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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画家是以工笔写实的风格对花鸟画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而元代画家则是以重意轻形的毕生追求完成了对花乌画“大象无形”的拓展。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最根本取决于这一阶段的图式风格，这其中包括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个性、气质、情感等，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必须建立在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元代画家在宋元交替不到百年的时间段里发挥着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用笔墨表述自然。这就为后来的明清后世的水墨写意画建立了典型的范式，为后世绘画的鼎盛局面作出了必要的铺垫。
[关键词]元代；图式；花鸟画；立象
一、成为由唐宋的工笔形态转化为水墨写意的先导
在整个绘画发展史中唐、宋、元是绘画发展繁盛时期。绘画发展至唐宋时期画风空前兴盛起来，工笔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不可或缺的一科，在设色上工致华丽，在造型上严谨不拘，达到了中国画史上前无古人的高度，为宋以后的各个朝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至元代，社会背景发生巨变之后，文人士子地位低下，在文人画理论思想影响下，率性自然又讲求笔墨心性的写意花乌画逐渐取代了工致富丽的工笔重彩的主体位置。
唐宋时期画家是以工笔写实的风格对花鸟画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而元代画家则是以重意轻形的毕生追求完成了对花鸟画“大象无形”的拓展。假如唐宋花鸟画像诗一样充溢庄严肃穆的现实美，那么元代的花鸟画则是如元曲一般洋溢着自由洒脱的理想美。“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它永远处于一种发展、变化的动态中。”花鸟画的发展虽然不像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却也不是偶然盲目的游戏行为，自然遵循着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变。唐宋花鸟画注重物象外形但没有忽略内在诗意的表现：元代花乌画即使偏重内在抒情，却也没有抛弃外在形象的塑造。从艺术的整体角度而言，它们只是花乌画演变中表现出来的侧重点各异，不能以高下优劣来评论，因为这是中国传统花乌画发展的必然规律。唐宋花乌画工笔写实的成就是基于细心的观察与高超的技法修养，也可以说是客观观察物象的结果，那么元代花鸟画的写意的成功则是绘画者修身养性以“观物”的必然。必须要说明的是唐宋时期画家是以工笔写实的风格对花乌画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而元代画家则是以重意轻形的毕生追求完成了对花乌画“大象无形”的拓展，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唐宋画家在绘画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对物象的物理属性进行精雕细刻，譬如质感、色泽等，有较强的笔墨依附性，笔墨仅为造型服务；元代画家则更偏重于笔墨情韵之美，在构图与描绘当中更注重探索出布局与笔墨能够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美。元代画家偏重布局与笔墨形式而非绝对的只看重形式，而是“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
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最根本取决于这一阶段的图式风格，这其中包括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个性、气质、情感等，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必须建立在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只有通过具有可视性的画面形象和图式结构，能够从中找到那些不可视的深层内涵。唐宋时期画院兴盛，花乌画十分普及，题材选择范围也非常宽广。根据文献记载，题材上花卉枝木就达数百种之多，还有“羽虫三百六十余种”，飞禽走兽还未列入其中，由此可见在题材选择上非常丰富甚至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时候花鸟画图式中的取材范围已经大致确定下来了。此后随着水墨的兴起，文人画逐渐兴盛，墨梅墨竹等相继成为了文人士子们墨戏的对象，日渐出现了“五清”“五友”“四君子”等命名程式化的图式。这类图式的绘画在题材上缩减到了少数几种，这是文人画墨戏的结果，但却开启了元代由唐宋的工笔写实形态转向水墨写意的先导。
