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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个省份50多个城市发生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最严重的除了三角洲和平原地区，还有山间盆地和河流谷底，主要集中在渭河盆地和汾河谷地，如西安、咸阳，太原、运城、临汾等城市。
西安古城现“比萨斜塔”
早在2004年的秋天，就有媒体报道，由于地面沉降，象征西安古代文明的钟楼下沉了395毫米，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大雁塔也下沉了1198毫米，并向西北倾斜约886毫米。
西安古城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使得古城在古朴中熠熠发光，如果再多一座中国式的“比萨斜塔”，定然会为古城的景观锦上添花。但与比萨斜塔不同的是；比萨斜塔在建造时就已经开始倾斜，而大雁塔却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霜之后才倾斜的。比萨斜塔是比萨人的骄傲，他们有一句俗语“比萨斜塔像比萨人一样健壮结实，永远不会倒下去”，他们的坚信使得他们对那些试图把斜塔重新纠正竖直的建议和做法最为深恶痛绝，而大雁塔的倾斜却让古城人民意识到了脚下的土地已不再那么坚硬。
西安的地表上发生变化的难道只有大雁塔吗?西安市的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城区和近郊区。从1959年开始大范围的水准测量以来，累积沉降量超过200mm的范围。西起鱼化寨，东到纺织城，南抵三爻村，北至辛家庙，面积为145.5km2。
在西安沉降区内，11条地裂缝把沉降区分割成同走向的条块体，使地面沉降水平方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地面沉降区总体形态呈椭圆形，所形成的各个沉降漏斗水平扩展多限于两条地裂缝之间，形成了一系列NNE走向平面形态呈狭长的椭圆形沉降槽，其长轴方向与地裂缝走向基本一致。沉降槽一般是北深南浅，地裂缝南侧沉降量大，形成地形变陡变带，地形上多呈陡坎或陡坡。
地面沉降的强度表现在累积沉降量与沉降速率大小上。
多年监测资料表明，地面沉降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总体规律是：累计沉降量在西安市东南郊较大，西北郊较小。沉降区内形成了7个沉降槽，中心分别位于北郑的辛家庙、西安交通大学、沙坡村、南郊的大雁塔什字、东八里村和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城郊大部分地区(除城区西北角外)累积沉降量均超过了600mm，有41平方公里的地区超过了1000mm，东八里村、大雁塔什字、沙坡村、胡家庙沉降中心超过了2000mm，其中东八里村地段达到2322mm。
地面沉降强度的另一个指标是沉降速率。沉降速率超过100mm/a的地区大约8.5平方公里，分布在东八里村、省军区、大雁塔什字、沙坡村、胡家庙附近，与沉降中心基本吻合。沉降速率在50～100mm/a的地区约42.5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郊、东郊及城区范围内，而西安市北郊、西郊及东郊纺织城地区沉降速率均小于50mm/a。
一系列数据显示几乎整个西安古城都在下沉，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天生活在地球表面的古城人民对这样的缓慢沉陷没有太大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止地质学家、监管部门看得到这种沉陷，就连普通的百姓也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沉降区内的裂缝让人触目惊心。
西安市新城区一条60余米长的路面突然塌陷，停放在路面上的大小9辆车同时被埋。一条水泥路面从中间裂开，一半已变成3米左右的深坑，被陷在坑里面的车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车窗的玻璃也震碎了。据围观的人说，塌陷时发出很大的声音，有人还以为地震了呢。一件件这样的实例，正在向悠闲地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发出危险的信号，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化，开始越来越关注地面沉降。
断层活动造成3％的沉降量
造成西安地面沉降的一个原因是区域构造沉降。西安市区位于西安凹陷的东部边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下沉状态，位于西安凹陷东南边界的长安一临潼断裂进行着南升北降的活动，同时位于西安断陷北侧边界的渭河北岸断裂进行着北升南降的活动，这两个断层的活动对西安地区的地面沉降有一定影响。有资料表明，由于构造活动造成的区域沉降量，占总沉降量的3％左右。
西安市区承压水含水层可划为三层，第一承压含水层，埋深100-150m，为冲洪积层；第二层承压含水层埋深150-270m，为冲洪积层；第三承压含水层埋深270-380m，主要为冲湖积砂砾石层与粘土层，三个承压含水层之间被分布连续的厚层粉质粘土和粘土分隔。平面上东南郊一带粘性土层厚度较大，由东南往西北砂层和砂砾石层厚度逐渐增大，而粘性土层厚度减小。这种由粘性土层和砂层组成的不等厚互层结构，有利于粘性土层中孔隙水的排出，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地面沉降量。
