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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史蒂芬·霍金(Stephen W．Hawking) ，1942年出生。现任英国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此教席曾由伟大的牛顿和狄拉克担任。霍金教授是当代引力物理的最大权威，其主要贡献是黑洞的霍金辐射机制和宇宙创生的无边界设想。他的《时间简史》是当今世界最知名的科普著作。霍金教授因患卢伽雷病全身瘫痪，被禁锢于轮椅上达40多年，他可以听，但是无法说话。
他像一个孩子，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问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小孩可以一仰脸就问大人:“我为什么是我？”““时间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可是，他根本不能仰头，也不能说出他的疑问。
每个小孩都会问那些基本问题，但是很少有孩子会坚持不懈地寻找答案。而他却一直在寻找这些答案，从牛津的翩翩少年，到剑桥困于轮椅中的中年和老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虽然此前，我已见过他的照片。虽然我多次见过他的照片，我还是为他健康红润的肤色而吃惊，那完全不像一个被禁锢于轮椅40余年的病人。当然，我得先介绍自己。介绍完毕，他的手握着特制的鼠标，点按移动。5分钟之后，扬声器在我脑后突然说道:“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扬声器说出的话，语速平稳，几无起伏，毫无情感。在英式英语的氛围里，听着美式英语，多少有点儿奇怪。想必20年前，霍金教授对此也有一个适应过程，至少，那里面发出的语音最终被他以及他人认可为“霍金的声音”，犹如他以拇指按印代替签名一样。
在我们会面之前，秘书朱迪已经告诉他，我刚从美国赶来。朱迪对我说，史蒂芬急切地想见到我。我想，他和我都出于某种的好奇心。
霍金教授的办公室位于剑桥数学科学中心的B楼。此中心完工不过两年，就在韦伯 福斯路上。B楼不高，只有三层，却设了两部电梯。好像除了霍金教授，没有人使用那电梯。这楼结构奇特，楼内设施非常现代化，我甚至觉得有点儿过度自动化了。研究室大多围绕着电梯和走廊，因此，许多办公室都弯弯曲曲，不方不圆。
霍金教授的办公室位于二层东南角，方方正正，大约30平方米左右，面积比一般办公室大3～4倍。一进门，就见东南一排大窗，红木窗台，红木壁柜。窗柜之间漆成白色。虽然这几天剑桥的气温近乎冰点，南窗却仍然半开着。东窗下放置着一组红色沙发，窗台上摆放着爱因斯坦和费因曼的单人照，每人各有两张。南窗台上摆着教授的家庭照——教授和他的孩子们，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
靠着北墙，立着一排书架。书架前，摆放着一张黑色书桌。巨大的书桌上，彩色玻璃球在伽利略温度计中上下浮动。史蒂芬的轮椅就停在书架和书桌之间。
我对教授说:“那年您去杭州，我原来也在那里。但是我没办法等您，因为我得回美国挣钱养家。”他笑了，笑得如孩子般的灿烂。因为嘴巴无法闭拢，他的嘴角流下些许涎水。护理刚好不在，我就上前用纸巾替他擦拭。他又笑了，对我表示谢意。他的头发很软，细细地贴在额头上。
书桌边，立着一个小乐谱架，那是他用来读书的。谱台上贴着一块小磁铁，上面写着一句调侃:“我在宇宙的中心。”对于一个长年受困于轮椅的人来说，这话是有些狂妄。
谱台上还放着一张小照片，一张玛丽莲·梦露和史蒂芬的合影，当然那是一个假梦露，貌似而神不似。对面墙下，立着一张真梦露的照片。她捂着白色毛皮大衣，白金色的头发，媚眼朦胧，憨态十足。梦露和奥黛丽·赫本是20世纪最有魅力的女性，她们的去世令这个世界失色不少。传说爱因斯坦也很喜欢梦露，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想放松时就去色情影院。
我看着梦露的照片，和史蒂芬开着玩笑:“我能否和你拍一张同样姿态的照片。” 他又笑了，笑得如婴儿般纯真，给人一种甜心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拍了一张。
西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数学公式和英文，还有两只怪物在对话。一个小东西趴在砖墙后，露出半个脑袋。它粗眉大眼，一条悬胆鼻搭在墙外。它触角朝天，颤颤巍巍。砖墙藏不住一对似鸟非鸟，似鱼非鱼的尾巴。作画人是捷克物理学家马丁·罗切克。那小东西的脑袋里冒出一句话:“Wot, no gravitini？”另一个怪物说:“IT DOSEZ WORK！！！”为了夸张，写者还故意写错一些字母 。
20多年前，就在这块黑板前，教授和同仁举行超引力讨论会。会议期间，科学家们在黑板上信手涂鸦。会议结束后，人们将板上涂鸦作为会议文集的封面。如今，这黑板已经被涂上一层清漆，凝固在历史中。
