑指标的一部分，因为毕竟篇幅太小了。”
刊物的内容彰显了刊物的价值。三十多年后，论者这样肯定《微波》：“这是抗战后期重庆出版的文学刊物。编者抱着‘既不急功，也不愿先做庞大的计划’，只‘埋头做去’的态度，从事文艺园地的耕耘。创作重于评论。散文、杂文和小说居多。小说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了较强的时代感和踏实的作风。‘微言’杂文，针对当时社会或文艺某些颓风加以针砭。除以群侧重理论探讨的论文之外，主要是对国内小说作品的评论。如程帆对徐讦《鬼恋》的批评，臧云远对郁茹《遥远的爱》的赞扬。”（唐沅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时隔三十年，在台湾的陈纪滢有长文《记姚雪垠》，连载于《传记文学》杂志第四十卷第二、三、四期。他在文中详细地回忆了《微波》创刊的经过：
当时三个人都在重庆。姚雪垠住在上清寺附近的张家花园街三十六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是协会的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生活简单艰苦。田仲济住在中一路靠原《中央日报》的一条巷子内，为某杂志担任一点编务，比较清闲。陈纪滢在《大公报》主编《战线》副刊，因为报纸篇幅有限，文艺性稿件简直无法容纳，成叠成束地堆积案头，令人十分困惑。一次，他们在茶馆闲聊，陈纪滢提议办一个文学性的月刊。陈纪滢说：“雪垠一听，甚为高兴，忙说：‘正是时候！’原来那时重庆仅有一两种刊物存在，姚篷子所编的《抗战文艺》早停了，茅盾的《文艺阵地》在桂林，也不能按期出版，其余仅有文运会出版的《文艺先锋》（张道藩主办），仲济也赞成。雪垠生性明朗，有什么说什么，仲济则老成持重，胸有城府，后来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见。”说到出版经费，陈纪滢表示由他负责。陈说：“那时，大约印一本十六开二百页的刊物，印两千本大约需款七八百元的法币。我那时有两份职务可拿薪水，一份是邮政汇业局中高级职员的薪俸，约法币一千二百元。另外《大公报》每月也给我一份整个职员的薪俸约八百元。（我虽系兼职，但拿专职待遇，且每月有一担米的配给）”他表示：“我豁着把报馆所得花在印刷费上，但稿件则需由你俩支持。”雪垠与仲济都说：“那没问题。”
议定之后，陈纪滢开始筹备：登记，与官方接洽，约定印刷厂承印等。第一期出版，陈纪滢执笔的《编后小记》中说：《微波》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极高的热情，较必远大一点的眼光，抱着最低限度的要求，老老实实，平平稳稳协力催生的文艺新婴”。
杂志为16开本，内文68页，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名家。茅盾的杂文《“无关”与“忘记”》、叶以群的评论《思想·感觉·和艺术创造》、臧克家的诗《你不是孤独的》以及日后成为聂绀弩名作的杂文《我若为王》等，都发表在第一期。
姚雪垠有短篇小说《伴侣》和中篇小说《三年间》（连载）。两篇小说都是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为题材，从人物的变化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前者写当“文化工作变成了装饰品，思想也限制，言论也限制，一切救亡活动全停止，只有腐化堕落不犯法”时，昔日的热血青年思想逆转，唯钱是举；后者让读者看到，极度艰难的生活重担使一个“爱读书，有崇高理想”的女性，与从前大为不同，变成个发财迷，养猪挣钱，一心希望得航空奖券头奖。
田仲济发了《更夫》，另有署名“野”的《贫血病》和署名“邮”的《市侩主义》，共3篇杂文。他的杂文冷峻犀利，风格峭拔。《更夫》构思新巧，寓意深刻。不夜城里，摩天高楼林立，电灯、霓虹灯灿烂，汽车穿梭疾驰，却有敲着梆子的更夫巡行，从而勾勒出一幅荒诞而实在的社会图像。作者指出，这种新和旧的不可调和的现象继续存在，这种社会的光怪陆离、新旧兼容，正是畸形病态的旧中国的特色和病征。
