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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数千年的湖南民间美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联，是湖南民俗文化的载体，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到今天，显示出湖湘地域文化的恢弘气度和深邃底蕴。湖湘民间美术是原始艺术的延续，强调造型、视觉审美效果，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厚、真实、乐观向上的感情色彩，是湖湘人民生活中最质朴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的体现。作为民俗文化艺术品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珍贵遗产的湖湘民间美术，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以便经过千年积淀的文化源流继续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也是当下我们应尽的责任。为此，本期刊发三篇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从湖南民居木雕纹样、湖南江永女书图案和湖南湘绣艺术魅力的视野来探讨湖湘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创作语汇等，以期为湖湘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女书是流传在湖南江永县上江圩镇的一种稀世女性文字。女书被称为“妇女文字”或“女字”，其基本字符来源于古夷文，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神秘古老的女性文字。之所以说女书是一种女性文字，是因为女书文字在当地的传授是传女不传男，仅限于女性之间的口头传授，主要用于当地妇女之间相互叙事和交流感情。女书很多记载的是主人私密的事情或心思， 女书的寿命很短，一般会随着主人的逝世而被焚烧，男人永远无法走进她们的文字世界。专家对于女书的历史形成界定为：它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产生于古代，它是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宫折兵教授认为：女书文字与女红图案似乎有某种联系，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可能源于女红图案。{1}
女书图案是一种极具湖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图形文化体系，它遵循一定的艺术构成法则，并且在造型上以女书字符为基础，在结构上以平面几何为形体，在形态上以民间吉祥纹饰为装饰，构成女书独特的视觉形态。图文并茂的女书图案，不仅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其挑花、编织与刺绣的工艺也是复杂多样。而通过女书图案的色彩与形态，人们可以看到女书主人细腻丰富的内心情感和文化世界。
一、女书图案的形式法则
1.单独纹样与适合纹样
女书图案的单独纹样指的是没有外轮廓及骨格限制，独立并完整，与周围纹样无内在的联系，可以单独处理、自由运用的一种装饰纹样。这种女书纹样在结构组织上与周围其他纹样无直接联系，结构严谨，外形完整，经常单独用作装饰，也常常用作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的单位纹样。
女书图案的适合纹样指的是具有一定外形限制的纹样，女书图案素材经过加工变化，组织在一定的轮廓线以内，具有外形完整，内部结构与外形巧妙结合等艺术特点。女书图案的适合纹样因受本土审美习俗和女红刺绣工艺的影响，要求纹样的变化既能体现物象的特征，又要穿插自然，形成独立的装饰美。
女书图案的这两种纹样常常以独立的字符纹样出现在当地的女红织物中，它们在日常生活用品、纺织用品、建筑上等都应用得很广泛。
最具代表性的女书适合纹样要数“八角花”图案，该图案是“三朝书”内页中最常用的图案，图案多是适合纹样，图案外框来自“八卦”纹，在图案的画面中间都有一个视觉中心点，图案均围绕这一视觉中心点，呈顺时针方向展开。“八角花”图案从正面看时，一般是位于正左下方的图案为起始部分，图案沿顺时针方向朝右上方中心延伸，结束部分则略往左偏，呈现出一种旋转形的效果。“八角花”图案排列的巧妙之处就是，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观看该图案，其都有一个呈正面的图案。而这些角度的图案都有一个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的共同特点。
“八角花”图案的素材大都来源于民间刺绣花样中的吉祥图案（如图1），如龙凤麒麟、花鸟虫鱼等，按照谐音寓意的组合方式，这些图案被组合成“福寿双全”“凤穿牡丹”“因何得偶”等图形。“八角花”图案用笔风格与女书文字的用笔风格基本相同，都是用线条来勾勒外形，曲折多姿的线条，完美的表现出舒卷流动的祥花瑞草以及飘逸自在的彩蝶鸣凤，同时也将女红的形式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图1 三朝书的八角花
2. 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
