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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导致了巨大风险，在广大农村表现为“癌症村”增多对农民生命的剥夺。这形成了传媒视野中的环境风险，传媒为之不断的命名扩散了社会影响。但是传媒命名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其背后是体制机制的诸多阻力。这需要传媒加大对“癌症村”的命名力度，消除城乡差别，改进报道理念，完善环境风险议题的建构。
关键词 “癌症村” 环境风险 议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59-07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成为愈发重大的问题，环境风险伴随“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历史欠账，变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沉重压力。在诸多如工业“三废”排放剧增、垃圾围城和垃圾下乡等制造的环境风险中，有一种随污染加剧而产生的后果：罹患怪病者不断增多，这其中以大众传媒所披露的数百个“癌症村”最为典型。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直接带来了生命剥夺，尤其是广大乡村农民的健康损害。基于此，本文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进行了“癌症村”命名，但环境污染与农民生命遭受侵害的步伐并未变缓，传媒是否存在命名不足或曰难以警醒社会的问题?或者是环境风险议题建构存在缺陷?本文试图以广泛分布的“癌症村”为例做一初步的分析，以深化有关环境风险议题建构的探索。
一、“癌症村”风险与传媒命名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由于污染、毒害与日俱增，基于这种环境风险的传播正变得迫切，环境传播开始增多。罗伯特·考克斯教授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中指出：“环境传播是一种相当务实且有创制力的媒介沟通，帮助我们了解环境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环境传播是一个符号中介(symbolic medium)，我们借助环境传播来建构环境问题，并且居中协调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他进一步解释说，环境传播“务实”的表现在于，大众传媒可以教育、提醒、说服并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显然，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复杂繁多，使得大众传媒也在迷惑中摸索，至今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报道机制。但是发生在报道前端的是需要传媒尽快反映和促进解决的问题，其中造成生命剥夺的“癌症村”就在传媒零碎的反映中进入公众议题。
“癌症村”由来并非历史久远，它是工业化污染导致的结果，电是经由社会组织，尤其是大众传媒命名的一个对象。“癌症村”实际上叫“癌症高发村”，简称“癌症村”。中国的工业化在建国之后全面模仿苏联建立起一整套重工业体系之后，污染大规模产生，再经由全民大炼钢铁带给自然生态双重浩劫，作为一个可怕的副产品：癌症开始出现并增多。但对此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经由医学界传导于媒体报道中，到80年代国人才渐知癌症这一医学新名词。与众多专家一样，大众传媒对癌症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而随着90年代后期工业化突然加速，以及新世纪以来席卷全国的招商引资狂飙终于造就了快速增多的“癌症村”。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依据《凤凰周刊》和孙月飞从媒体报道中统计，全国“癌症村”数量至少有247个，分布于除西藏、青海之外的各个省区。而即使传媒公开并且反复传播“癌症村”这一令人惊悚的事实，也不代表它如“拆迂”一样成为广泛熟知的热词，而是仅为一些关注环境和医学的少数人知晓。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癌症村”的命名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个经由受害者反映、专家检测、记者调查、传媒报告的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一个自下而上持续传递的对象。
“癌症村”引起外部广泛关注首先是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积累，更多来自于一种被动的社会建构。环境社会学者汉尼根在其专著《环境社会学》中指出：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而且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问题。汉尼根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国29个省区的“癌症村”中，都有一个由至少10年积累的死亡名单不断拉长的癌症患者积累起来的数字。患病者总是不懂自己患上了什么病：病痛加重要么欠下巨债，要么硬撑苦捱。当类似病患者增多时才有向上反映的行动，于是专家来访、调查检测，才发现污染导致的水、土、菜、肉、蛋、果等多种污染元素严重超标的事实，而污染的源头无一例外是不远处的企业。专家鉴定出结果不等于解决问题，而且局部的个案不是总有扩散的影响，于是借助于专家的结论就有传媒介人。传媒介入以记者采访为先导，而得以采访又有赖于线索提供。记者不是第一个接触“癌症村”的他乡不速之客，但他们都会亲临“现场”，直接面对癌症患者，深切感受死亡的气息。如果以为专家来此调查取样更尊重微观事实格外冷静，那么记者则是为他并不熟悉的“另一世界”所震撼，不能不急切地了解：事实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该怎么办?记者所依赖的是能够公开广泛传播的平台，但在濒临死亡和受癌症威胁的农民看来，则是一根要拼命抓住的救命稻草，希望记者能够挽救他们。记者为之公开报道，“癌症村”被公开传播会传达到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中不知名的受众，在他们那里起到不同的反应。就地方政府而言，就会感受到工作不力甚至失职的舆论指责如芒在背，不能不予以表态进行救助，社会中受触动的个人或组织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在各界有所反应经历_一个阶段之后，“癌症村”的声名已经扩散为人所知。医学网站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揭示或转载了癌症村情况；癌症村数最在报纸之间重复较多，而且四大媒体之间也相互重复，因此，图表中癌症村数量不能简单累加。)
