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飞并不是传统认知里的“反派脸”，他演过的角色中，正面人物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反面人物。在《扫黑风暴》剧组里，从外形到过往履历，似乎都有比他更“理所应当”饰演头号反派的人。然而，随着剧集热播，王志飞饰演的高明远将深藏不露的阴鸷、贪婪与野心诠释得浑然天成，他的手势、抬眸、微笑被一帧帧截图、解读，俨然已成为新一代“反派教科书”。
　　早在10岁那年，王志飞就树立起了成为演员的理想。离家3站地的电影院和音乐老师编写的儿童剧是他表演艺术的启蒙。后来，他如愿进入戏剧院校，成为话剧演员，步入影视行业，直至今日，已经塑造了上百个角色。这些年，王志飞吃过苦、拿过奖，也感受过为一个角色毫无保留将自己全部掏出的淋漓酣暢。
　　9月9日，王志飞与《环球人物》记者聊起他与表演艺术结缘的这些年。以下是他的自述。

表演应该像国画

　　《扫黑风暴》结尾的庭审上，高明远回头看了李成阳（孙红雷饰）一眼。演这段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对高明远而言，整个审判庭里其他人都跟自己无关了，唯独心里还对李成阳不服气，而这时李成阳就站在旁听席后排，因此就有了这个回眸。
　　饰演一个角色，需要根据剧本和导演对人物设定的要求，去寻找他的行为动机和脉络。从高明远的角度上来讲，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社会前进、百姓安居乐业的障碍，说好听点，他自我标榜是为了绿藤市的发展。在实现这种“宏大目标”的过程当中，我干掉一两个障碍怎么不可以？妨碍我发展的、妨碍绿藤市发展的，我就要把他踢开。这个思想基础支撑着高明远，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法跟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通过塑造高明远来诠释扫黑除恶的必要性，提示观众要保有警惕。
　　高明远这种城府如此之深的黑恶人物，他之所以能走到现在的位置，靠的绝不仅是打打杀杀，他的狠并不表现在吆三喝四上。他有凶残的一面，也有隐忍的一面。从表演上来讲，含蓄是很重要的，应该像国画一样，讲究留白和意境。如果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把情绪一泻千里，观众可能会瞬间被吓到或者震撼到，但是没有回味的余地。让观众像欣赏一幅画一样，在留白之处体悟这个人物的思想根源，进行反复回味，甚至产生与自身生活相关的联想，观众才能参与到创作的过程中来，而不是在一时的冲击过后，又马上恢复到一个旁观者的状态。

　　现在很多观众习惯一边吃饭、刷手机，一边看电视剧，甚至只是放着电视剧当背景音。演员的任务就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把观众从那样的状态中拉出来——当他把瓜子送到嘴边的时候，会因为你的表演而下意识地停住，呆呆地看着你在演绎的故事;可能他刚开始往沙发上一躺，偶尔抬头看一眼，一会儿没准还打算睡两分钟，但他看了5分钟后就坐直了，15分钟以后已经开始往电视跟前凑了。这个探身过程就是观众参与创作和互动的过程，他不光是关心你演绎的故事，还联想到了自己的过往和这个故事的联结，逐渐被吸引、沉浸其中甚至欲罢不能，这是演员的追求。
　　拍《扫黑风暴》的时候，跟对手演员对台词、走戏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加倍提起精神去感受对方的想法，接纳导演的要求，然后用最快的反应来配合，也就是所谓的给予接受、刺激反刺激。有一场戏是高明远约李成阳喝茶，两人不停“打机锋”，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这场戏最后，李成阳站起身要离开时，突然掏出手机拍高明远，这段就是孙红雷即兴设计的。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这是很有时代特色、很接地气的一个举动，我就要配合他，瞬间给予他反刺激。这是由内而外的自然反应，演员要演得舒服了，等到观众看的时候才能有同样的感受。

觉醒时刻

　　演员这个行当，需要一个不断摸索、积累，然后觉醒的过程。每个人觉醒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进入剧组半年就觉醒了，有些人可能30年也等不来自己的觉醒时刻。
　　我第一次拍戏是尹力导演的《好爸爸坏爸爸》，那时候还没毕业，不知道电视剧的现场创作是什么，所以不管有没有我的戏份，我都在现场泡着，坐在一边琢磨：导演为什么这么拍？演员为什么这么演？这个镜头的表现力是什么？时间长了，我又开始关注表演以外的东西，比如不同角度的打光会对人物的表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自己想不通的就去请教别人。
　　这样的琢磨贯穿了我的整个表演成长过程，也慢慢有了效果。我会下意识地明白机器摆在不同地方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景别，知道了剪接点在哪儿，在哪个位置、哪句台词的时候会用哪个机位，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演去配合、去展现这个人物。
　　这些积累在1993年拍《相约》的时候得到了回馈。在和演员们不断商量、不断探讨的创作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了表演大概是什么样的，劲儿应该怎么使，也开始在拍摄现场得到认可。在那之前，我总感觉浑身是劲，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用、用到哪种程度。 　　其实那时候还是懵懵懂懂，有一种朦胧的天亮的感觉。真正觉得太阳升起来了，是在拍《突出重围》的时候。那是个当代军事题材的故事，我饰演的唐龙，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男五号，没想到在2000年的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获得了观众喜爱的男配角奖。那时候投票还需要从报纸上剪下选票，邮寄给组委会。我开始感受到观众认可，这对演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影视作品就是服务于观众的。

