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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有一句成语，叫作“卸磨杀驴”，其实是一则很精彩的寓言。凡谚语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动、意义典型以及富含哲理、言简意赅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过河拆桥”本来是很损的了，现在，小毛驴卖了力气将粮食磨好以后，还得把命搭上。可见，这个小毛驴的主人没良心到了极点。这个宰驴的人，第一狠毒，第二残忍，第三背信弃义。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对此深有体会，当他在云梦被汉高祖刘邦抓起来问罪的时候，他没说“卸磨杀驴”，而是说了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类的话。据考证，驴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的家畜，还未普遍役使，所以这位受过胯下之辱的将军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刘邦立国，张良、萧何、韩信最有功劳，韩信的战功甚至更显赫些，所以封为楚王。他在巡行县邑时，时常带着前呼后拥的甲兵。有人向刘邦密告，说他存谋反之心。刘邦一想他不但善战，还有实力，更有地盘，为防激则生变，接受间谍头子陈平的建议，假作天子巡狩，会诸侯，放一个烟幕弹，趁此机会把他擒获，缚在囚车里押回咸阳。韩信没料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半点旧情不念，于是这个阶下囚扼腕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句话虽然不如“卸磨杀驴”精练简洁，但可以想象，韩信说这话时一定很气愤，也一定很懊悔。气愤的是刘邦的手段透着卑劣。其实韩信不了解，封建社会里的开国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对使用流氓手段来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懊悔的是当初不该不听蒯通的话，如果自立门户，刘邦也许坐不成江山，说不定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韩信说的“果如人言”的那个谋士，是这句话的最早创意者。当楚汉相争未定局时，他曾经跑去向韩信进言，建议韩信“叁分天下，鼎足而居”，还引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被弃绝的例子，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道理。韩信的牢骚，由此延伸发展而来。
韩信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刘邦的对手。别看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在官场上就常有败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未必不想称王成霸，可他对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以乡利背义乎！”
他曾经批判过项羽的“妇人之仁”，结果他自己却感情用事。政治家在决策时，要是掺进了私人因素，无有不败的。掺得越多，败得越惨。韩信作为一条汉子，绝对够格；作为一个朋友，天下难寻。但他不知道刘邦为了维护政权，从一开始对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要不是韩信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刘邦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是未定之数。但一旦坐稳江山，就要收拾这些元勋了，也不惦念往昔为他拉磨的历史了。不仅仅刘邦如此，封建社会里很多皇帝，立国以后都按照卸磨杀驴的原则，无情地对待当年共生死的战友、打江山的伙计、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舍命相随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称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皇帝眼中认为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不值得羡慕的。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刘睦薨。这位分封的诸侯王刘睦，就是个比韩信要聪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汉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处在脆弱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始终保持清醒，不敢有丝毫令汉明帝生疑的表现，于是总算得了一个善终。
刘睦所以这样一生“智虑畏慎”，因为他不过是皇弟，按祖宗规矩，“非刘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块土地为北海王，不过是沾了血统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欢你，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除国”。让你卷铺盖滚蛋，这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让你仰药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赐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后说：“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为什么刘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说的向皇帝汇报，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呢？很简单，正因为他明白，他有“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的名声，对汉明帝来说，他不怕你堕落，而怕你有为。统治者最怕的是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包括潜在的威胁。所以，韩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刘睦那样的“智虑畏慎”。
韩信觉得身上的征尘、胸前的勋章、赫赫的战功、彪炳的资历以及与刘邦起事时的交往，是一份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本钱。其实错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可以随便“予取予夺”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钱，也没有他可以杀你的本钱厉害。结果，他因被告与陈豨谋反，被吕后骗至长乐宫斩杀，并被诛灭三族。刘邦“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个“喜”，证明刘邦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怜”的样子，也是猫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刘邦还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开国之君，恐怕要数朱元璋了。他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做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太过分了。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李世民正式即位后，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居功自傲，不但有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象，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但唐太宗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刘邦和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晓喻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