由上描述可见，给“癌症村”命名，是一个集体行动，但显然科学界和传媒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环境问题的集合中，科学界发挥其专业优势，发现问题、给问题命名、决定主张的基础、建立参数等，这些又是新闻媒介的消息来源。在引起关注、使环境主张合法化方面，新闻媒介的制作逻辑就是按照新闻价值规律，采取与流行问题或原因挂钩、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可直观的图像、修辞策略和方法等将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问题实现报道影响力的最大化。”首先是受害者农民数量积累，但他们无力为自己争取权益，接着是专家提供权威结论，再后是记者连带所属媒体据此报道。传媒必须以专家的权威结论为基础，或有时以政府许可为条件，才能顺利地对“癌症村”命名。
同时，这种命名不是一时一地的操作，而是多家传媒的合奏，持续不断的呼喊，不断为受众增加印象的过程。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多家传媒介入到对“癌症村”的命名之中。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这南北两大平面媒体报道影响最大。例如前者有一篇：《河南惊现“癌症村”死人就 像“家常便饭”》，文中三个小标题：《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准得病谁家就败》、《都是污染造的孽》都是充分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通过谷歌搜索该文出现138000条记录；《南方周末》的一篇《一条吞噬生命的河流》，文中小标题：《北老观嘴村：当死亡变得平常》、《早冬日子：被癌症袭过的家庭》、《成绩和黑水：谁是真的?》、《不仅是卫河》都是深度揭示癌症来源于污染，谷歌搜索报道记录达309000条。可见两报的影响力之大。
除了两者的作用，对“癌症村”命名还需要检验指标，以验证命名的成功与否、成效大小。可以看到，当传媒披露个别地方出现“癌症村”的消息后，地方政府采取救助措施，专家被动员去实施技术方案，社会团体和个人被暗示去救助，这显然是在命名的刺激下有所反应的，政府、专家、团体、个人等构成了一个网络，就反映了命名已被他们所承认，并在这个框架内行动。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命名有效与否是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在受癌症折磨的农民期盼中，传媒在努力促动，其他组织也在行动，不过如果只靠末端的治理，治标不治本，也即污染不清除，那么对其命名还需长期进行下去，这又是传媒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二、“癌症村”命名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尽管传媒对“癌症村”进行了命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与不断加快的农村癌症死亡速度相比，命名仍然显示出它的迟缓与无力。显然，不是传媒不能或不想为之命名为之强化影响，而是困难在于其背后一套坚固的体制与机制问题难以有效清除，如果不解决这两个主要难题，与癌症剧增同类的环境风险还会扩大。
首先，发展体制既造成了产生“癌症村”的源头，又产生了对传媒命名的遏制力量。第一，从源头来看，污染治理赶不上污染增加步伐，地方盲目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模式没有多少改变。自晚清以降，“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记忆转化为国人奋起直追的急躁心态，并沉淀为日益固化的集体无意识，增长就是好的，生产就是对的，复制模仿西方若干世纪前的工业模式，不关心伴生的污染，只关心效率、产值。在经年累月的污染之后，量化的毒害不可逆地转化为质的摧毁，直接危及人们的生命健康。更为荒谬的是，自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以来，前者拿走后者财政收入大头之后，后者普遍陷入了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将越来越多的污染项目引进落地开工，环保成本不受重视，默许污染产生毒害。为了强化工业化产生财政收入的依赖，各地又从制度设计上强化了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党政一把手以追求GDP增长为第一要务，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只是越来越次要的事情，以至于地方的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劳民伤财的项目比比皆是，企业的污染有增无减。工业化发展成为各地优先操作的议程，那么即使不少地方再装模作样地进行环保生态城市建设，都是表面的作秀，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这个“薪”就是招商引资，就是不计环境生态的工业化。如果不及时矫正这一错误模式，“癌症村”还要扩大下去。第二是对传媒命名的遏制力量。这主要来自于地方权力。从属于地方的传媒很难超脱于一个地区的狭隘性而使自己在时代进步中有所作为。本地的污染造成的“癌症村”本地传媒报道最有权威，最应该早报道早公开，促动地方治理。但在权力掌控者那里，传媒只能是自己摆布的下级单位，因此只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宣传工具，报喜不报忧。在传媒进入市场经营的形势下，“外松内紧”使地方传媒依然不能有效揭露问题，“癌症村”本来是传媒借此暴露地方只追求政绩罔顾群众生命健康和地方保护的以邻为壑带来的恶果，但是地方权力却以维稳为名只对传媒下达禁令使之难以揭露真相，环境风险预警的使命有时只能由外地传媒履行。根据孙月飞的研究报告，以国内癌症村被媒体曝光最多的河南省为例，他的统计表中反映的是公开报道的39个癌症村，但是媒体主要来自外地。
其次，“癌症村”，命名背后的机制阻力也值得反思。这种机制既有传媒自身的市场逐利机制，导致新闻价值观异化，又有城乡差异的鸿沟扩大的阻力，还有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深层阻力。这些无形的阻力都自外而内的将传媒层层包围，还有不断强化的堪忧趋势。
第一，从传媒自身来看，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宣传工具，面向市场的逐利性在不断增强，这对其公益性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与侵蚀。“癌症村”报道以环境受害者为反映对象，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这样的选择会与短期逐利相悖。因为前者这种公益性不会招徕读者，公益性与盈利性会产生冲突，虽然传媒需要以此获取公众尊敬，提升公信力，但于它而言只能偶一为之。市场法则对传媒而言要更多去迎合受众趣味，即满足好奇心、刺激的故事、传奇等，如果说“癌症村”所具有的悲情也会起到令人关注、同情的效果，那也是具有煽情的、观赏的效果，尚不具有可供消费的娱乐性。