　　不断有人跟我说，喜欢《大秦帝国》，或者看过我演的商鞅。每当这时，我就会主动去跟他握手，因为那也是让我骄傲的一部戏。要是有人想评价王志飞的表演，商鞅基本是我的代表了。对待这部戏、这个角色，我是把自己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掏出来，没有丝毫怠慢。
　　这部戏拍了5个多月，转战了许多景点，但我们这帮演员没有到外面去吃过一次饭，大家每天都沉浸在创作当中。一位演员朋友在我的房间里置了个茶台，每天收工之后泡茶，吸引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往往三句话不到，话题就自然而然回到戏上——对今天戏份的总结、对明天戏份的构想。
　　《大秦帝国》里有一场商鞅和红颜知己白雪（高圆圆饰）13年后萧山再相会的戏。二人重逢时，白雪正蒙着眼罩陪儿子玩捉迷藏，正嬉闹着，突然感到有人靠近，白雪伸手想要摘下眼罩的瞬间，商鞅伸手握住她的手，制止了她，然后将她揽入怀中，两滴眼泪从白雪的眼罩后滚落。
　　剧本中原本没有蒙眼的细节，当时为了丰满这段戏，大家想破了脑袋。商鞅与红颜知己阔别13年，重逢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四目相对的时候怎么演？没法演。就算涕泗交流也无法表达其中的复杂情感，当时大家都没辙了。

　　最后是饰演景监的于洋出的主意。他想出点子的时候正在厕所，我住在他隔壁，只听他兴奋地“咚咚”捶墙，朝我大喊“我想到了！”然后提起裤子就来敲我房间的门：“四目相对没法儿演，就不让他们四目相对！”
　　我直到现在都很怀念当时集体创作的感觉。一个演员的演艺生涯当中能够遇上那么优秀的剧本，那么优秀的创作团队，那么一个可以让你淋漓尽致展现自己的角色，实在太难得了。孙皓晖老师用16年的时间写就了这部《大秦帝国》，这种16年专注做一件事的精神，现在也越来越宝贵了。

是热爱，也是责任

　　从进学校入行学表演开始，老师就不断告诉我们“要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
　　我上小学时，学校有一位喜爱戏剧的音乐老师，他用业余时间来写话剧、写儿童剧，参加区里、市里的汇演，就像冥冥注定一样，我接触到了舞台戏剧，爱上了表演艺术，树立起了成为演员的理想。自己的职业正好是自己所热爱的，这是老天对我的眷顾。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演员的规矩就是戏比天大。无论在现实中遇到了怎样的烦恼、悲伤、愤恨，一旦舞台大幕拉开，必须统统抛诸脑后，此刻你就是角色，现实中的一切都与你无关。
　　在舞台上的锤炼是实打实的。话剧不允许NG（指拍摄过程中的失误），所以要用一个特别完整的、连续的、精神百倍的状态来面对表演，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而且当年话剧排戏时间很长，一场戏起码得在排练场锤炼两三个月，表演都是在导演手把手的教导下磨练出来的。那时常演的《红岩》《奥赛罗》，如今仍然记忆犹新。
　　刚进铁路文工团的那几年，我经常跟着话剧团到各站段慰问演出。有的剧场在山上，车上不去，道具箱就靠人工背，演员也不例外。我们光着膀子把箱子扛在身上，背到百米以上的山上去。箱子扛完以后，都累得瘫在地上，动都动不了，但是还得配合道具组、灯光组、装置组装台，晚上再上台演出。
　　我们去慰问演出的那些地方，条件好点的可能有剧场，窗户透光、门也透光的那种，打不了灯光就只能用日光;没有剧场的地方，大多数时候在室外搭建舞台，遇上下雨，观众要么穿上雨衣、要么离场，但我们的表演都不能停;实在没有条件搭舞台的，我们就把4辆卡车车尾的挡板放下來，尾对尾拼在一起当作舞台，就这样演了一场又一场。
　　拍《突出重围》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厂房里面。30平方米，4人一间，一个墙角放一张简易木板床。厂房以前放过机器设备，地上、墙上都油腻腻的，弥漫着机油、柴油呛鼻的味道。我们用报纸把角落墙壁贴住，然后下楼去搬红砖，找木板、锤子、钉子，组装桌子、购置台灯，布置起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创作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条件很艰苦、很累，却一点抱怨也没有，甚至精力百倍，连拍18个小时都不知道累。我们这一代演员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事实证明那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终身受益的经历。
　　我现在的年纪其实是演员生涯最好的阶段。经历了3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如今拿出的角色应该是最丰满的。所以我希望能交出更多好角色，这也是演员的责任。
　　王志飞：1965年3月20日生于北京，演员。代表作电视剧《突出重围》《大秦帝国》等。近日，在扫黑除恶题材剧《扫黑风暴》中饰演高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