靠南墙还悬挂另一块黑板，上书演算公式，大多是最近写上去的。黑板的上方，飘着一条竹制的黑龙，那是教授从杭州带回来的。看着龙，我问教授，何时再出外旅行？我站在他的身后，看他用左手握着鼠标，从屏幕上抓字。电脑上跳出一行行的字，那里面就有他要的字。可是，他却漏掉了。他再试，又漏掉了，如此反复许多次。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绝不放弃。
史蒂芬是那么希望与人交流，而每一次的交流，即便是非常简短的交流，又都是那么的艰难。前几年，他的左右手都可以活动，而今他只能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他脖子上的红色斑痕十分清晰，那是1985年留下的。当时他访问北京归来，患了肺炎，在瑞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此他永远失去了声音。
终于，扬声器再次响起:“我明春要到加利福尼亚，看我的情况如何……”
在教授宽大的办公室里，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不安分地走来走去，看东看西。因为刚从希斯罗机场赶来，未及更衣，我穿着一双黑色的笨重球鞋。我一边走着，一边还说个不停。史蒂芬看着我，突然笑了。我才意识到个子很矮的我穿上这么一双大鞋，一定像米老鼠那么滑稽。
在交谈过程中，史蒂芬的情绪如潮水似地变化着。瞬间，极端沮丧的乌云遮住他灿烂的笑容。又一瞬间，好奇心再次令他的脸色明亮。他的脸上，哲人的寂寥，孩童的天真交替出现着。然而，那些微的脸部变化又如何能道出那无法言道之苦。
他一定十分孤独，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
东墙上挂着两个长方形的大镜框。远看，镜框里的文件很像是证书。我走近细读起来，那确是两张证书，不过那是两张打赌证书。打赌的时间都是1997年2月，证书上有打赌者的画押签名。
其中的一张这样写道:“鉴于史蒂芬霍金在上一次和普列斯基尔(John Preskill)及索恩(Kip Thorne)打赌中不慎失利，但却依然顽固不化地坚信‘a dynamical evolution from generic initial conditions can never produce a naked singularity……The loser will reward the winner with clothing to cover the winner’s nakedness.”(从一般的初始条件的动力学演化绝不可能产生出一个裸奇性……输家将赔偿赢家一件衣服，用以遮蔽赢家的裸体。)
我虽不懂裸奇性的含义，但是从抽象的理论物理概念——裸奇性，一下子跳到裸体——人人都明白的词汇，正是英语的狡诘勾当。在另外的地方，我也见过史蒂芬的这类文字游戏。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一个印度学生结婚，他给这位学生发去电传祝贺婚礼。他在电文中写道:“Righ now (现在即指婚后) ， you can teach your relatives relativity(你能向你的亲戚教授相对论了) 。”
读到裸奇性到裸体的转换，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看到一个外行居然能领会其中之奥妙，他显得非常得意。
此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那是长期埋在我心中的问题:“史蒂芬，你认为你的黑洞辐射和无边界设想，哪个贡献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只有你能够回答。” 他再次移动鼠标，在屏幕上写出一行字:“Other people think the black hole, because that is now accepted, but I think no-boundary.” 〔其他人认为黑洞(辐射) 更重要，因为它已被接受。但是我却认为无边界(设想) 更重要。〕然后，他一按扬声器。
护理小声地问史蒂芬:“苹果很好吃，咱们吃个苹果好不好？”那完全是对小孩的说话口气。他嘴角动一动。像这样简单的问题，护理已经能够凭他的表情和嘴角的细微动作，判断出“可否。”
护理换班了。两位护理都是脸蛋儿红红的英国姑娘。她们谈着天，大多为市井俗话。教授也在注意听着。据说，他有时让护理读《时间简史》，观察她们的理解过程。
通常，与教授会面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和同仁。和他会面绝对不那么轻松。不少人由于敬畏，在会面前后必须各休息一天。而我没有那层关系，有敬无畏。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担心他太过疲劳，起身告辞。
史蒂芬开始找字。从屏幕上出现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甚至再长一点的句子，我都能猜出大意。