这就涉及到当今传媒的新闻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为追逐受众趣味而不断趋于极端，新闻娱乐化是一种日渐堪忧的潮流。新闻具有可消费性，虽然娱乐性更趋近于消费性，一次性、感官的、表面化、休闲的，其中不论搞笑作秀，还是血腥刺激都是为受众而打造，即使事实不可预测，但事实发生之后可以被纳入到既定的消费主义模式框架以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癌症村”命名也只是有了一些可消费性元素如悲情、伤痛等负面元素，也能够引来一定的注意，但这还是有限的，从整体衡量就不符合当今传媒流行的可消费的新闻价值观，因为前者嵌入了正义、公平、良知、权益、吁求等庄严的话语审视，这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癌症村”命名如今面临城乡鸿沟扩大的人为障碍，而这不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还是处于优势的人群本能的对劣势群体有意无意设置障碍造成的。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传媒的城市归属。传媒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就有了亲近城市，服务城市的天然倾向，非此即彼，处于弱势的三农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疏远对象。传媒偏向于城市，是以城市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农村利益为中心，农村依附于城市，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尽管底层支撑着中层与上层，但上层和中层压制底层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一个不需证明的事实就是传媒一直站在维护城市利益的立场，为城市居民服务。由是从环境问题报道的角度看会发现一个分裂与反差：似乎只有城市有关环境问题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关心的，市民对垃圾不清理环卫部门不尽责都会通过传媒曝光，迫使环卫部门在费用不足、垃圾处理负担加重的形势下，不得不将剧增的垃圾运送到城里人看不到的农村去。近年来城市里污染型企业越来越少，并非环保工作成效大幅提高，而是它们大多去了农村，这有传媒的功劳。例如厦门PX化工项目，经过部分市民抗议，联动网络等新媒体，又有知名作家的声援，终于迫使该项目迁出厦门岛，却又落户漳州；至于成都PX化工项目，本应被传媒驱逐，却因距离成都几十公里，市民颇不关心，传媒在报道之后也听之任之，使该项目顺 利落地开工。二是城市阻击农村和侵入农村并存，包括压制农民权利和污染下乡、垃圾下乡在传媒不能得到有效揭露。诚然，城市需要农村，但这如同主人对待仆人一般，只能使其为己服务，但又不能让其僭越。传媒不能调整的是：城市居民要保有其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城市居民要生活舒适安乐，不能有污染，不能有癌症，不能有破坏，至于城市之外有没有不在他们义务关心的范围之内，这样两者之间天然的不平等不断被固化，传媒也在顺从这种格局。农民进城权利没有正常保障，传媒借助于城市偏见形成对农民的负面刻板印象：无知、浅薄、弱者、可怜等，他们缺少应有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承受。城市垃圾与污染在传媒的吆喝下被赶到了农村，导致农村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作为一个必然令人堪忧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大量出现。对此，传媒又不得不予以被动反映，当然这种反映只能是简短的偶一为之的。三是固化一种农村服务于城市的关系，而不是促进一种平等相互服务的关系。长期以来，城市的繁荣是靠剥夺农村换来的，但是在前者日益繁荣而后者日益凋敝的过程中，传媒没有能力解决却又助推着这种两极分化。当“癌症村”增多之时应是传媒唤醒城市予以关注援助和纠偏之时，但是就很难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农村杜绝了城市送来的污染，就能较好地减少癌症发生，但是城市垃圾、污染向哪里处理放置呢?农村为城市提供生活之用，以受剥削为代价为城市积累财富，但就此还需付出污染之后的生命代价，这显然是加剧了不平等服务关系。传媒披露只能换来有限的回应。
第三，对命名的机制障碍还来自于社会文化心理。中国长期以来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是喜鹊文化而非乌鸦文化。现实苦难过多而人们更倾向于在不顺现实面前装点喜庆，文艺作品和传统戏曲一再传导“大团圆”结局②就非常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尽管今日传媒更为发达，也一时难以撼动人们固有的喜庆心理期待。“癌症村”作为现实存在公开广泛传播会形成对接受者的心理压抑，不仅要激起对他者的同情，更有对想象中自己命运的隐忧。作为媒介受众在各自的现实生活中经历感受的不公与剥夺及各自烦忧之事已经太多，接触传媒内容也有寻求转移渲泄休闲娱乐的心理预期，但看到“癌症村”之类触目惊心的事实会加剧心理不安，感官难免产生排斥。
换一个角度看受众心理需求也并非全然排斥“癌症村”一类的悲情事实。不过它需转换成可消费性的新闻，满足窥私和欣赏的需要，他们很悲惨，我们很安全，从传媒报道中不断得到这样的心理抚慰也是一种自我暗示，他人的不幸是一面必不可少的镜子，它照射出自己安全的需要，不安全的驱除。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成为一种生活的参照，使自己明白处于什么位置，只不过这不涉及价值判断，只关乎自身的安全利益。同时，传媒也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舞台，台面上不断上演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各类的可喜可愕可惊可叹的故事，也许受众从中各取所需的同时，也在寻找想象中的自己，希望自己是在安全线外而不是新闻中倒霉的他者。
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机制阻碍着环境风险命名。这就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不断沉淀下来的麻木冷漠的心理认知，堕入似乎不可自拔的“刺激——反应——再刺激——再反应”的循环怪圈。癌症患者人数增多，相对城市市民和传媒都是遥远的他乡之事，不在自己生活视野之内，污染受害者的病痛他们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缺乏对应的感情基础。残存的道德伦理观会促动“癌症村”事实暂时震撼新闻受众的心灵，对不幸者深表同情，也可能会因之行动，这是刺激之后的反应，但当此事或参与告一段落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事实并没有得到处理，根源并没有清除。即使对于淮河流域最集中的“癌症村”而言，“淮河卫士”霍岱珊也只能尽其所能募捐，为当地一些农民打深井换成新的用水之源，而淮河的污染源还是没能控制。农民患癌症治疗为此倾家荡产生不如死，不是传媒公开外界很难体察，但知晓之后惊诧同情的心情维持不了多久又会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忙碌，随后还是“癌症村”死亡名单的拉长，还会形成对受众的刺激，再产生反应，之后又归于平静和常态，这就形成了循环往复，长期的刺激效果会不断衰减，以致麻木冷漠的心理难免上升。