二、直接影响明清后世的绘画，建构典型范式
元代花鸟画图式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对笔墨技法探索的趋向。这一时代的花乌画“以逸笔草草、线条简疏为特征的清淡水墨写意之作，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图式倾向。”元代画家中如陈琳、李衙、钱选、吴镇、王冕、顾安、倪瓒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花乌画家，都在宋元交替不到百年的时间段里发挥着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用笔墨表述自然。这就为后来的明清后世的水墨写意画建立了典型的范式，为后世绘画的鼎盛局面作出了必要的铺垫。
花鸟画发展到明清时期，明代的沈周、陈淳、唐寅，不管是在用墨、用笔、用水上，都要比元代成熟许多。其中特别要提出的一位画家徐渭，他用水墨作花卉，用笔挥写恣意、墨色痛快淋漓，笔法豪迈奔放，画面自然天成，创造了水墨大写意一类的花鸟画图式。发展到清代，这一时代的郑燮、石涛、金农、朱耷、黄慎、赵之谦、吴昌硕，紧随其后的齐白石、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等国画大师，认真从各个方面汲取营养，将自己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丰富大写意的笔墨技法的同时，进而将水墨花乌画的图式种类与品格推至了一个趋近于完美而又无穷尽的境地。
花鸟画图式的构成，其实已经囊括了美术门类的一切形式特征。图式建构考虑的是“画什么”“怎样画”，并不直接涉及物象的思想含量与表意内容，对花乌画图式的判断一般是看画法上是不是传统笔墨，视觉方式上是不是近景远景，题材上是不是鱼虫花乌，所以图式是建构在概括的、规律的与一般的基础之上，这才是花乌画的共性显示。因此，花乌画图式必然遵循着“约定俗成”的范式，受传统与文化的制约。
从元代花鸟画发展至今的历史中我们经过仔细观察与揣摩就会发现，图式创造中不管在题材上、角度或技法上，经历了千百年的筛选、淘汰、补充与积淀，在发展中就早已经形成了一套传统模式与发展定式，并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图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图式的丰富性。花鸟画在发展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即图式愈加完整、稳定、丰富、强烈，就愈加成为成熟的程式，树立起典型的范式，对明清后世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语
尺幅之内，万般变化。花乌画经历了宋代的高峰期，到了元代无论是在图式结构或是物象表现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这里无论是折枝或全景，抑或是卷轴式，都以元代特有的时代特征“标新立异”，在其嬗变过程中继承了唐宋的工笔写意的形态，成为了花乌画中水墨写意的先导，并对明清乃至今日建构起了典型的范式。
[关键词]元代；图式；花鸟画；立象
一、成为由唐宋的工笔形态转化为水墨写意的先导
在整个绘画发展史中唐、宋、元是绘画发展繁盛时期。绘画发展至唐宋时期画风空前兴盛起来，工笔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不可或缺的一科，在设色上工致华丽，在造型上严谨不拘，达到了中国画史上前无古人的高度，为宋以后的各个朝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至元代，社会背景发生巨变之后，文人士子地位低下，在文人画理论思想影响下，率性自然又讲求笔墨心性的写意花乌画逐渐取代了工致富丽的工笔重彩的主体位置。
唐宋时期画家是以工笔写实的风格对花鸟画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而元代画家则是以重意轻形的毕生追求完成了对花鸟画“大象无形”的拓展。假如唐宋花鸟画像诗一样充溢庄严肃穆的现实美，那么元代的花鸟画则是如元曲一般洋溢着自由洒脱的理想美。“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它永远处于一种发展、变化的动态中。”花鸟画的发展虽然不像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却也不是偶然盲目的游戏行为，自然遵循着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变。唐宋花鸟画注重物象外形但没有忽略内在诗意的表现：元代花乌画即使偏重内在抒情，却也没有抛弃外在形象的塑造。从艺术的整体角度而言，它们只是花乌画演变中表现出来的侧重点各异，不能以高下优劣来评论，因为这是中国传统花乌画发展的必然规律。唐宋花乌画工笔写实的成就是基于细心的观察与高超的技法修养，也可以说是客观观察物象的结果，那么元代花鸟画的写意的成功则是绘画者修身养性以“观物”的必然。必须要说明的是唐宋时期画家是以工笔写实的风格对花乌画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而元代画家则是以重意轻形的毕生追求完成了对花乌画“大象无形”的拓展，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唐宋画家在绘画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对物象的物理属性进行精雕细刻，譬如质感、色泽等，有较强的笔墨依附性，笔墨仅为造型服务；元代画家则更偏重于笔墨情韵之美，在构图与描绘当中更注重探索出布局与笔墨能够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美。元代画家偏重布局与笔墨形式而非绝对的只看重形式，而是“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
