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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燕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演过多部电影，后赴美留学，获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作为总制片人，为环球影业公司制作电影《庭院里的女人》，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八大公司担任主制片及编剧的华人。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八月三十日上午，友人急电，说张菊昨晚在健身房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在医院抢救。天真的我以为不过是轻微脑震荡，去花店挑了她最喜欢的粉色花一大束，写上小卡：“馋你做的，等不急了”，想着她一睁开眼醒来会看着高兴。捧着花到医院，医生来了，通知大家张菊的大脑已经死亡，源于脑溢血。那年张菊四十七岁。
正式认识张菊是在新奥尔良“1996年全美电视节目大展”，展销会开幕的第一个清晨，差不多整旅馆的人都挤在门口排大队等出租车去会场。一月新奥尔良的寒风，立马让所有女士瑟瑟发抖。眼看还要排至少二十分钟的大队，新到的出租车司机突然大吼“二十美元一趟”，人们还没有从这突然的100％翻倍涨价中明白过来，一位身着红呢西服的东方女性突然从我身后钻进出租车，一面还向着长队说：“谁愿一起上？反正一人坐也付一样的钱，我冻不下去了。”排在十几个人后的我，立即钻进了出租。打着寒战，我庆幸这从凛冽的寒风中逃脱。不知怎的，我以为她是日本人，于是我用英文问她：“在哪个公司工作？”“宝利金”，她答。了不起，那是有名的欧洲公司，亚洲人能在挑剔的欧洲人手下生存，不易。“你从哪个国家去那儿工作的呢？”我还是好奇。“中国”，头一歪，挑战似的看着我。我立即改用中文：“从哪个城市出来的呢？”“上海”，“我也从上海来”，我改说了上海话，这回轮她惊讶了。我们吃惊，因为在那年代，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影视展：洛杉矶的全美电影展、柏林的世界电视展（柏林电影节同时进行，一边是艺术评选，一边是大摆展台做买卖）、嘎纳电影电视展……我们压根见不到大陆来的影视商人。没等我想明白，出租已到了会场。我们各付了十美元，交换了名片：张菊。名字像人。她出国早，没看过我过去的电影，让我暗自窃喜。在好莱坞幕后生意场上，我最怕人发现自己当演员的历史，因为好莱坞的领导们一旦发现我过去的演艺生涯，立即就会怀疑我在管理及其一切相关专业的能力，不仅在于演艺和管理属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还在于不能相信两种专业都能同时做得一样好。纵有一千张嘴，我也分辩不了的。张菊和我，衣着光鲜，提着公文包公事公办地握手道别，正正经经地融入了会场成千上万名和我们一样工作性质，但头发肤色不同的人群之中，开始了我们紧张的一天。之后，我们几次在会场走道上相遇，会心地微笑，打招呼，俨然已是老朋友了。
1996年新奥尔良之行后，我一头扎进了《庭园里的女人》的制作。她在纽约住，“发展关系”受地理局限，一晃几年电影拍完了，正忙给环球电影公司交片，助理送来一个电话留言“Chris Zhang，环球电影公司，请回电话，号码XXXX”,以为环球某一部门找我，打回去，是张菊。她提起新奥尔良，我当然记得那位头发乌黑、一丝不乱的“同类”。她告诉我，由于环球买了宝利金，也把她从纽约“买”到了洛杉矶环球电视销售部。还当副总、还负责亚洲，没的说，立马约见面，请来家做客、吃饭。
她来了，穿着嫩黄的羊绒毛衣，高高扎着长马尾，还是那么有魅力、还是那么职业。席间，她告诉我，过去是国航的空姐后来考上了北二外，后来在国航办公室工作，跟着国航的头们跑了好多国家，后来从国航“跳槽”，去了一家墨西哥电视公司的纽约分公司，那公司又被宝利金买去，她就成了宝利金的人……从侧门，进了好莱坞最大的电影公司、我的买主、环球电影公司，她直说她运气好，不像大多半路出家进影视圈的人，总似低人一头，她不，她一直都无所谓毫无影视学历，反而因此还很高兴似的。这次，我发现她比我开朗、比我自信、比我透明、比我开心。
从那以后，我们多了许多“饭局”，还发现互相其实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定期聚会，谈好莱坞大道、小道，谈野心未来……我们相见恨晚。是的，我们孤独，我们来自中国，又是女性，却要在美国文化最具竞争、最尖端的好莱坞生存，我们的困难和劳累都是加了倍的，而且我们还没地方说去。在美国已经难；在美国做独立女性更难；还要在好莱坞做个有头有脸的主管就是难上加难了。可是，那么个爱美、爱笑、爱朋友、爱工作、爱电影、爱生活的张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种对比的反差，让认识她的人都接受不了。