当传媒一再传播这一事实时，受众反映冷漠，传媒就面临着压力，对此的报道动力也会减弱。再从宏观分析，中国近代被强行打入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过程，一百多年来有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的呐喊奋斗。多难兴邦，这主要是各种外力的刺激之下中国人的反应，但当社会暂时安定下来，生活安逸之时，人们受到刺激也不容易做出反应，固然传媒不断提供足以警醒的事实，但人们容易自我陶醉，也就对外界堪忧的事实变得麻木冷漠。这样整个民族的刺激反应心理机制已如此不易撼动，传媒不断传播本来应该令人激动和震撼的事实也换不来应有的回应，倒是浪费式的消费主义传播得到热烈的追捧。“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传媒对于“癌症村”报道不是一以贯之，而且力量分散，少数记者的激情呐喊没有有力的回响，也难免使记者遭受打击，对此命名的进程可想而知。这也暴露出社会文化心理中苟且和逃避的一面，只顾眼前和自己，不管长远与他人，被动地等待更大的风险来临，更重的刺激加深，一旦面对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建构“癌症村”等环境风险议题的路径
承上所述，前文分析了传媒在对“癌症村”命名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体制与机制造成的阻力使命名的过程更为艰难。这会导致“癌症村”得不到有效治理，近年来还不断增多，而同样由于不能促动源头的污染控制和末端的污染环境治理，让人痛心的是人们生命健康遭受更大的伤害，怪病增多，亚健康突出；放任“垃圾下乡、污染下乡”②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农村向城市“朝贡”的食品受到污染间接损害市民健康。同时，各类自然危害与环境事故频发，不仅仅会带来经济损失，还有更多难以预料的不良问题。由此可见，污染导致了环境风险的快速扩张使社会难以承受严重后果。根据以上几方面的命名障碍有必要寻求解决对策。
首先，传媒应当坚定社会责任与使命，继续加大对“癌症村”等污染毒害的揭露批判力度。从迄今传媒所揭露的“癌症村”数量看，也仅仅是目前已调查到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新生的并未被关注。此外，污染毒害层出不穷、污染事件接连不断，说明污染源头不仅没有切断，还有加剧蔓延势头。而传媒的作用力量就在于揭露污染真相，引发舆论形成压力，推动地方政府重视和纠正工作失误。同时传媒还有组织功能，对于污染造成的恶果有发动社会力量如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作用，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环保NG0已经嵌入了中国的环境治理机制之中，正在动员更多的力量介入其中，与政府一道 协同治理。目前，有些地方全力招商引资、拆迁卖地加剧环境破坏，传媒不论本地还是外地都有责任义务帮助地方发展纠偏，这当然需要策略，借助于具体事实以建设性的角度帮助地方整改，这要传媒灵活、艺术地达到动员民众、促动政府的目的。地方传媒对于直接上级权力灵活性较小，也需要借助于各种资源间接地达到微观纠偏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其次，传媒需要自我纠错，尤其是“无事故不新闻”的媚俗与不负责任的新闻价值操作理念。传媒进入市场盈利再正常不过，但是漫无节制地榨取新闻的可用资源迎合受众的窥私、消费的“三俗”趣味就不正当，将“癌症村”当作煽情内容、他人苦难只是消费的手段就会背离责任、使命的正义价值观。细察“癌症村”得以报道的价值构成基础，我们会无不悲怆地发现：只有污染导致农民大批死亡、生命被无情剥夺之后才吸引了记者前往调查，人死的越多，新闻价值越大。这是悄然发生持续进行的，它不构成事件，不是热点，但正是这种非正常死亡堆起的惊人数字才促进了价值的增长。相比之下，城市出现小于这种恶果的异常问题都是新闻，即使小区垃圾没有及时清运都会吸引记者报道，两者的反差太大。如果患上绝症的农民一个个倒下，他们不会发出呼喊，广袤的大地上死亡累积，传媒蜗居于城市能否感知呢?它依然高度依靠外部提供的线索，而很难主动更不用说长期去关注这一问题了。今天传媒普遍的有新闻事件就积极，无事件就消极等待的操作观念确实需要摒弃了。这已经助长了传媒的浮躁与功利。
再次，传媒不应该过度依附城市而加剧城乡不平等问题。城乡差距由于制度之外的市民集体固化两者不平等关系，迫使农村既服务于城市，又受其剥夺。传媒太多关注城市却越来越忽视和疏远农村，对农村遭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毒害关注甚少而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总是推诿于不掌握话语权的农民。需要传媒改进的除了城乡地理差异之外，有关缩小城乡差距、平等对待农民、对农村多些人文关怀等道德因素要求并不为过。不论中央省级和地方级媒体都应固守和增强公平正义意识与行动，为维护整个社会和谐加倍努力。传媒不应总是以营销手段对待新闻报道的市场回报，娱乐化新闻固然会吸引更多的受众，获得更高关注度，市场效益较高，但这只是传媒经营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需要尽到的社会责任。今天随着网络媒体快速成长，正在对传统媒体形成严峻挑战，后者已经意识到形势严峻，怎样应对挑战众说纷纭，但其中传统媒体可以凭其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善于尽到社会责任而会使自己仍立于不败之地。关注环境生态这一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即是首选。
最后，制度、机制形成的障碍需要破除虽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传媒显然需要积极主动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完成消除阻力的目标。与别的社会组织一个显著迥异之处是传媒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受到过多约束，但它也可以借助外部社会力量动员参与帮助破除不合理的约束，因而制度约束只是暂时的，抗争的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但机制问题解决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诸如缩小城乡差距尤其是消除长期积淀的麻木冷漠的社会心理。这需要传媒加大刺激力度，纠正改变国人麻木冷漠态度，这当然也属于自近代以来远未完成的文化启蒙应由传媒继续促进。
结语：以上从“癌症村”命名角度粗浅分析了传媒为主要参与者数年来为之命名引起社会关注的过程，同时重点探讨这种命名遇到的巨大阻力。不论如何，从源头遏制污染，从末端介入治理应是传媒所应当参与的重要选择。减少风险、尤其是环境风险需要以传媒为主要引领者带动环境治理，这个过程是强化环境议题建构的过程。虽然现代化发展总有牺牲和代价，但是社会已经感受到代价付出的沉重，为此需要减少代价，增进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传媒面对社会发展的艰巨复杂形势和更多期待，应当主动承担而不是走向形而下的“三俗”，不论地方还是高层传媒，责任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有传媒主动而坚持不懈地承担这个责任，社会才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的目标才不会遥远。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曹英
