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传染病，只有一个飞机舱门的距离。”这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袁政安经常说的一句话。埃博拉、登革热、黄热病……过去这些远在天边，只“活”在书本上的传染病，因为交通的便利和交流的频繁，只要一个航班，就可能被带进国门;稍有闪失，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人颜色看。
　　疾控工作，就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任何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是一场战争。“我们拿下的每场硬仗，荣耀都归于团队。”在谈起过往的战绩时，袁政安总习惯用“我们”来开场。“敌人”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协同作战。而他就是这支公共卫生领域“特种部队”的总指挥。
　　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袁政安留下了闪光足迹：他牵头在国内率先建立并逐步完善上海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结核病疫情由1998年的40.6/10万下降至2013年的27.2/10万，达到国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作为上海模式在全国推广;他致力于上海公共卫生信息化工作，牵头承担26项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制修订项目，中心因此荣获首届卫生信息化推进优秀奖，成为唯一一个因标准建设而获此殊荣的疾控机构……
　　前不久，袁政安被提名为第三届仁心医者·上海市仁心医师奖，在20名获奖的临床名医大咖中，他是唯一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

十年，两场硬仗

　　从2001年到今年11月，作为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的袁政安，分管中心应急与传染病管理、信息规划与管理、急性传染病防治、微生物检验等工作。他在传染病和卫生应急管理的风口浪尖上，一待就近20个年头。
　　在上海人的记忆里，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13年在沪首先确诊的H7N9禽流感新病毒，这两件事惊心动魄却又有惊无险。对袁政安来说，这两场战役也是他印象深刻的。
　　2003年，SARS疫情是袁政安履新后遭遇的首个严峻考验。当时，上海发现的全部8例患者中，他全程参与，并指挥了所有患者的面对面流行病调查。
　　“我们采取的是‘准军事化’管理，疫情就是我们的发令枪。”干传染病防治，工作性质就是“白 黑，7×24小时全年无休”，袁政安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道，那段时间，他手机24小时开机，经常奋战到凌晨两三点，“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晚上睡觉一定要把手机放在床头”。而这样“随叫随到”的工作性质，导致了他什么电话都得接，“连骚扰电话来了都接”。

　　在非典肆虐全球时，上海没有沦陷，疾控人守护了城市的安全。世界卫生组织更是高度评价了上海的疾控成效，认为上海的信息真实可靠，防护措施科学高效，经验值得推广。
　　在袁政安的心里，他深知在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时，上海的应急能力基础还不是很扎实，各方面的应对也还存在差距。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SARS也带了一些更深远的意义。社会对传染病学科更加重视了——国务院在SARS之后颁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确立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处理机制。这也是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制度化进程的开始。之后不久，当时的卫生部成立了应急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全国卫生应急工作。
　　从2003年到2006年先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上，“预警”和“应急”均成为了历次会议当中的关键词。其间，国务院于2005年审议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于2006年正式发布实施，明确国家将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报告网络体系。
　　与此同时，传染病防治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先后出台。
　　到了2008年，国务院宣布全国应急体系基本建立。这一应急体系被概括为“一案三制”。“一案”是指应急预案，“三制”包括以政府办公厅（室）应急办为枢纽的综合协调体制，以预防准备、监测预警、信息报告等为内容的应对机制，以及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制度。此外，网络直报也终结了我国此前长期实行的传染病疫情逐级上报的历史。
　　在上海，政府相关部门在SARS疫情后出台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至今已实施了4轮。上海市疾病综合防治三级网络更加完善，上海市疾控中心也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处，不仅实验室的检验能力达到了一流水准，也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流行病调查队伍。
　　如果说，SARS是一场遭遇战，那么十年后，上海发现全球首例H7N9禽流感，则是疾控队伍打响的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H7N9禽流感来势汹汹，但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非常有底气。”袁政安第一时间组织团队先将病患隔离，然后开展病原体监测和排查，仅用32天时间，就锁定了病源，“很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第一时间向各个部门通报疫情，并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布疫情”。
　　之后，袁政安和团队研究分析出了H7N9病毒传染主要来源于病例与人与活禽的接触，并及时向市政府建言，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在上海暂停活禽交易仅一周后，就再也没发现新增病例。 　　“针对不同事件，我们有不同的预案。光是我们的预案手册汇编下来就有足足10cm厚的三本專业书。”袁政安颇为自豪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这场胜仗给出了“高效、及时、专业”这六个字的高度评价。