以女书字符为主的二方连续纹样，它的构形跟常见的二方连续纹样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图案大都直接取材于民间诗歌或谚语，并用女书文字符号来表现，同时，每一个单位纹样都具有字符图式的抽象性和变化性。女书二方连续纹样常见于当地的女红钱包和腰带等编制物上（如图2），它们大都形如犬齿，直接用彩线手工编织而成，其编织技艺有当地的艺术风格。
此外，在当地，姑娘陪嫁用的被面很多也是由女红的二方连续纹样组成，这边被面也俗称为“八宝被面”。人们将女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如“万”“草”“王”“芒”“寿”等字搭配绣花图样中的丹凤朝阳、金龙出洞、喜鹊登枝或麒麟送子等组成图案，又或者配上唐诗宋词等组成回文倒顺诗，不仅图文并茂，而且相映生辉，我们将这种搭配称为“八宝”。
除了“八宝被面”之外，装饰在服装或“三朝书”封面上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二方连续图案也极具代表性。它们的结构图形常与战国时期楚国一带的菱花镜或纺织品造型风格相似，具有明显的古代楚、越文化痕迹（如图3），如在先秦时期，楚地便以生产铜镜闻名，到了战国中期时，菱形纹镜与连弧纹镜开始流行，其中又以菱形纹最受楚国人民的欢迎。这些菱形纹形态各异，变化多端，常搭配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或Z形纹、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弓形纹等其他无法名状的几何纹形搭配，或曲折断续，或相套相错，虽然其造型诡异多变，但都以菱形载体，将折线之美表现到了极致。
图2 二方连续图案
图3 二方连续图案
所谓四方连续纹样，即以一个或一组女书纹样为单位，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反复连续循环排列所产生的纹样。这种图式的女书纹样常与动植物搭配、如花、鸟、藤蔓等，不仅表现手法轻松自然，而且其自然形态也可以无拘无束。不过，由于这种图式的女书纹样实物遗存较少，所以并不常见。
随着女书研究热潮的兴起，有着深厚书画功底的郑州女书法家王澄溪，在湖南和广西两地边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系统的对女书的图形、笔法和风格进行了研究，以多种书法笔体如草、行、隶、篆以及甲骨文为模版，将女书文字进行了分类整理，不仅用书法的艺术规律来增强和凸显女书形态，使其更具韵味与艺术特征，而且还创作了多个女书作品与极具特色的女书四方连续纹样，使女书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二、女书图案的艺术特色
1.造型特色
以平面几何体为外形、以图形的平面形态为装饰、以构成学为法则、以艺术加工为手法的女书字符是构成女书图案造型的基础。女书文字起源于以斜长菱形为外形、以图案的对称性以及线条的优美性闻名的女红图案，在创造之初，女书文字因受“十字绣”针法的影响，导致其图文以多呈斜式为特点。女书图案的呈现方式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图文并茂，其中多以飞禽走兽以及写实的自然生物为主，不仅色彩鲜艳层次分明，而且构图明晰且多变，常在服饰上绣花边、花带用以装饰，具有很浓厚的山区生活气息。女书图案的基本形式以几何图形为主，常见的图形有圆形、菱形、八角形、星形等等。
造型抽象、不局限于自然形态的束缚是女书纹样的主要特点，与写实派的纹样不同，女书纹样继承了古代湘楚文化浪漫的风格，表现形式抽象且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无论是在画壁雕塑、还是门廊漆画的艺术造型中，我们都能发现古代楚人这种富有动感与律感的灵动笔触。圆弧形笔画是构成女书图案的主要元素，由这些笔画构成的字体不仅外形飘逸洒脱、而且刚柔并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女书图案的风格带有浓厚的湘楚文化气息。著名的女书研究学者谢志民曾评价道：“江永女书很可能起源于古代百越文字，它的文字体态特征不仅与百越文字相似，而且与楚文字与巴文字也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女书“三朝书”的内页中，有一组“八角花”外框内的离卦卦象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女书与楚人的“八卦镜”图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也可以证明，女书继承了古楚文化。
2.女书图案的编织、刺绣工艺特色
女红编织、织锦是女性用以情感传递与传承女书的物质载体，它的工序一般分为三步，即：纺、染、织。与大部分民间纺织一样，女红在纺的过程中，一般都采用较为简单的摇纱纺纱机，再搭配捻线陀，用以将棉花或麻纺成线，在处理侵染的过程中，一般采用黑、蓝、青、红五色为染色。最后，在织的过程中，用织布机作为主要工具，主要做法有将经丝先进行扎染再织纬，又或夹织鸟雀羽毛用以作局部装饰，不仅色彩鲜明，而且图案众多。在女书流传的地域，流行着一种极富特色的女红，即我们所说的“挑花刺绣”。它是以白色、黑色或蓝色的蓝靛布为底，搭配以红、绿、黄、黑、白的六色彩线，表现形式主要以“十字挑”最为常见，其他有“长十字挑”“平直长短针”“斜挑长短针”“平挑长短针”等。锁边是挑花刺绣常在运用时的搭配手法，“平直锁”“狗头锁”“辫妆锁”等是锁边运用的主要针法。添加法和求全法是锁边的两个主要制作方法上。所谓添加法，即在最初的图案上进行装饰。由于瑶族妇女在挑绣时，完全是靠着经验在进行制作，并没有绘制相应的草图，她们先用黑或白线依照布纹绣出有规则的方格，然后再在方格中配以相应的图形；为丰富纹样、使整个构图达到对称美、饱满美、均衡美的做法，我们称为求全法，它是妇女为展示其高超手艺的主要做法。