教授一丝不苟地输入所有词汇，还包括标点符号，最后再一按扬声器:“再见！”
我想，加不加感叹号，扬声器说出的话将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我完全体会他从组成完整句子中所获取的成就感。
记于2004年12月10日下午3时,英国剑桥
他像一个孩子，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问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小孩可以一仰脸就问大人:“我为什么是我？”““时间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可是，他根本不能仰头，也不能说出他的疑问。
每个小孩都会问那些基本问题，但是很少有孩子会坚持不懈地寻找答案。而他却一直在寻找这些答案，从牛津的翩翩少年，到剑桥困于轮椅中的中年和老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虽然此前，我已见过他的照片。虽然我多次见过他的照片，我还是为他健康红润的肤色而吃惊，那完全不像一个被禁锢于轮椅40余年的病人。当然，我得先介绍自己。介绍完毕，他的手握着特制的鼠标，点按移动。5分钟之后，扬声器在我脑后突然说道:“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扬声器说出的话，语速平稳，几无起伏，毫无情感。在英式英语的氛围里，听着美式英语，多少有点儿奇怪。想必20年前，霍金教授对此也有一个适应过程，至少，那里面发出的语音最终被他以及他人认可为“霍金的声音”，犹如他以拇指按印代替签名一样。
在我们会面之前，秘书朱迪已经告诉他，我刚从美国赶来。朱迪对我说，史蒂芬急切地想见到我。我想，他和我都出于某种的好奇心。
霍金教授的办公室位于剑桥数学科学中心的B楼。此中心完工不过两年，就在韦伯 福斯路上。B楼不高，只有三层，却设了两部电梯。好像除了霍金教授，没有人使用那电梯。这楼结构奇特，楼内设施非常现代化，我甚至觉得有点儿过度自动化了。研究室大多围绕着电梯和走廊，因此，许多办公室都弯弯曲曲，不方不圆。
霍金教授的办公室位于二层东南角，方方正正，大约30平方米左右，面积比一般办公室大3～4倍。一进门，就见东南一排大窗，红木窗台，红木壁柜。窗柜之间漆成白色。虽然这几天剑桥的气温近乎冰点，南窗却仍然半开着。东窗下放置着一组红色沙发，窗台上摆放着爱因斯坦和费因曼的单人照，每人各有两张。南窗台上摆着教授的家庭照——教授和他的孩子们，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
靠着北墙，立着一排书架。书架前，摆放着一张黑色书桌。巨大的书桌上，彩色玻璃球在伽利略温度计中上下浮动。史蒂芬的轮椅就停在书架和书桌之间。
我对教授说:“那年您去杭州，我原来也在那里。但是我没办法等您，因为我得回美国挣钱养家。”他笑了，笑得如孩子般的灿烂。因为嘴巴无法闭拢，他的嘴角流下些许涎水。护理刚好不在，我就上前用纸巾替他擦拭。他又笑了，对我表示谢意。他的头发很软，细细地贴在额头上。
书桌边，立着一个小乐谱架，那是他用来读书的。谱台上贴着一块小磁铁，上面写着一句调侃:“我在宇宙的中心。”对于一个长年受困于轮椅的人来说，这话是有些狂妄。
谱台上还放着一张小照片，一张玛丽莲·梦露和史蒂芬的合影，当然那是一个假梦露，貌似而神不似。对面墙下，立着一张真梦露的照片。她捂着白色毛皮大衣，白金色的头发，媚眼朦胧，憨态十足。梦露和奥黛丽·赫本是20世纪最有魅力的女性，她们的去世令这个世界失色不少。传说爱因斯坦也很喜欢梦露，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想放松时就去色情影院。
我看着梦露的照片，和史蒂芬开着玩笑:“我能否和你拍一张同样姿态的照片。” 他又笑了，笑得如婴儿般纯真，给人一种甜心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拍了一张。
西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数学公式和英文，还有两只怪物在对话。一个小东西趴在砖墙后，露出半个脑袋。它粗眉大眼，一条悬胆鼻搭在墙外。它触角朝天，颤颤巍巍。砖墙藏不住一对似鸟非鸟，似鱼非鱼的尾巴。作画人是捷克物理学家马丁·罗切克。那小东西的脑袋里冒出一句话:“Wot, no gravitini？”另一个怪物说:“IT DOSEZ WORK！！！”为了夸张，写者还故意写错一些字母 。
20多年前，就在这块黑板前，教授和同仁举行超引力讨论会。会议期间，科学家们在黑板上信手涂鸦。会议结束后，人们将板上涂鸦作为会议文集的封面。如今，这黑板已经被涂上一层清漆，凝固在历史中。
靠南墙还悬挂另一块黑板，上书演算公式，大多是最近写上去的。黑板的上方，飘着一条竹制的黑龙，那是教授从杭州带回来的。看着龙，我问教授，何时再出外旅行？我站在他的身后，看他用左手握着鼠标，从屏幕上抓字。电脑上跳出一行行的字，那里面就有他要的字。可是，他却漏掉了。他再试，又漏掉了，如此反复许多次。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绝不放弃。