大型活动保障，他们在做什么

　　2001年上海APEC、2010年世博会、2018年和2019年两届进博会……袁政安亲历、参与、领导了新世纪以来上海市疾控中心几乎所有的重大保障活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市疾控中心承担了公共卫生保障任务。袁政安告诉记者：“像世博会这样，这么大型，且历时半年的活动，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保障工作。”
　　上海市疾控中心应急管理处副处长黄晓燕向记者介绍，为有针对性做好预防控制工作，上海市疾控中心首先会开展风险评估，划定这个时间、季节可能会面临的一些传染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次，疾控会联合海关，对国际上新发的高风险传染病疫情做好评估和准备;通过数轮的风险评估后，梳理风险点，针对性地开展准备，包括外部的沟通协调，联合相关处所，组织队伍装备的培训等。

　　搞传染病防治的人很矛盾，有时候“没有成就感”，但却又不希望有表现的机会，“不让疫情发生，才是我们疾控人最大的成就”。

　　“每一次保障，我们都要提前好几个月准备。”从筹备世博保障的600个日日夜夜，到在世博园区内外协同奋战的184天，袁政安作为上海市疾控中心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综合协调组组长，每天带领他的保障团队，精心组织、细致安排，进行了多层面的联防联控，开展了动态风险评估，建立了实时监控网络，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健康咨询，最终圆满实现了“园区内无重大传染病突发事件、全市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既定目标，为确保世博期间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袁政安说，搞传染病防治的人很矛盾，有时候“没有成就感”，但却又不希望有表现的机会，“不让疫情发生，才是我们疾控人最大的成就”。
　　这一点，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吴寰宇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疾控人给自己的封号是“城市隐侠”。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大型活动顺利平稳地进行。有时候老百姓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感’，才是我们最大的贡献。”吴寰宇表示。

治未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虽然身经百战，但袁政安仍会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干我们这行，就是一票否决。一旦传染病暴发，会是毁灭性的”。
　　在疾控一线战斗了这么多年，袁政安自觉责任和热爱从未改变，“还保持着初心”。
　　袁政安从小就立志当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梦想。高考填报志愿时，他一口气把第一志愿全填了医学专业，公共卫生是第二选项。1983年，他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录取。直到开学后，著名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泰斗苏德隆教授上了第一课，他才慢慢认识到这门学科的魅力和重要。
　　当时，苏教授讲了一个“曲突徙薪无功德，焦头烂额座上宾”的典故，这句话如今也成了疾控人常常说起的故事。“防灾虽难被奉为上宾，实却功德无量，而我们搞预防医学的人，就是要有在后台默默付出的情怀。”袁政安说。
　　1988年大五实习，上海甲肝大爆发，30余万人感染甲肝，作为高年级的学生，袁政安参加了流行病调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多年来，袁政安始终坚信苏教授的话——治未病，是项崇高的事业。“古人曰：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临床医学是治已病，讲究一对一治疗;预防医学是防未病，一项政策，一个计划，一种干预，可能造福成千上万人。”袁政安说。
　　高效专业的工作需要科研的创新和支撑。袁政安先后承担或参与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等多项科研项目，获得科研经费累计近8000万元，个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6篇，其中SCI论文12篇。他所带领的结核病防治团队荣获原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发的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7-2009年上海市医务职工科技创新优秀团队。
　　这两年，袁政安一直思考，传承老一辈的经验和方法时，如何适应新环境，创新求变。“过去，我们将不少疫情扑灭在了萌芽状态，但缺乏有效统计，预防水平难以定量评价，业绩上也反映不出，团队获得感差”。2016年，在袁政安的带领下，上海市疾控中心探索实施公共卫生突发苗子事件监测，之后每年报告苗子事件近2000起，而实际发展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到40起，用大数据说话，更科学有效了。
　　在袁政安的心里，最希望改变的，还是民众重医轻防的旧观念，提升人才梯队的素质。好在，经历过SARS、禽流感等大小疫情之后，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防患于未然比亡羊补牢强。他说，人们对预防医学的重视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随着时代进步，预防医学会蓬勃发展，预防医学工作者也会越来越被大家认可”。
　　今年初，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疾控防治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都给出了积极的政策扶持。袁政安希望随着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能加入疾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