西安市的地面沉降与地裂缝的活动关系极为密切，客观上已构成灾链效应。地面沉降的直接作用使得一些建筑物下沉或倾斜。另外，由于地面不均匀沉降使城市局部地区排水不畅，污水外溢。更为严重的是地裂缝两侧的不均匀沉降加剧了地裂缝的垂直活动，使地裂缝活动的致灾作用明显加剧，沿地裂缝带附近房屋开裂损坏，供水、供气管道错断，道路破坏变形，给城市规划，建设带来较大影响。
自然原因人类无法控制，但它仅仅占到3％，更多的还是人为原因，过量开采承压水引起水位大幅度下降是导致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区域构造活动引起的沉降。控制承压水的开采量是减缓西安地面沉降的最有效的对策。西安市1990年8月引进黑水河，1996年引进水量已增大到1.13×108m3/a，并陆续关闭城区承压水井61眼，开采量由1990的1.12×108m3/a，降至0.70×108m3/a。据分层沉降标监测资料，地面沉降局部已有趋缓迹象。
古城下沉非在朝夕
地面沉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非因为2012年的到来才突现，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叶，西安市区地面沉降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71年。该阶段是西安承压水的开采初期，其特点是开采井少，开采量小，水位下降缓慢。承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一般为0.5～0.8m，截止1970年，全区没有出现统一的承压水位下降漏斗。但该阶段已清楚地反映出西安地面沉降的雏形，沉降区总体分布范围呈NEE向，地面沉降中心也都位于其邻近两条地裂缝之间的洼地内，呈NEE向展布。其平均沉降速率为2mm/a，累计最大沉降量小于100mm。
第二阶段，1972～1978年。该阶段西安市区各单位自备井数量呈递增趋势，1975年底已有承压水开采井259眼，开采量已达9997×104m3/a。该阶段承压水位迅速下降，并逐渐形成区域降落漏斗，开采中心的承压水位以大于5m的速率下降。此时西安 市区已形成四个降落漏斗，中心区分别位于东北郊的八府庄、胡家庙、西南郊的西北工业大学和南郊的陕西省测绘局附近。
该阶段地面沉降速率逐渐加大，沉降区面积不断扩大。截止1978年，地面沉降景累计大干50mm的面积已达100NEE向，最大沉降量为295mm。这一时期地面沉降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沉降区内形成了数条地形陡变带。这些陡变带的最大梯度位置与地裂缝主裂缝位置基本吻合，地面沉降中心均位于陡变带南侧。现今地面沉降的格局就是继承这个时期的特点发展而来的。
第二阶段的平均沉降速率是第一阶段的4～9倍，显示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安地面沉降速率明显加快。各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随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西北工业大学1972～1978年沉降速率为13.86mm/a，而胡家庙则达46.7mm/a。
第三阶段，1979～1983年。承压水井数与开采量仍不断增加，区域降落漏斗面积继续扩大。漏斗中心不断加深。并在西郊小寨、八里村、沙坡村等地形成新的降落漏斗。各降落漏斗中心承压水位已每年3-5m的速率下降，最大可达10m。此阶段地面沉降加速发展，各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相继达到最大值，一般在50-100mm/a，小寨沉降速率达到了136mm/a，是此阶段最大的沉降速率，但沉降区的范围扩展较缓慢。
第四阶段，即1984年至今。由于西安市加强了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使新增承压水井数量显著减少，开采量基本稳定。此阶段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1982～1983年的水平，主要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保持在80～100mm/a，局部地区还有减缓的趋势。但在新建电子城与八里村小区，由于承压水开采量增加较快，地面沉降速率猛增1-2倍，最大沉降速率达到191mm/a。
山西：地下已千疮百孔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无疑是地面最严重的地方。