3.女性情感与精神的表现特色
在古代，由于封建社会对女性奴化，大部分女性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压迫，但一些在精神世界里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女书人，将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对美的追求绘制成图案，并将其绣在女红上。女书图案充分的反应了女性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它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女性发自肺腑的情感传媒。它真实地反应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存状况，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她们将自己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物质生活的需求、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女红表现出来。女红成为女性对现实生活的发泄与对美好未来憧憬的工具，充分享受着那种无拘无束的创造感。女书和女红图案，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精神与文化世界的窗口。
女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瑰宝，是湖湘儿女美选择和认知的结果，更是“人类保存最古老的歌谣”。女书凭借着其特有的造型让人们对于美的认知有了新感悟。我们要想将女书文字融入现代文化中，就必须要求我们懂得异质同构的基本法则。将女书文字作为造型元素的主要构成形式，结合现代元素，找到彼此之间的相似点与切入点，从造型、构成、色彩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运用到装饰图案中去。只有掌握了女书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的在大众生活中进行推广，同时也是将女书文化进行传承的基本条件。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设计与汉字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ybb115）、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设计艺术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系）
数千年的湖南民间美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联，是湖南民俗文化的载体，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到今天，显示出湖湘地域文化的恢弘气度和深邃底蕴。湖湘民间美术是原始艺术的延续，强调造型、视觉审美效果，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厚、真实、乐观向上的感情色彩，是湖湘人民生活中最质朴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的体现。作为民俗文化艺术品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珍贵遗产的湖湘民间美术，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以便经过千年积淀的文化源流继续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也是当下我们应尽的责任。为此，本期刊发三篇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从湖南民居木雕纹样、湖南江永女书图案和湖南湘绣艺术魅力的视野来探讨湖湘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创作语汇等，以期为湖湘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女书是流传在湖南江永县上江圩镇的一种稀世女性文字。女书被称为“妇女文字”或“女字”，其基本字符来源于古夷文，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神秘古老的女性文字。之所以说女书是一种女性文字，是因为女书文字在当地的传授是传女不传男，仅限于女性之间的口头传授，主要用于当地妇女之间相互叙事和交流感情。女书很多记载的是主人私密的事情或心思， 女书的寿命很短，一般会随着主人的逝世而被焚烧，男人永远无法走进她们的文字世界。专家对于女书的历史形成界定为：它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产生于古代，它是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宫折兵教授认为：女书文字与女红图案似乎有某种联系，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可能源于女红图案。{1}
