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山西汾阳和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一样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汾酒，另一样是贾科长拍的电影。可当我后来读到费正清写的《中国回忆录》，以及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营造学社撰写的《晋汾古建预查纪略》，却发现西北小城北麓一个叫作峪道河的小村镇，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竟然会聚起从事美中宗教文化交流的众多名人，并牵连出诸多不寻常的往事。

　　“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白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才闲下来，只留给过路人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
　　在发布于次年（1935年）的论文开头，林徽因介绍了峪道河的磨坊历史。我的峪道河之旅，也是从寻找磨坊开始的。因为先入为主的美文，进入峪道河的体验十分难堪。从汾酒大道拐入山道的入口，杂乱地分布着剔尖馆、五金店等。一路上坑坑洼洼，岸堤上冬天残留的发黄杂草和干涸的河道上疯长的绿意形成鲜明对比，有些地方已经长成小树。下游的河道里，没有一滴水。有人告诉我，神泉水在上游被截留，都送到汾阳城里做酒去了。
　　问了好几个老人，发现他们还在用磨坊的编号叫自己的村子，这里是“二盘”，那里是“六盘”。大多数上岁数的老人还有去河边磨面的记忆，夸赞那样磨出来的面粉好吃。崖头村70多岁的老人赵金梅告诉我，她记得那些“宣教的洋人”来了之后，给当地人带来了西红柿的种子。那是她第一次吃到西红柿。
　　其实，最先在峪道河聚集的，就是来自美国基督公理会的传教士。费正清夫妇向梁思成夫妇发出邀请，其实也是因为认识了受人尊重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恒慕义博士。因回国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首位主任，博士将他多年来居住的一座石头磨坊借给费正清夫妇消夏。