据测算，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当时已超过7000平方公里，在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1/10。其中，煤炭产量占全国1/4左右的山西省，煤炭采空区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15.6万平方公里的1/7，6000平方公里遭受了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太原市经1979年、1980年、1982年三次在市区600平方公里范围的测量，发现沉降量大于200毫米的面积有254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沉降区面积达7.1平方公里。最严重的是吴家堡，其次是小店。吴家堡水准点的累计沉降量：1980年是819毫米，1982年是1232毫米，到1987年累计沉降量达1380毫米。
山西孝义是全国的百强县，已有百年的采煤史，目前五分之一的面积已被“采空”。过去简单粗放的采掘方式虽然已被山西省政府严令禁止，但其对土地、水源、空气等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仍是触目惊心。孝义市国土局提供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孝义全市已形成采空区约180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9％。孝义市范围内目前仍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168处，其中地面塌陷146处、滑坡6处、崩塌6处。
这些数据是在十几年内形成的，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显现出了一些可以在地表就能看见的变化。
距大同市不远，大同煤业集团矿区主干道一侧，走过一座跨越污水渠的铁索桥，就是同家梁村。与盛夏雁门关外草长莺飞的塞外风光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里道路破败肮脏，村庄看起来像刚经历一场“地毯式大轰炸”：昔日颇具晋北风情的农家小院，成片从山梁上“坠”入了因“地陷”形成的“山符”中，断壁残垣比比皆是，瓦砾废墟触目惊心。很多歪斜的房屋，大门已被砖头和石块砌死。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些尚有人居住的农家院，地面、墙面到处开裂，屋主人在里面成天提心吊胆。
2009年8月26日，太原市双塔寺街双塔购物广场门口东侧，人行道以及绿化隔离带路面塌陷。塌陷面积大约50平方米，路面下沉10余米深，两棵树连根掉进坑内。2009年5月14日，新华社记者在一篇《山西煤炭采空区致数百村庄面临塌陷危险》文章中，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山西省怀仁县王卞庄塌陷的情况。从2006年起，王卞庄村的耕地出现了裂缝。“裂缝越来越宽，就像野兽的嘴，村里有人种地时，一不小心腿就卡进去了”。村民周德文告诉记者，在他家墙上，几条深深的裂缝从地面伸向屋顶，而且缝隙还在不断增宽。“说不定哪天，睡觉的时候房子就塌了”。
惊人损失谁赔得起?
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0年，山西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00亿元；至2015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70亿元；至2020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850亿元。除了巨额的经济损失，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和对人类的影响则更是无法估量。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大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赵全义等指出，因采矿造成的地质沉陷灾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发期，近年来虽然国家及各地政府均采取了治理措施，但灾害仍呈扩大趋势。
李连济曾于2004年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在全国主要采煤区进行了广泛调研，“我们在充分考察采空区综合情况和历史情况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只要有矿产开采行为，就会形成采空区，而且是采多少吨煤就会形成多少平方米的采空区。以煤炭而言，仅山西近几年每年的产量就在6亿吨以上。”也就是说，与前几年比较，我国因采矿造成的采空区及由此引发的地质沉陷灾害，在面积上肯定呈扩大趋势，受灾人口还在逐年增加。
据统计，煤矿开采使数十条河流地表径流断流，黄河主要支流窟野河一年2/3以上时间断流。水渠、水库等水利工程大部分成了摆设，庄稼无从灌溉，不得不撂荒了事，树木一棵棵枯死，植被减少，加剧脆弱沙地进一步沙漠化的速度，对当生存环境构成毁灭性打击。
为了“医治”因煤炭开采带来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山西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和治理因采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探索。尽管探索到的一系列办法，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山西煤炭开采带来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但是地面的沉陷依然在继续，人们的惊慌依然在继续，环境的恶化依然在继续。