陈纪滢的散文《大鸽主》，占了8个页码。写一个朋友战时家居农村，业余养猪、养鸽，补贴生活，但同行挤兑，捐税盘剥，最后竟遭到劫掠、枪击，恶势力的无孔不入，猖炽血腥，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微波》第一期很受欢迎。第二期原应于10月出版，但拖了4个多月，编者最后校对时已是1945年2月了。第一期的版权页上署编辑者微波社，总发行为建中出版社、文信书局、文聿出版社，第二期改署编辑兼发行者微波社。这一期的小说有陈纪滢的《黄金潮》、田涛的《黑玫瑰》等，但未见《三年间》续载。杂文多达8篇。
第二期出版后，《微波》就停刊了。（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说“四个月内出了三期”，应是误记）停刊的原因，陈纪滢说主要在于经济。他说：刊物订户稀少，“又无广告支援，我把报馆得来的酬金完全贴进去有时还不够。我家里又因孩子众多，且都在上私立学校，开支浩繁，捉襟见肘。同时我又不愿向公家领津贴”。再者，当时的局势是日本失败的命运业已注定，一种胜利的预兆显示在眼前，“人人心浮气动，在迎接凯旋的到来。看书看杂志的人可以说渐渐减少。我为了不堪赔累，雪垠与仲济又无力出钱，于是决定停刊”。1982年，田仲济的说法是：“据我的记忆，第一期编后的存稿是积在姚雪垠处，他既未声称不继续编辑下去，也拖在那里一直不动手，最后由陈纪滢跑到文协将余稿拿了去，出版了第二期。”姚雪垠的“不作为”，看来也是一个原因。
姚雪垠，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抗战时期，以小说《差半车麦秸》而成名。1943年春末，重庆文艺界突然风传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这位进步作家无端地背上了“黑锅”。直到这年秋后，共产党人徐冰把他请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告诉他“特务”问题已经澄清，是因为延安整风期间有人“乱咬”所致。这一波才算过去。而这时，姚雪垠又和别人办起了《微波》。田仲济，山东潍坊人，倾向革命的杂文作家。陈纪滢就不然了。河北安国人的他，早在1923年就有诗作发表。九一八事变中他连续写出的揭露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和伪满真相的报道《东北踏察记》，名震一时。但是，陈纪滢也是公认的国民党在文化艺术界的一位头面人物。再往后，1948年陈纪滢当上了《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1949年8月去台湾。要说抗战国共合作，和陈纪滢联手办刊也属正常，但实际上当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何况姚雪垠又有“特务”的“前科”在身？因而中共党员、作家叶以群已经出面干预了。姚雪垠晚年回忆：“《微波》创刊以后，以群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跟陈纪滢来往。我听了他的劝告，就不干了。后来陈纪滢由人陪着找过我一次，我很冷淡，快中午了也没有留饭，这关系又远了一步。”（许建辉：《姚雪垠传》）当年姚雪垠不会想到1957年“秋后算账”，他依然难逃反右罗网。
《编后小记》说：“这个刊物虽是创刊号却没有发刊词。我们乐意把所有的文章代表我们在发刊词内要讲的一篇大道理，但这里的文章所含示的意义，则不过仅是我们编辑指标的一部分，因为毕竟篇幅太小了。”
刊物的内容彰显了刊物的价值。三十多年后，论者这样肯定《微波》：“这是抗战后期重庆出版的文学刊物。编者抱着‘既不急功，也不愿先做庞大的计划’，只‘埋头做去’的态度，从事文艺园地的耕耘。创作重于评论。散文、杂文和小说居多。小说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了较强的时代感和踏实的作风。‘微言’杂文，针对当时社会或文艺某些颓风加以针砭。除以群侧重理论探讨的论文之外，主要是对国内小说作品的评论。如程帆对徐讦《鬼恋》的批评，臧云远对郁茹《遥远的爱》的赞扬。”（唐沅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