女书图案是一种极具湖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图形文化体系，它遵循一定的艺术构成法则，并且在造型上以女书字符为基础，在结构上以平面几何为形体，在形态上以民间吉祥纹饰为装饰，构成女书独特的视觉形态。图文并茂的女书图案，不仅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其挑花、编织与刺绣的工艺也是复杂多样。而通过女书图案的色彩与形态，人们可以看到女书主人细腻丰富的内心情感和文化世界。
一、女书图案的形式法则
1.单独纹样与适合纹样
女书图案的单独纹样指的是没有外轮廓及骨格限制，独立并完整，与周围纹样无内在的联系，可以单独处理、自由运用的一种装饰纹样。这种女书纹样在结构组织上与周围其他纹样无直接联系，结构严谨，外形完整，经常单独用作装饰，也常常用作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的单位纹样。
女书图案的适合纹样指的是具有一定外形限制的纹样，女书图案素材经过加工变化，组织在一定的轮廓线以内，具有外形完整，内部结构与外形巧妙结合等艺术特点。女书图案的适合纹样因受本土审美习俗和女红刺绣工艺的影响，要求纹样的变化既能体现物象的特征，又要穿插自然，形成独立的装饰美。
女书图案的这两种纹样常常以独立的字符纹样出现在当地的女红织物中，它们在日常生活用品、纺织用品、建筑上等都应用得很广泛。
最具代表性的女书适合纹样要数“八角花”图案，该图案是“三朝书”内页中最常用的图案，图案多是适合纹样，图案外框来自“八卦”纹，在图案的画面中间都有一个视觉中心点，图案均围绕这一视觉中心点，呈顺时针方向展开。“八角花”图案从正面看时，一般是位于正左下方的图案为起始部分，图案沿顺时针方向朝右上方中心延伸，结束部分则略往左偏，呈现出一种旋转形的效果。“八角花”图案排列的巧妙之处就是，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观看该图案，其都有一个呈正面的图案。而这些角度的图案都有一个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的共同特点。
“八角花”图案的素材大都来源于民间刺绣花样中的吉祥图案（如图1），如龙凤麒麟、花鸟虫鱼等，按照谐音寓意的组合方式，这些图案被组合成“福寿双全”“凤穿牡丹”“因何得偶”等图形。“八角花”图案用笔风格与女书文字的用笔风格基本相同，都是用线条来勾勒外形，曲折多姿的线条，完美的表现出舒卷流动的祥花瑞草以及飘逸自在的彩蝶鸣凤，同时也将女红的形式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图1 三朝书的八角花
2. 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
以女书字符为主的二方连续纹样，它的构形跟常见的二方连续纹样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图案大都直接取材于民间诗歌或谚语，并用女书文字符号来表现，同时，每一个单位纹样都具有字符图式的抽象性和变化性。女书二方连续纹样常见于当地的女红钱包和腰带等编制物上（如图2），它们大都形如犬齿，直接用彩线手工编织而成，其编织技艺有当地的艺术风格。
此外，在当地，姑娘陪嫁用的被面很多也是由女红的二方连续纹样组成，这边被面也俗称为“八宝被面”。人们将女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如“万”“草”“王”“芒”“寿”等字搭配绣花图样中的丹凤朝阳、金龙出洞、喜鹊登枝或麒麟送子等组成图案，又或者配上唐诗宋词等组成回文倒顺诗，不仅图文并茂，而且相映生辉，我们将这种搭配称为“八宝”。
除了“八宝被面”之外，装饰在服装或“三朝书”封面上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二方连续图案也极具代表性。它们的结构图形常与战国时期楚国一带的菱花镜或纺织品造型风格相似，具有明显的古代楚、越文化痕迹（如图3），如在先秦时期，楚地便以生产铜镜闻名，到了战国中期时，菱形纹镜与连弧纹镜开始流行，其中又以菱形纹最受楚国人民的欢迎。这些菱形纹形态各异，变化多端，常搭配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或Z形纹、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弓形纹等其他无法名状的几何纹形搭配，或曲折断续，或相套相错，虽然其造型诡异多变，但都以菱形载体，将折线之美表现到了极致。
图2 二方连续图案
图3 二方连续图案
所谓四方连续纹样，即以一个或一组女书纹样为单位，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反复连续循环排列所产生的纹样。这种图式的女书纹样常与动植物搭配、如花、鸟、藤蔓等，不仅表现手法轻松自然，而且其自然形态也可以无拘无束。不过，由于这种图式的女书纹样实物遗存较少，所以并不常见。
随着女书研究热潮的兴起，有着深厚书画功底的郑州女书法家王澄溪，在湖南和广西两地边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系统的对女书的图形、笔法和风格进行了研究，以多种书法笔体如草、行、隶、篆以及甲骨文为模版，将女书文字进行了分类整理，不仅用书法的艺术规律来增强和凸显女书形态，使其更具韵味与艺术特征，而且还创作了多个女书作品与极具特色的女书四方连续纹样，使女书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二、女书图案的艺术特色
1.造型特色