“过河拆桥”本来是很损的了，现在，小毛驴卖了力气将粮食磨好以后，还得把命搭上。可见，这个小毛驴的主人没良心到了极点。这个宰驴的人，第一狠毒，第二残忍，第三背信弃义。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对此深有体会，当他在云梦被汉高祖刘邦抓起来问罪的时候，他没说“卸磨杀驴”，而是说了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类的话。据考证，驴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的家畜，还未普遍役使，所以这位受过胯下之辱的将军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刘邦立国，张良、萧何、韩信最有功劳，韩信的战功甚至更显赫些，所以封为楚王。他在巡行县邑时，时常带着前呼后拥的甲兵。有人向刘邦密告，说他存谋反之心。刘邦一想他不但善战，还有实力，更有地盘，为防激则生变，接受间谍头子陈平的建议，假作天子巡狩，会诸侯，放一个烟幕弹，趁此机会把他擒获，缚在囚车里押回咸阳。韩信没料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半点旧情不念，于是这个阶下囚扼腕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句话虽然不如“卸磨杀驴”精练简洁，但可以想象，韩信说这话时一定很气愤，也一定很懊悔。气愤的是刘邦的手段透着卑劣。其实韩信不了解，封建社会里的开国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对使用流氓手段来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懊悔的是当初不该不听蒯通的话，如果自立门户，刘邦也许坐不成江山，说不定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韩信说的“果如人言”的那个谋士，是这句话的最早创意者。当楚汉相争未定局时，他曾经跑去向韩信进言，建议韩信“叁分天下，鼎足而居”，还引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被弃绝的例子，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道理。韩信的牢骚，由此延伸发展而来。
韩信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刘邦的对手。别看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在官场上就常有败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未必不想称王成霸，可他对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以乡利背义乎！”
他曾经批判过项羽的“妇人之仁”，结果他自己却感情用事。政治家在决策时，要是掺进了私人因素，无有不败的。掺得越多，败得越惨。韩信作为一条汉子，绝对够格；作为一个朋友，天下难寻。但他不知道刘邦为了维护政权，从一开始对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要不是韩信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刘邦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是未定之数。但一旦坐稳江山，就要收拾这些元勋了，也不惦念往昔为他拉磨的历史了。不仅仅刘邦如此，封建社会里很多皇帝，立国以后都按照卸磨杀驴的原则，无情地对待当年共生死的战友、打江山的伙计、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舍命相随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称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皇帝眼中认为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不值得羡慕的。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刘睦薨。这位分封的诸侯王刘睦，就是个比韩信要聪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汉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处在脆弱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始终保持清醒，不敢有丝毫令汉明帝生疑的表现，于是总算得了一个善终。
刘睦所以这样一生“智虑畏慎”，因为他不过是皇弟，按祖宗规矩，“非刘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块土地为北海王，不过是沾了血统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欢你，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除国”。让你卷铺盖滚蛋，这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让你仰药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赐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后说：“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为什么刘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说的向皇帝汇报，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呢？很简单，正因为他明白，他有“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的名声，对汉明帝来说，他不怕你堕落，而怕你有为。统治者最怕的是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包括潜在的威胁。所以，韩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刘睦那样的“智虑畏慎”。
韩信觉得身上的征尘、胸前的勋章、赫赫的战功、彪炳的资历以及与刘邦起事时的交往，是一份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本钱。其实错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可以随便“予取予夺”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钱，也没有他可以杀你的本钱厉害。结果，他因被告与陈豨谋反，被吕后骗至长乐宫斩杀，并被诛灭三族。刘邦“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个“喜”，证明刘邦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怜”的样子，也是猫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刘邦还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开国之君，恐怕要数朱元璋了。他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做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太过分了。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李世民正式即位后，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居功自傲，不但有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象，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但唐太宗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刘邦和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晓喻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