关键词 “癌症村” 环境风险 议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59-07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成为愈发重大的问题，环境风险伴随“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历史欠账，变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沉重压力。在诸多如工业“三废”排放剧增、垃圾围城和垃圾下乡等制造的环境风险中，有一种随污染加剧而产生的后果：罹患怪病者不断增多，这其中以大众传媒所披露的数百个“癌症村”最为典型。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直接带来了生命剥夺，尤其是广大乡村农民的健康损害。基于此，本文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进行了“癌症村”命名，但环境污染与农民生命遭受侵害的步伐并未变缓，传媒是否存在命名不足或曰难以警醒社会的问题?或者是环境风险议题建构存在缺陷?本文试图以广泛分布的“癌症村”为例做一初步的分析，以深化有关环境风险议题建构的探索。
一、“癌症村”风险与传媒命名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由于污染、毒害与日俱增，基于这种环境风险的传播正变得迫切，环境传播开始增多。罗伯特·考克斯教授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中指出：“环境传播是一种相当务实且有创制力的媒介沟通，帮助我们了解环境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环境传播是一个符号中介(symbolic medium)，我们借助环境传播来建构环境问题，并且居中协调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他进一步解释说，环境传播“务实”的表现在于，大众传媒可以教育、提醒、说服并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显然，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复杂繁多，使得大众传媒也在迷惑中摸索，至今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报道机制。但是发生在报道前端的是需要传媒尽快反映和促进解决的问题，其中造成生命剥夺的“癌症村”就在传媒零碎的反映中进入公众议题。
“癌症村”由来并非历史久远，它是工业化污染导致的结果，电是经由社会组织，尤其是大众传媒命名的一个对象。“癌症村”实际上叫“癌症高发村”，简称“癌症村”。中国的工业化在建国之后全面模仿苏联建立起一整套重工业体系之后，污染大规模产生，再经由全民大炼钢铁带给自然生态双重浩劫，作为一个可怕的副产品：癌症开始出现并增多。但对此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经由医学界传导于媒体报道中，到80年代国人才渐知癌症这一医学新名词。与众多专家一样，大众传媒对癌症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而随着90年代后期工业化突然加速，以及新世纪以来席卷全国的招商引资狂飙终于造就了快速增多的“癌症村”。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依据《凤凰周刊》和孙月飞从媒体报道中统计，全国“癌症村”数量至少有247个，分布于除西藏、青海之外的各个省区。而即使传媒公开并且反复传播“癌症村”这一令人惊悚的事实，也不代表它如“拆迂”一样成为广泛熟知的热词，而是仅为一些关注环境和医学的少数人知晓。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癌症村”的命名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个经由受害者反映、专家检测、记者调查、传媒报告的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一个自下而上持续传递的对象。
“癌症村”引起外部广泛关注首先是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积累，更多来自于一种被动的社会建构。环境社会学者汉尼根在其专著《环境社会学》中指出：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而且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问题。汉尼根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国29个省区的“癌症村”中，都有一个由至少10年积累的死亡名单不断拉长的癌症患者积累起来的数字。患病者总是不懂自己患上了什么病：病痛加重要么欠下巨债，要么硬撑苦捱。当类似病患者增多时才有向上反映的行动，于是专家来访、调查检测，才发现污染导致的水、土、菜、肉、蛋、果等多种污染元素严重超标的事实，而污染的源头无一例外是不远处的企业。专家鉴定出结果不等于解决问题，而且局部的个案不是总有扩散的影响，于是借助于专家的结论就有传媒介人。传媒介入以记者采访为先导，而得以采访又有赖于线索提供。记者不是第一个接触“癌症村”的他乡不速之客，但他们都会亲临“现场”，直接面对癌症患者，深切感受死亡的气息。如果以为专家来此调查取样更尊重微观事实格外冷静，那么记者则是为他并不熟悉的“另一世界”所震撼，不能不急切地了解：事实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该怎么办?记者所依赖的是能够公开广泛传播的平台，但在濒临死亡和受癌症威胁的农民看来，则是一根要拼命抓住的救命稻草，希望记者能够挽救他们。记者为之公开报道，“癌症村”被公开传播会传达到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中不知名的受众，在他们那里起到不同的反应。就地方政府而言，就会感受到工作不力甚至失职的舆论指责如芒在背，不能不予以表态进行救助，社会中受触动的个人或组织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在各界有所反应经历_一个阶段之后，“癌症村”的声名已经扩散为人所知。医学网站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揭示或转载了癌症村情况；癌症村数最在报纸之间重复较多，而且四大媒体之间也相互重复，因此，图表中癌症村数量不能简单累加。)
由上描述可见，给“癌症村”命名，是一个集体行动，但显然科学界和传媒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环境问题的集合中，科学界发挥其专业优势，发现问题、给问题命名、决定主张的基础、建立参数等，这些又是新闻媒介的消息来源。在引起关注、使环境主张合法化方面，新闻媒介的制作逻辑就是按照新闻价值规律，采取与流行问题或原因挂钩、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可直观的图像、修辞策略和方法等将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问题实现报道影响力的最大化。”首先是受害者农民数量积累，但他们无力为自己争取权益，接着是专家提供权威结论，再后是记者连带所属媒体据此报道。传媒必须以专家的权威结论为基础，或有时以政府许可为条件，才能顺利地对“癌症村”命名。