以平面几何体为外形、以图形的平面形态为装饰、以构成学为法则、以艺术加工为手法的女书字符是构成女书图案造型的基础。女书文字起源于以斜长菱形为外形、以图案的对称性以及线条的优美性闻名的女红图案，在创造之初，女书文字因受“十字绣”针法的影响，导致其图文以多呈斜式为特点。女书图案的呈现方式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图文并茂，其中多以飞禽走兽以及写实的自然生物为主，不仅色彩鲜艳层次分明，而且构图明晰且多变，常在服饰上绣花边、花带用以装饰，具有很浓厚的山区生活气息。女书图案的基本形式以几何图形为主，常见的图形有圆形、菱形、八角形、星形等等。
造型抽象、不局限于自然形态的束缚是女书纹样的主要特点，与写实派的纹样不同，女书纹样继承了古代湘楚文化浪漫的风格，表现形式抽象且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无论是在画壁雕塑、还是门廊漆画的艺术造型中，我们都能发现古代楚人这种富有动感与律感的灵动笔触。圆弧形笔画是构成女书图案的主要元素，由这些笔画构成的字体不仅外形飘逸洒脱、而且刚柔并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女书图案的风格带有浓厚的湘楚文化气息。著名的女书研究学者谢志民曾评价道：“江永女书很可能起源于古代百越文字，它的文字体态特征不仅与百越文字相似，而且与楚文字与巴文字也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女书“三朝书”的内页中，有一组“八角花”外框内的离卦卦象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女书与楚人的“八卦镜”图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也可以证明，女书继承了古楚文化。
2.女书图案的编织、刺绣工艺特色
女红编织、织锦是女性用以情感传递与传承女书的物质载体，它的工序一般分为三步，即：纺、染、织。与大部分民间纺织一样，女红在纺的过程中，一般都采用较为简单的摇纱纺纱机，再搭配捻线陀，用以将棉花或麻纺成线，在处理侵染的过程中，一般采用黑、蓝、青、红五色为染色。最后，在织的过程中，用织布机作为主要工具，主要做法有将经丝先进行扎染再织纬，又或夹织鸟雀羽毛用以作局部装饰，不仅色彩鲜明，而且图案众多。在女书流传的地域，流行着一种极富特色的女红，即我们所说的“挑花刺绣”。它是以白色、黑色或蓝色的蓝靛布为底，搭配以红、绿、黄、黑、白的六色彩线，表现形式主要以“十字挑”最为常见，其他有“长十字挑”“平直长短针”“斜挑长短针”“平挑长短针”等。锁边是挑花刺绣常在运用时的搭配手法，“平直锁”“狗头锁”“辫妆锁”等是锁边运用的主要针法。添加法和求全法是锁边的两个主要制作方法上。所谓添加法，即在最初的图案上进行装饰。由于瑶族妇女在挑绣时，完全是靠着经验在进行制作，并没有绘制相应的草图，她们先用黑或白线依照布纹绣出有规则的方格，然后再在方格中配以相应的图形；为丰富纹样、使整个构图达到对称美、饱满美、均衡美的做法，我们称为求全法，它是妇女为展示其高超手艺的主要做法。
3.女性情感与精神的表现特色
在古代，由于封建社会对女性奴化，大部分女性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压迫，但一些在精神世界里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女书人，将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对美的追求绘制成图案，并将其绣在女红上。女书图案充分的反应了女性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它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女性发自肺腑的情感传媒。它真实地反应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存状况，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她们将自己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物质生活的需求、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女红表现出来。女红成为女性对现实生活的发泄与对美好未来憧憬的工具，充分享受着那种无拘无束的创造感。女书和女红图案，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精神与文化世界的窗口。
女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瑰宝，是湖湘儿女美选择和认知的结果，更是“人类保存最古老的歌谣”。女书凭借着其特有的造型让人们对于美的认知有了新感悟。我们要想将女书文字融入现代文化中，就必须要求我们懂得异质同构的基本法则。将女书文字作为造型元素的主要构成形式，结合现代元素，找到彼此之间的相似点与切入点，从造型、构成、色彩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运用到装饰图案中去。只有掌握了女书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的在大众生活中进行推广，同时也是将女书文化进行传承的基本条件。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设计与汉字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ybb115）、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设计艺术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