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最根本取决于这一阶段的图式风格，这其中包括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个性、气质、情感等，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必须建立在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只有通过具有可视性的画面形象和图式结构，能够从中找到那些不可视的深层内涵。唐宋时期画院兴盛，花乌画十分普及，题材选择范围也非常宽广。根据文献记载，题材上花卉枝木就达数百种之多，还有“羽虫三百六十余种”，飞禽走兽还未列入其中，由此可见在题材选择上非常丰富甚至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时候花鸟画图式中的取材范围已经大致确定下来了。此后随着水墨的兴起，文人画逐渐兴盛，墨梅墨竹等相继成为了文人士子们墨戏的对象，日渐出现了“五清”“五友”“四君子”等命名程式化的图式。这类图式的绘画在题材上缩减到了少数几种，这是文人画墨戏的结果，但却开启了元代由唐宋的工笔写实形态转向水墨写意的先导。
二、直接影响明清后世的绘画，建构典型范式
元代花鸟画图式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对笔墨技法探索的趋向。这一时代的花乌画“以逸笔草草、线条简疏为特征的清淡水墨写意之作，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图式倾向。”元代画家中如陈琳、李衙、钱选、吴镇、王冕、顾安、倪瓒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花乌画家，都在宋元交替不到百年的时间段里发挥着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用笔墨表述自然。这就为后来的明清后世的水墨写意画建立了典型的范式，为后世绘画的鼎盛局面作出了必要的铺垫。
花鸟画发展到明清时期，明代的沈周、陈淳、唐寅，不管是在用墨、用笔、用水上，都要比元代成熟许多。其中特别要提出的一位画家徐渭，他用水墨作花卉，用笔挥写恣意、墨色痛快淋漓，笔法豪迈奔放，画面自然天成，创造了水墨大写意一类的花鸟画图式。发展到清代，这一时代的郑燮、石涛、金农、朱耷、黄慎、赵之谦、吴昌硕，紧随其后的齐白石、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等国画大师，认真从各个方面汲取营养，将自己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丰富大写意的笔墨技法的同时，进而将水墨花乌画的图式种类与品格推至了一个趋近于完美而又无穷尽的境地。
花鸟画图式的构成，其实已经囊括了美术门类的一切形式特征。图式建构考虑的是“画什么”“怎样画”，并不直接涉及物象的思想含量与表意内容，对花乌画图式的判断一般是看画法上是不是传统笔墨，视觉方式上是不是近景远景，题材上是不是鱼虫花乌，所以图式是建构在概括的、规律的与一般的基础之上，这才是花乌画的共性显示。因此，花乌画图式必然遵循着“约定俗成”的范式，受传统与文化的制约。
从元代花鸟画发展至今的历史中我们经过仔细观察与揣摩就会发现，图式创造中不管在题材上、角度或技法上，经历了千百年的筛选、淘汰、补充与积淀，在发展中就早已经形成了一套传统模式与发展定式，并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图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图式的丰富性。花鸟画在发展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即图式愈加完整、稳定、丰富、强烈，就愈加成为成熟的程式，树立起典型的范式，对明清后世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语
尺幅之内，万般变化。花乌画经历了宋代的高峰期，到了元代无论是在图式结构或是物象表现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这里无论是折枝或全景，抑或是卷轴式，都以元代特有的时代特征“标新立异”，在其嬗变过程中继承了唐宋的工笔写意的形态，成为了花乌画中水墨写意的先导，并对明清乃至今日建构起了典型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