同时，这种命名不是一时一地的操作，而是多家传媒的合奏，持续不断的呼喊，不断为受众增加印象的过程。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多家传媒介入到对“癌症村”的命名之中。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这南北两大平面媒体报道影响最大。例如前者有一篇：《河南惊现“癌症村”死人就 像“家常便饭”》，文中三个小标题：《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准得病谁家就败》、《都是污染造的孽》都是充分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通过谷歌搜索该文出现138000条记录；《南方周末》的一篇《一条吞噬生命的河流》，文中小标题：《北老观嘴村：当死亡变得平常》、《早冬日子：被癌症袭过的家庭》、《成绩和黑水：谁是真的?》、《不仅是卫河》都是深度揭示癌症来源于污染，谷歌搜索报道记录达309000条。可见两报的影响力之大。
除了两者的作用，对“癌症村”命名还需要检验指标，以验证命名的成功与否、成效大小。可以看到，当传媒披露个别地方出现“癌症村”的消息后，地方政府采取救助措施，专家被动员去实施技术方案，社会团体和个人被暗示去救助，这显然是在命名的刺激下有所反应的，政府、专家、团体、个人等构成了一个网络，就反映了命名已被他们所承认，并在这个框架内行动。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命名有效与否是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在受癌症折磨的农民期盼中，传媒在努力促动，其他组织也在行动，不过如果只靠末端的治理，治标不治本，也即污染不清除，那么对其命名还需长期进行下去，这又是传媒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二、“癌症村”命名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尽管传媒对“癌症村”进行了命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与不断加快的农村癌症死亡速度相比，命名仍然显示出它的迟缓与无力。显然，不是传媒不能或不想为之命名为之强化影响，而是困难在于其背后一套坚固的体制与机制问题难以有效清除，如果不解决这两个主要难题，与癌症剧增同类的环境风险还会扩大。
首先，发展体制既造成了产生“癌症村”的源头，又产生了对传媒命名的遏制力量。第一，从源头来看，污染治理赶不上污染增加步伐，地方盲目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模式没有多少改变。自晚清以降，“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记忆转化为国人奋起直追的急躁心态，并沉淀为日益固化的集体无意识，增长就是好的，生产就是对的，复制模仿西方若干世纪前的工业模式，不关心伴生的污染，只关心效率、产值。在经年累月的污染之后，量化的毒害不可逆地转化为质的摧毁，直接危及人们的生命健康。更为荒谬的是，自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以来，前者拿走后者财政收入大头之后，后者普遍陷入了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将越来越多的污染项目引进落地开工，环保成本不受重视，默许污染产生毒害。为了强化工业化产生财政收入的依赖，各地又从制度设计上强化了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党政一把手以追求GDP增长为第一要务，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只是越来越次要的事情，以至于地方的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劳民伤财的项目比比皆是，企业的污染有增无减。工业化发展成为各地优先操作的议程，那么即使不少地方再装模作样地进行环保生态城市建设，都是表面的作秀，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这个“薪”就是招商引资，就是不计环境生态的工业化。如果不及时矫正这一错误模式，“癌症村”还要扩大下去。第二是对传媒命名的遏制力量。这主要来自于地方权力。从属于地方的传媒很难超脱于一个地区的狭隘性而使自己在时代进步中有所作为。本地的污染造成的“癌症村”本地传媒报道最有权威，最应该早报道早公开，促动地方治理。但在权力掌控者那里，传媒只能是自己摆布的下级单位，因此只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宣传工具，报喜不报忧。在传媒进入市场经营的形势下，“外松内紧”使地方传媒依然不能有效揭露问题，“癌症村”本来是传媒借此暴露地方只追求政绩罔顾群众生命健康和地方保护的以邻为壑带来的恶果，但是地方权力却以维稳为名只对传媒下达禁令使之难以揭露真相，环境风险预警的使命有时只能由外地传媒履行。根据孙月飞的研究报告，以国内癌症村被媒体曝光最多的河南省为例，他的统计表中反映的是公开报道的39个癌症村，但是媒体主要来自外地。
其次，“癌症村”，命名背后的机制阻力也值得反思。这种机制既有传媒自身的市场逐利机制，导致新闻价值观异化，又有城乡差异的鸿沟扩大的阻力，还有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深层阻力。这些无形的阻力都自外而内的将传媒层层包围，还有不断强化的堪忧趋势。
第一，从传媒自身来看，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宣传工具，面向市场的逐利性在不断增强，这对其公益性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与侵蚀。“癌症村”报道以环境受害者为反映对象，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这样的选择会与短期逐利相悖。因为前者这种公益性不会招徕读者，公益性与盈利性会产生冲突，虽然传媒需要以此获取公众尊敬，提升公信力，但于它而言只能偶一为之。市场法则对传媒而言要更多去迎合受众趣味，即满足好奇心、刺激的故事、传奇等，如果说“癌症村”所具有的悲情也会起到令人关注、同情的效果，那也是具有煽情的、观赏的效果，尚不具有可供消费的娱乐性。
