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的隐性问题：管理层应对失误、社会应急系统缺乏、自助体系不完善
　　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忽然间迸裂，SARS突然来临，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图景瞬间展开。飞溅式传播、口罩、恐慌、抢购、限价、量体温、隔离、购车热、众志成城……一系列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一下子联系在一起，成了人们话语中的密集词汇。
　　幸而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不过很多问题值得深思：SARS危机下的中国社会缺少什么，又会带来那些影响？为此，《经济》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
　　
　　社会缺失的部分
　　
　　《经济》：从社会学的角度讲，SARS之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有哪些？
　　郑也夫：首先是管理层的问题。非典蔓延，应该说是天灾，其中有我们应对的问题，管理层的责任首当其冲，这一点管理层和公民之间是有共识的，不然不会有一些政府的高级成员被解职。
　　新增SARS病例的数字现在正在下降，但是管理制度仍然不完善。例如，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现在的数字是否可靠，北京代市长王岐山说他可以以人格担保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书记和他亲笔签字的。我就很奇怪，一二把手亲自签一个数字有必要吗，他们并不是统计人员，数字可靠与否应该是统计人员最有发言权，统计应该独立于行政，应建立一种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的人格。
　　其次，是信息披露的问题。一个社会出现重大事件以后，选择披露信息还是选择遮蔽是件大事。但是SARS事件中，认真比较以后，可以发现公开的好处比隐蔽大。两害取其轻，最后选择了公开。但是应该认识到，刚刚选择信息开放，管理层、公众、专家系统等三方面都还不适应。管理层的不适应在SARS事件初期有所反映，专家的反应也相对滞后，公众心理曾出现了休克期。
　　《经济》：能否请您评点一下SARS事件中的社会心理？
　　郑也夫：4月20日以前，是管理者应对失误的时期，决策者应该非常善于倾听专家的意见，然后做出适当的决策。但是显然当时一些专家的意见被忽视了。
　　4月20日，信息突然公布，公众心理进入休克期。其实，原来一些比较重的流感及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亡要比SARS高，为什么SARS更令人害怕？除了病情可怕，也因为过去的流感等没有如此报道。我不是说要倒退回原来封闭的时代，只是说各方面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过了休克期之后，慢慢就会适应，以后对于传媒的新闻轰炸，也会更加适应。这一时期，与公开报道相配套的是专家应该出场，及早排除媒体轰炸之后公众的想入非非，为大家剔除荒诞的想法，告诉大家如何应对。
　　现在是休克期过后的平缓期，休克期已经过去了，但是社会应该反省，休克期发生的事情比较严重的是很多人逃离北京，这种举动只能使得情况恶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下一个阶段，从心理上来说，是要有耐心，要准备打持久战。
　　《经济》：看过一篇报道，介绍美国抵抗SARS的情况，有一个数字让人很有感触，需要隔离的美国人都自愿接受隔离，目前为止，只有1例是强制隔离。而在中国，有很多不自愿隔离的报道，SARS病人逃跑，为什么？
　　郑也夫：这是社会公德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德建设不够到位，提倡目标过于高大，都是大公无私这样极高的目标。从人的本性上讲，不可能每时每刻做的都是极具远大意义的事情，一些口号就显得大而无当。
　　而且关于道德问题的宣传值得反省的问题也很多。例如我们经常宣传，道德品质好要给予表彰、奖励、提升，道德是危难之中的帮助，不求回报，如果有回报就是经济行为。帮助别人，结果就成为中队长了，就奖励一朵小红花，这是交易行为。道德行为的收获应该是自身的愉悦，其报酬是内心的体验。道德应该是为道德而道德。我病了，我很痛苦，如果又传染给人，应该更不愉快。如果我被隔离，牺牲一点自由，但是没有传染给别人，应该才是愉快的。
　　
　　SARS会带来哪些改变
　　
　　《经济》：从长期来看，SARS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有影响吗？
　　郑也夫：希望有些好的影响，现在有些好的征兆，但是我想好了伤疤可能就忘了疼，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因为SARS我们短期内不能再过奢侈的生活。其实，明智的人应该反省，不要常去饭馆、娱乐场所，应该提倡露天的运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
　　《经济》：SARS是否会破坏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例如我们现在在公交车里，就会常常用戒备的眼神关注对面的人是否咳嗽，是否有异？
　　郑也夫：严格讲，这种关系不叫信任，信任应该是合作关系基础上的。实际上，公共空间应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距离。如果是在公共汽车上，上下班的高峰期，碰触可能难免，但是空间很大的时候，碰到别人，其实是极其无礼的。身体距离是人的独立性和尊严的一个体现，在中国，对这一点很不重视，银行设一米线都很难实行。国人应该从尊严的角度出发，拉开身体距离，这当然有很好的副产品——有助于卫生。相反,如果因害怕传染而拉开距离,疫情过后,很可能又会变为零距离,乃至碰撞别人，侵犯别人。
　　
　　自助比指令更重要
　　
　　《经济》：通过和其他国家抗击SARS的报道对比，我们发现，在新加坡等很多地方，社区里有很多义工，社会上有很多可以求助的非政府组织，在SARS危机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中国似乎很欠缺？
　　郑也夫：我们自愿组织的形式少，数量也少，这个差距巨大。自愿组织是社会有活力，民众能够自助的体现。但是中国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一切靠管理者提供，群众自助的力量很弱。发展这些自助组织，有些障碍，例如注册的困难，但这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在计划经济里生活得太久，认为我们只能做被管理者，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和文化基因。
　　《经济》：被管理者怎样才能苏醒？
　　郑也夫：这是一个断了香火的问题。西方的那种自愿组织中国没有，但是过去中国有些其他组织，例如同乡会，这也锻炼了自发组织的能力，如果从这样的组织发展成为自愿组织还相对容易。遗憾的是，五十年来不再有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文化基因也就消失了。缺少文化基因，再发展自愿组织就要靠外部的影响，这比起内生的要弱，要缓慢。
　　一个完善的社会极其重要的是向群性和自愿组织，如果没有向心力，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为社会。所以一定要有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不应少于正式的。换句话说，人与人在向群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助是最要紧的，如果没有这些，组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很像军营的社会，只能靠指令、纪律。我们要成长成合作的社会还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是比经济落后还要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