　　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的文章，报道了一位即将参加上海书展的美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派依和她基于早年祖父祖母在中国山西的生活经历写就的新小说《红凤凰之梦》。“我的祖父裴万铎（Watts O.Pye）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最早返回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山西，他监督修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医院、一座图书馆，还修路来运送赈济饥荒的物资。”文章的开头写道。
　　汾阳地处汾河平原与吕梁山脉的交会处，自古有“秦晋旱码头”之称，教会因此选择把汾阳作为据点，再到周边区县去发展新的教区。在依依女士个人网站家庭相册一栏，一张老照片展示了裴万铎先生在传教的旅途中，坐在行李马鞍架上看书的场景，他的身边站着几个中国仆人，背后是典型的西北黄土荒原。
　　另一张照片里，他的两个孩子戴着木髓头盔在树上嬉戏，背后是玲珑塔形状的中式砖楼。这名峪道河出生的男孩——依依的父亲——在坚毅的母亲和另一位美国传教士钱闺德（Gertrude Chaney）的抚养下，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白鲁恂先生。但女孩美瑞不幸夭折，山西作家韩石山在《寻访林徽因》一文里记录了这一事件。“裴万铎把女儿1500美元的教育费捐出来，当时从各地来参加峪道河夏令会的传教士亦捐资立碑，镌刻《美瑞亭记》。”
　　水泉村，在问了无数个老人无果后，一位独自坐在河边的八旬老人指了指河边几栋普通的民居跟我说：“听我父亲说，那里过去就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很大的磨坊。那里还有一所亭子，叫什么美瑞亭。” 　　后来离开汾阳，我在吕梁市的官网上查到了裴牧师和女儿的墓地，他們被葬在不远的一个村子。在汾阳中学里，还存有他住过的一栋别墅。让人为之羞愧的是，文字里通篇没有提到裴牧师的名字，只以牧师称之。
　　白鲁恂出生的第二年（1921年），在这所恒慕义先生一手创办的铭义中学（汾阳中学前身）里呱呱坠地的，是恒先生自己的儿子。因为仰慕宋朝的王安石，他给孩子取名恒安石。这位汾阳男孩长大后当了著名外交官，是中美建交之后的第二任大使。贾樟柯在《民国还在，在汾阳那样的小县城里》里，分享了自己1980年代的青春记忆：“这个教会建造了我读书的那个汾阳中学，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很奇怪，一直保持了过圣诞节的习惯。我上高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年学校大扫除，食堂开始改善生活，说是驻华美国大使恒安石要回到学校，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就说在民国年间，恒安石父亲在学校教英语，传说他会说中文，但是说的是汾阳话。”
　　因为疫情防控规定，我没能进入汾阳中学，但我进入了峪道河中学，在那里面，我看到了和汾阳中学里的别墅一样风格的西洋建筑——一栋属于西北军将领高桂滋的避暑公馆，现在成了理化实验室。在一群苏式学校建筑的映衬下，这栋米黄色“洋楼”特别显眼，尤其是那十几根爱奥尼奥柱。听学校的保安说，这栋房子冯玉祥将军被蒋介石羁留在山西时曾经住过。后来，孝顺的冯将军看上了峪道河的风水，把去世多年的父母的坟墓，由安徽老家迁到附近的赵庄重新安葬，且立了牌楼。
　　在赵庄附近，我终于找到了过去磨坊的一处遗址。这里属于神泉的上游，河道里终于能看见淙淙流水，岸边白杨密布。如果把周遭拾掇一下，如果水流能大一点，如果再有一个水流推动的大木笼子，此处会是接近我们对当年九十九盘水磨想象的所在。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磨坊，中轴线上残留的红色石磨一看就是水磨石，因为其厚度是一般驴磨石的两到三倍。大部分房屋已经倒塌，但地上残存着南北流向的水槽。在磨坊的不远处，有一排被废弃的窑洞。
　　《晋汾古建预查纪略》里提到的几处峪道河古建都在赵庄附近，除了关帝庙因为在学校内被保留了下来，堪称“山西南部小庙宇代表作”的龙天庙和实际寺都已经踪影全无。山脚下“规模宏大”的大相村崇胜寺、杏花村的国宁寺也都已经灰飞烟灭，唯独灵岩寺的琉璃塔还在。梁林二人在灵岩寺考察时，还有几尊精致的明代铁佛在地上，如今也早已没了踪影。据说是被化成铁水变成子弹，射向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这些铁佛，倒不会被历史遗忘。当时林徽因仰头与铁佛对视的动人瞬间，被梁思成用随身携带的徕卡相机抓拍了下来，成了众人皆知的一张照片。

　　朱英豪
　　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学专业，
　　前媒体人，现为自由摄影师，旅行专栏作者。
　　曾多次探访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各个摄影节展出;现专注于旅行中的跨文化、亚文化、中外交通史、中东艺术及食物文化。
　　铁佛变子弹的故事，多少让我想起依依在追忆祖母的一篇文章《一个在中国的孤独女人》里，讲述的这位勇敢的美国遗孀两次化险为夷的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7年的夏天，当时小白鲁恂还在她身边。一群身穿卡其色军装、手持步枪的日本士兵冲进这位美国寡妇的前院，结果她顺手抄起一把扫帚，竟然把人家给扫地出门。第二次遇险，是多年后的一个深夜，当地的土匪在抢劫完附近的传教士磨坊后，来到她家院子里。穿着睡衣的祖母不慌不忙，围上一条披肩，在月色中走到庭院中间，毫无惧色地大声呵斥那些人的行径是十分错误，而且应该被人唾弃的。蒙面匪徒们估计是被这个会说汾阳话的白人女子吓蒙了，他们调转马头，灰溜溜地逃离了峪道河。
　　依依最后说，祖母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得不回到美国，但她回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寄托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了。只有在充满了危险和挑战的战乱中国，她才能找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体会到生命的价值。除了她父亲，身边的亲戚朋友并不能很好理解她，没有意识到她身上的英雄主义。她因扫帚而精彩，最后也凋零于扫帚——那些勉为其难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