这就涉及到当今传媒的新闻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为追逐受众趣味而不断趋于极端，新闻娱乐化是一种日渐堪忧的潮流。新闻具有可消费性，虽然娱乐性更趋近于消费性，一次性、感官的、表面化、休闲的，其中不论搞笑作秀，还是血腥刺激都是为受众而打造，即使事实不可预测，但事实发生之后可以被纳入到既定的消费主义模式框架以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癌症村”命名也只是有了一些可消费性元素如悲情、伤痛等负面元素，也能够引来一定的注意，但这还是有限的，从整体衡量就不符合当今传媒流行的可消费的新闻价值观，因为前者嵌入了正义、公平、良知、权益、吁求等庄严的话语审视，这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癌症村”命名如今面临城乡鸿沟扩大的人为障碍，而这不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还是处于优势的人群本能的对劣势群体有意无意设置障碍造成的。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传媒的城市归属。传媒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就有了亲近城市，服务城市的天然倾向，非此即彼，处于弱势的三农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疏远对象。传媒偏向于城市，是以城市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农村利益为中心，农村依附于城市，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尽管底层支撑着中层与上层，但上层和中层压制底层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一个不需证明的事实就是传媒一直站在维护城市利益的立场，为城市居民服务。由是从环境问题报道的角度看会发现一个分裂与反差：似乎只有城市有关环境问题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关心的，市民对垃圾不清理环卫部门不尽责都会通过传媒曝光，迫使环卫部门在费用不足、垃圾处理负担加重的形势下，不得不将剧增的垃圾运送到城里人看不到的农村去。近年来城市里污染型企业越来越少，并非环保工作成效大幅提高，而是它们大多去了农村，这有传媒的功劳。例如厦门PX化工项目，经过部分市民抗议，联动网络等新媒体，又有知名作家的声援，终于迫使该项目迁出厦门岛，却又落户漳州；至于成都PX化工项目，本应被传媒驱逐，却因距离成都几十公里，市民颇不关心，传媒在报道之后也听之任之，使该项目顺 利落地开工。二是城市阻击农村和侵入农村并存，包括压制农民权利和污染下乡、垃圾下乡在传媒不能得到有效揭露。诚然，城市需要农村，但这如同主人对待仆人一般，只能使其为己服务，但又不能让其僭越。传媒不能调整的是：城市居民要保有其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城市居民要生活舒适安乐，不能有污染，不能有癌症，不能有破坏，至于城市之外有没有不在他们义务关心的范围之内，这样两者之间天然的不平等不断被固化，传媒也在顺从这种格局。农民进城权利没有正常保障，传媒借助于城市偏见形成对农民的负面刻板印象：无知、浅薄、弱者、可怜等，他们缺少应有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承受。城市垃圾与污染在传媒的吆喝下被赶到了农村，导致农村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作为一个必然令人堪忧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大量出现。对此，传媒又不得不予以被动反映，当然这种反映只能是简短的偶一为之的。三是固化一种农村服务于城市的关系，而不是促进一种平等相互服务的关系。长期以来，城市的繁荣是靠剥夺农村换来的，但是在前者日益繁荣而后者日益凋敝的过程中，传媒没有能力解决却又助推着这种两极分化。当“癌症村”增多之时应是传媒唤醒城市予以关注援助和纠偏之时，但是就很难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农村杜绝了城市送来的污染，就能较好地减少癌症发生，但是城市垃圾、污染向哪里处理放置呢?农村为城市提供生活之用，以受剥削为代价为城市积累财富，但就此还需付出污染之后的生命代价，这显然是加剧了不平等服务关系。传媒披露只能换来有限的回应。
第三，对命名的机制障碍还来自于社会文化心理。中国长期以来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是喜鹊文化而非乌鸦文化。现实苦难过多而人们更倾向于在不顺现实面前装点喜庆，文艺作品和传统戏曲一再传导“大团圆”结局②就非常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尽管今日传媒更为发达，也一时难以撼动人们固有的喜庆心理期待。“癌症村”作为现实存在公开广泛传播会形成对接受者的心理压抑，不仅要激起对他者的同情，更有对想象中自己命运的隐忧。作为媒介受众在各自的现实生活中经历感受的不公与剥夺及各自烦忧之事已经太多，接触传媒内容也有寻求转移渲泄休闲娱乐的心理预期，但看到“癌症村”之类触目惊心的事实会加剧心理不安，感官难免产生排斥。
换一个角度看受众心理需求也并非全然排斥“癌症村”一类的悲情事实。不过它需转换成可消费性的新闻，满足窥私和欣赏的需要，他们很悲惨，我们很安全，从传媒报道中不断得到这样的心理抚慰也是一种自我暗示，他人的不幸是一面必不可少的镜子，它照射出自己安全的需要，不安全的驱除。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成为一种生活的参照，使自己明白处于什么位置，只不过这不涉及价值判断，只关乎自身的安全利益。同时，传媒也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舞台，台面上不断上演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各类的可喜可愕可惊可叹的故事，也许受众从中各取所需的同时，也在寻找想象中的自己，希望自己是在安全线外而不是新闻中倒霉的他者。
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机制阻碍着环境风险命名。这就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不断沉淀下来的麻木冷漠的心理认知，堕入似乎不可自拔的“刺激——反应——再刺激——再反应”的循环怪圈。癌症患者人数增多，相对城市市民和传媒都是遥远的他乡之事，不在自己生活视野之内，污染受害者的病痛他们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缺乏对应的感情基础。残存的道德伦理观会促动“癌症村”事实暂时震撼新闻受众的心灵，对不幸者深表同情，也可能会因之行动，这是刺激之后的反应，但当此事或参与告一段落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事实并没有得到处理，根源并没有清除。即使对于淮河流域最集中的“癌症村”而言，“淮河卫士”霍岱珊也只能尽其所能募捐，为当地一些农民打深井换成新的用水之源，而淮河的污染源还是没能控制。农民患癌症治疗为此倾家荡产生不如死，不是传媒公开外界很难体察，但知晓之后惊诧同情的心情维持不了多久又会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忙碌，随后还是“癌症村”死亡名单的拉长，还会形成对受众的刺激，再产生反应，之后又归于平静和常态，这就形成了循环往复，长期的刺激效果会不断衰减，以致麻木冷漠的心理难免上升。当传媒一再传播这一事实时，受众反映冷漠，传媒就面临着压力，对此的报道动力也会减弱。再从宏观分析，中国近代被强行打入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过程，一百多年来有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的呐喊奋斗。多难兴邦，这主要是各种外力的刺激之下中国人的反应，但当社会暂时安定下来，生活安逸之时，人们受到刺激也不容易做出反应，固然传媒不断提供足以警醒的事实，但人们容易自我陶醉，也就对外界堪忧的事实变得麻木冷漠。这样整个民族的刺激反应心理机制已如此不易撼动，传媒不断传播本来应该令人激动和震撼的事实也换不来应有的回应，倒是浪费式的消费主义传播得到热烈的追捧。“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传媒对于“癌症村”报道不是一以贯之，而且力量分散，少数记者的激情呐喊没有有力的回响，也难免使记者遭受打击，对此命名的进程可想而知。这也暴露出社会文化心理中苟且和逃避的一面，只顾眼前和自己，不管长远与他人，被动地等待更大的风险来临，更重的刺激加深，一旦面对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建构“癌症村”等环境风险议题的路径
