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高擎，映照着广场上飘扬的旗帜。柴薪堆迭，万众拥聚，虽天降细雨，但群情激奋。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走上讲台，称赞青年学子的革命举动：今晚，你们将这些旧时代的猥亵读物付之一炬，实乃有力而伟大的举动，极具象征意义。它将昭告世人，旧思想已经死去，新思想的凤凰将光芒万丈，从废墟中腾飞而出。戈培尔博士高呼：“打倒颓废和道德堕落!”
　　这是1933年5月10日，纳粹向“反动图书”宣战，在柏林和多个德国城市公开焚书，以扫清“德意志革命”的道路，建设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此前和此后，大学生们四出查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书管理员沃尔夫冈·赫尔曼俨然成了焚书运动的明星，他制作了一份禁书清单，涉及到131人，都是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雷马克和亨利希·曼等大人物的名字赫然其中，更多的是一些当时少有人知、今日亦被遗忘的作家。这份名单成为群众焚书运动的依据和纳粹德国所有禁书名单的基础，最终，近现代德国内外众多名家囊括其中，马克思、弗洛伊德、布莱希特、高尔基、巴别尔、海明威、卡夫卡、海涅、托马斯·曼、本雅明等人的著作概不能免。
　　《焚书之书》的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考察了赫尔曼名单上诸作家的行踪，为其中大多数人勾勒出了一幅素描。可惜的是，他的叙述过于简单甚至随意。《焚书之书》的主体因此陷入肤浅与凌乱，缺少合理的编排，亦无史料考据上的深入与精确，没能成为一部规规矩矩的《第三帝国焚书史》，让人觉得遗撼。
　　当然，这并不表明此书的出版全无意义，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名单上作家的大致去向。他们中的大部分逃离了德国，否则等待他们的恐怕就不是广场上焚书的柴堆，而是集中营里焚人的油炉了，相当一部分人流亡并客死于墨西哥；其他人则去了南美、美国或巴勒斯坦。倾向社会主义的作家则大多选择了苏联。他们中有些人在战后的民主德国过得不错，熟练地掌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手法，成为推广集体化思想的鼓手；也有些人的作品先在德国被焚，随后在苏联也被查禁；还有些作家虽然逃离了纳粹的集中营，却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历史总有机会呈现出它荒诞甚至残忍的一面。拜民主选举制度之赐，德国人民将一个大独裁者送上了元首的宝座，从此几乎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以革命、祖国和人民的名义为非作歹，将国家引上毁灭之途。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焚书当天，大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写信给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没有一个德国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也不敢提!”
　　书亡，则精神死；文化灭，亡国灭种之日亦为期不远。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行为和文化政策，现在只有最狂妄、有自毁倾向的独裁者，才敢于公开发起焚书运动。但针对图书、思想和作家的迫害，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它们常常通过出版审查、政治批斗和监禁流放等形式来实现。用不着火光冲天，也能映衬出那可怕的黑暗。
　　1938年，布莱希特写了一首诗《当政权发布命令时》，愤怒地质问，为什么对他网开一面：“在我的书中／难道我没有始终报道真情?现在／我被你们当作撒谎者!我命令你们：烧掉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