听人说，张菊生前已选好了墓地，那是一片面向华纳电影公司摄影场的山坡地，叫Forest Law，许许多多好莱坞的人们都葬在那里，包括台湾著名导演胡金权。我想，生生死死，张菊是离不开好莱坞的，那是她的梦想家园，即使她从来都在幕后默默无闻……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演过多部电影，后赴美留学，获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作为总制片人，为环球影业公司制作电影《庭院里的女人》，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八大公司担任主制片及编剧的华人。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八月三十日上午，友人急电，说张菊昨晚在健身房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在医院抢救。天真的我以为不过是轻微脑震荡，去花店挑了她最喜欢的粉色花一大束，写上小卡：“馋你做的，等不急了”，想着她一睁开眼醒来会看着高兴。捧着花到医院，医生来了，通知大家张菊的大脑已经死亡，源于脑溢血。那年张菊四十七岁。
正式认识张菊是在新奥尔良“1996年全美电视节目大展”，展销会开幕的第一个清晨，差不多整旅馆的人都挤在门口排大队等出租车去会场。一月新奥尔良的寒风，立马让所有女士瑟瑟发抖。眼看还要排至少二十分钟的大队，新到的出租车司机突然大吼“二十美元一趟”，人们还没有从这突然的100％翻倍涨价中明白过来，一位身着红呢西服的东方女性突然从我身后钻进出租车，一面还向着长队说：“谁愿一起上？反正一人坐也付一样的钱，我冻不下去了。”排在十几个人后的我，立即钻进了出租。打着寒战，我庆幸这从凛冽的寒风中逃脱。不知怎的，我以为她是日本人，于是我用英文问她：“在哪个公司工作？”“宝利金”，她答。了不起，那是有名的欧洲公司，亚洲人能在挑剔的欧洲人手下生存，不易。“你从哪个国家去那儿工作的呢？”我还是好奇。“中国”，头一歪，挑战似的看着我。我立即改用中文：“从哪个城市出来的呢？”“上海”，“我也从上海来”，我改说了上海话，这回轮她惊讶了。我们吃惊，因为在那年代，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影视展：洛杉矶的全美电影展、柏林的世界电视展（柏林电影节同时进行，一边是艺术评选，一边是大摆展台做买卖）、嘎纳电影电视展……我们压根见不到大陆来的影视商人。没等我想明白，出租已到了会场。我们各付了十美元，交换了名片：张菊。名字像人。她出国早，没看过我过去的电影，让我暗自窃喜。在好莱坞幕后生意场上，我最怕人发现自己当演员的历史，因为好莱坞的领导们一旦发现我过去的演艺生涯，立即就会怀疑我在管理及其一切相关专业的能力，不仅在于演艺和管理属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还在于不能相信两种专业都能同时做得一样好。纵有一千张嘴，我也分辩不了的。张菊和我，衣着光鲜，提着公文包公事公办地握手道别，正正经经地融入了会场成千上万名和我们一样工作性质，但头发肤色不同的人群之中，开始了我们紧张的一天。之后，我们几次在会场走道上相遇，会心地微笑，打招呼，俨然已是老朋友了。
1996年新奥尔良之行后，我一头扎进了《庭园里的女人》的制作。她在纽约住，“发展关系”受地理局限，一晃几年电影拍完了，正忙给环球电影公司交片，助理送来一个电话留言“Chris Zhang，环球电影公司，请回电话，号码XXXX”,以为环球某一部门找我，打回去，是张菊。她提起新奥尔良，我当然记得那位头发乌黑、一丝不乱的“同类”。她告诉我，由于环球买了宝利金，也把她从纽约“买”到了洛杉矶环球电视销售部。还当副总、还负责亚洲，没的说，立马约见面，请来家做客、吃饭。
她来了，穿着嫩黄的羊绒毛衣，高高扎着长马尾，还是那么有魅力、还是那么职业。席间，她告诉我，过去是国航的空姐后来考上了北二外，后来在国航办公室工作，跟着国航的头们跑了好多国家，后来从国航“跳槽”，去了一家墨西哥电视公司的纽约分公司，那公司又被宝利金买去，她就成了宝利金的人……从侧门，进了好莱坞最大的电影公司、我的买主、环球电影公司，她直说她运气好，不像大多半路出家进影视圈的人，总似低人一头，她不，她一直都无所谓毫无影视学历，反而因此还很高兴似的。这次，我发现她比我开朗、比我自信、比我透明、比我开心。
从那以后，我们多了许多“饭局”，还发现互相其实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定期聚会，谈好莱坞大道、小道，谈野心未来……我们相见恨晚。是的，我们孤独，我们来自中国，又是女性，却要在美国文化最具竞争、最尖端的好莱坞生存，我们的困难和劳累都是加了倍的，而且我们还没地方说去。在美国已经难；在美国做独立女性更难；还要在好莱坞做个有头有脸的主管就是难上加难了。可是，那么个爱美、爱笑、爱朋友、爱工作、爱电影、爱生活的张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种对比的反差，让认识她的人都接受不了。
听人说，张菊生前已选好了墓地，那是一片面向华纳电影公司摄影场的山坡地，叫Forest Law，许许多多好莱坞的人们都葬在那里，包括台湾著名导演胡金权。我想，生生死死，张菊是离不开好莱坞的，那是她的梦想家园，即使她从来都在幕后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