史蒂芬是那么希望与人交流，而每一次的交流，即便是非常简短的交流，又都是那么的艰难。前几年，他的左右手都可以活动，而今他只能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他脖子上的红色斑痕十分清晰，那是1985年留下的。当时他访问北京归来，患了肺炎，在瑞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此他永远失去了声音。
终于，扬声器再次响起:“我明春要到加利福尼亚，看我的情况如何……”
在教授宽大的办公室里，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不安分地走来走去，看东看西。因为刚从希斯罗机场赶来，未及更衣，我穿着一双黑色的笨重球鞋。我一边走着，一边还说个不停。史蒂芬看着我，突然笑了。我才意识到个子很矮的我穿上这么一双大鞋，一定像米老鼠那么滑稽。
在交谈过程中，史蒂芬的情绪如潮水似地变化着。瞬间，极端沮丧的乌云遮住他灿烂的笑容。又一瞬间，好奇心再次令他的脸色明亮。他的脸上，哲人的寂寥，孩童的天真交替出现着。然而，那些微的脸部变化又如何能道出那无法言道之苦。
他一定十分孤独，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
东墙上挂着两个长方形的大镜框。远看，镜框里的文件很像是证书。我走近细读起来，那确是两张证书，不过那是两张打赌证书。打赌的时间都是1997年2月，证书上有打赌者的画押签名。
其中的一张这样写道:“鉴于史蒂芬霍金在上一次和普列斯基尔(John Preskill)及索恩(Kip Thorne)打赌中不慎失利，但却依然顽固不化地坚信‘a dynamical evolution from generic initial conditions can never produce a naked singularity……The loser will reward the winner with clothing to cover the winner’s nakedness.”(从一般的初始条件的动力学演化绝不可能产生出一个裸奇性……输家将赔偿赢家一件衣服，用以遮蔽赢家的裸体。)
我虽不懂裸奇性的含义，但是从抽象的理论物理概念——裸奇性，一下子跳到裸体——人人都明白的词汇，正是英语的狡诘勾当。在另外的地方，我也见过史蒂芬的这类文字游戏。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一个印度学生结婚，他给这位学生发去电传祝贺婚礼。他在电文中写道:“Righ now (现在即指婚后) ， you can teach your relatives relativity(你能向你的亲戚教授相对论了) 。”
读到裸奇性到裸体的转换，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看到一个外行居然能领会其中之奥妙，他显得非常得意。
此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那是长期埋在我心中的问题:“史蒂芬，你认为你的黑洞辐射和无边界设想，哪个贡献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只有你能够回答。” 他再次移动鼠标，在屏幕上写出一行字:“Other people think the black hole, because that is now accepted, but I think no-boundary.” 〔其他人认为黑洞(辐射) 更重要，因为它已被接受。但是我却认为无边界(设想) 更重要。〕然后，他一按扬声器。
护理小声地问史蒂芬:“苹果很好吃，咱们吃个苹果好不好？”那完全是对小孩的说话口气。他嘴角动一动。像这样简单的问题，护理已经能够凭他的表情和嘴角的细微动作，判断出“可否。”
护理换班了。两位护理都是脸蛋儿红红的英国姑娘。她们谈着天，大多为市井俗话。教授也在注意听着。据说，他有时让护理读《时间简史》，观察她们的理解过程。
通常，与教授会面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和同仁。和他会面绝对不那么轻松。不少人由于敬畏，在会面前后必须各休息一天。而我没有那层关系，有敬无畏。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担心他太过疲劳，起身告辞。
史蒂芬开始找字。从屏幕上出现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甚至再长一点的句子，我都能猜出大意。
教授一丝不苟地输入所有词汇，还包括标点符号，最后再一按扬声器:“再见！”
我想，加不加感叹号，扬声器说出的话将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我完全体会他从组成完整句子中所获取的成就感。
记于2004年12月10日下午3时,英国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