承上所述，前文分析了传媒在对“癌症村”命名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体制与机制造成的阻力使命名的过程更为艰难。这会导致“癌症村”得不到有效治理，近年来还不断增多，而同样由于不能促动源头的污染控制和末端的污染环境治理，让人痛心的是人们生命健康遭受更大的伤害，怪病增多，亚健康突出；放任“垃圾下乡、污染下乡”②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农村向城市“朝贡”的食品受到污染间接损害市民健康。同时，各类自然危害与环境事故频发，不仅仅会带来经济损失，还有更多难以预料的不良问题。由此可见，污染导致了环境风险的快速扩张使社会难以承受严重后果。根据以上几方面的命名障碍有必要寻求解决对策。
首先，传媒应当坚定社会责任与使命，继续加大对“癌症村”等污染毒害的揭露批判力度。从迄今传媒所揭露的“癌症村”数量看，也仅仅是目前已调查到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新生的并未被关注。此外，污染毒害层出不穷、污染事件接连不断，说明污染源头不仅没有切断，还有加剧蔓延势头。而传媒的作用力量就在于揭露污染真相，引发舆论形成压力，推动地方政府重视和纠正工作失误。同时传媒还有组织功能，对于污染造成的恶果有发动社会力量如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作用，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环保NG0已经嵌入了中国的环境治理机制之中，正在动员更多的力量介入其中，与政府一道 协同治理。目前，有些地方全力招商引资、拆迁卖地加剧环境破坏，传媒不论本地还是外地都有责任义务帮助地方发展纠偏，这当然需要策略，借助于具体事实以建设性的角度帮助地方整改，这要传媒灵活、艺术地达到动员民众、促动政府的目的。地方传媒对于直接上级权力灵活性较小，也需要借助于各种资源间接地达到微观纠偏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其次，传媒需要自我纠错，尤其是“无事故不新闻”的媚俗与不负责任的新闻价值操作理念。传媒进入市场盈利再正常不过，但是漫无节制地榨取新闻的可用资源迎合受众的窥私、消费的“三俗”趣味就不正当，将“癌症村”当作煽情内容、他人苦难只是消费的手段就会背离责任、使命的正义价值观。细察“癌症村”得以报道的价值构成基础，我们会无不悲怆地发现：只有污染导致农民大批死亡、生命被无情剥夺之后才吸引了记者前往调查，人死的越多，新闻价值越大。这是悄然发生持续进行的，它不构成事件，不是热点，但正是这种非正常死亡堆起的惊人数字才促进了价值的增长。相比之下，城市出现小于这种恶果的异常问题都是新闻，即使小区垃圾没有及时清运都会吸引记者报道，两者的反差太大。如果患上绝症的农民一个个倒下，他们不会发出呼喊，广袤的大地上死亡累积，传媒蜗居于城市能否感知呢?它依然高度依靠外部提供的线索，而很难主动更不用说长期去关注这一问题了。今天传媒普遍的有新闻事件就积极，无事件就消极等待的操作观念确实需要摒弃了。这已经助长了传媒的浮躁与功利。
再次，传媒不应该过度依附城市而加剧城乡不平等问题。城乡差距由于制度之外的市民集体固化两者不平等关系，迫使农村既服务于城市，又受其剥夺。传媒太多关注城市却越来越忽视和疏远农村，对农村遭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毒害关注甚少而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总是推诿于不掌握话语权的农民。需要传媒改进的除了城乡地理差异之外，有关缩小城乡差距、平等对待农民、对农村多些人文关怀等道德因素要求并不为过。不论中央省级和地方级媒体都应固守和增强公平正义意识与行动，为维护整个社会和谐加倍努力。传媒不应总是以营销手段对待新闻报道的市场回报，娱乐化新闻固然会吸引更多的受众，获得更高关注度，市场效益较高，但这只是传媒经营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需要尽到的社会责任。今天随着网络媒体快速成长，正在对传统媒体形成严峻挑战，后者已经意识到形势严峻，怎样应对挑战众说纷纭，但其中传统媒体可以凭其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善于尽到社会责任而会使自己仍立于不败之地。关注环境生态这一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即是首选。
最后，制度、机制形成的障碍需要破除虽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传媒显然需要积极主动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完成消除阻力的目标。与别的社会组织一个显著迥异之处是传媒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受到过多约束，但它也可以借助外部社会力量动员参与帮助破除不合理的约束，因而制度约束只是暂时的，抗争的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但机制问题解决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诸如缩小城乡差距尤其是消除长期积淀的麻木冷漠的社会心理。这需要传媒加大刺激力度，纠正改变国人麻木冷漠态度，这当然也属于自近代以来远未完成的文化启蒙应由传媒继续促进。
结语：以上从“癌症村”命名角度粗浅分析了传媒为主要参与者数年来为之命名引起社会关注的过程，同时重点探讨这种命名遇到的巨大阻力。不论如何，从源头遏制污染，从末端介入治理应是传媒所应当参与的重要选择。减少风险、尤其是环境风险需要以传媒为主要引领者带动环境治理，这个过程是强化环境议题建构的过程。虽然现代化发展总有牺牲和代价，但是社会已经感受到代价付出的沉重，为此需要减少代价，增进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传媒面对社会发展的艰巨复杂形势和更多期待，应当主动承担而不是走向形而下的“三俗”，不论地方还是高层传媒，责任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有传媒主动而坚持不懈地承担这个责任，社会才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的目标才不会遥远。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