西安古城现“比萨斜塔”
早在2004年的秋天，就有媒体报道，由于地面沉降，象征西安古代文明的钟楼下沉了395毫米，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大雁塔也下沉了1198毫米，并向西北倾斜约886毫米。
西安古城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使得古城在古朴中熠熠发光，如果再多一座中国式的“比萨斜塔”，定然会为古城的景观锦上添花。但与比萨斜塔不同的是；比萨斜塔在建造时就已经开始倾斜，而大雁塔却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霜之后才倾斜的。比萨斜塔是比萨人的骄傲，他们有一句俗语“比萨斜塔像比萨人一样健壮结实，永远不会倒下去”，他们的坚信使得他们对那些试图把斜塔重新纠正竖直的建议和做法最为深恶痛绝，而大雁塔的倾斜却让古城人民意识到了脚下的土地已不再那么坚硬。
西安的地表上发生变化的难道只有大雁塔吗?西安市的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城区和近郊区。从1959年开始大范围的水准测量以来，累积沉降量超过200mm的范围。西起鱼化寨，东到纺织城，南抵三爻村，北至辛家庙，面积为145.5km2。
在西安沉降区内，11条地裂缝把沉降区分割成同走向的条块体，使地面沉降水平方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地面沉降区总体形态呈椭圆形，所形成的各个沉降漏斗水平扩展多限于两条地裂缝之间，形成了一系列NNE走向平面形态呈狭长的椭圆形沉降槽，其长轴方向与地裂缝走向基本一致。沉降槽一般是北深南浅，地裂缝南侧沉降量大，形成地形变陡变带，地形上多呈陡坎或陡坡。
地面沉降的强度表现在累积沉降量与沉降速率大小上。
多年监测资料表明，地面沉降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总体规律是：累计沉降量在西安市东南郊较大，西北郊较小。沉降区内形成了7个沉降槽，中心分别位于北郑的辛家庙、西安交通大学、沙坡村、南郊的大雁塔什字、东八里村和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城郊大部分地区(除城区西北角外)累积沉降量均超过了600mm，有41平方公里的地区超过了1000mm，东八里村、大雁塔什字、沙坡村、胡家庙沉降中心超过了2000mm，其中东八里村地段达到2322mm。
地面沉降强度的另一个指标是沉降速率。沉降速率超过100mm/a的地区大约8.5平方公里，分布在东八里村、省军区、大雁塔什字、沙坡村、胡家庙附近，与沉降中心基本吻合。沉降速率在50～100mm/a的地区约42.5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郊、东郊及城区范围内，而西安市北郊、西郊及东郊纺织城地区沉降速率均小于50mm/a。
一系列数据显示几乎整个西安古城都在下沉，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天生活在地球表面的古城人民对这样的缓慢沉陷没有太大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止地质学家、监管部门看得到这种沉陷，就连普通的百姓也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沉降区内的裂缝让人触目惊心。
西安市新城区一条60余米长的路面突然塌陷，停放在路面上的大小9辆车同时被埋。一条水泥路面从中间裂开，一半已变成3米左右的深坑，被陷在坑里面的车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车窗的玻璃也震碎了。据围观的人说，塌陷时发出很大的声音，有人还以为地震了呢。一件件这样的实例，正在向悠闲地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发出危险的信号，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化，开始越来越关注地面沉降。
断层活动造成3％的沉降量
造成西安地面沉降的一个原因是区域构造沉降。西安市区位于西安凹陷的东部边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下沉状态，位于西安凹陷东南边界的长安一临潼断裂进行着南升北降的活动，同时位于西安断陷北侧边界的渭河北岸断裂进行着北升南降的活动，这两个断层的活动对西安地区的地面沉降有一定影响。有资料表明，由于构造活动造成的区域沉降量，占总沉降量的3％左右。
西安市区承压水含水层可划为三层，第一承压含水层，埋深100-150m，为冲洪积层；第二层承压含水层埋深150-270m，为冲洪积层；第三承压含水层埋深270-380m，主要为冲湖积砂砾石层与粘土层，三个承压含水层之间被分布连续的厚层粉质粘土和粘土分隔。平面上东南郊一带粘性土层厚度较大，由东南往西北砂层和砂砾石层厚度逐渐增大，而粘性土层厚度减小。这种由粘性土层和砂层组成的不等厚互层结构，有利于粘性土层中孔隙水的排出，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地面沉降量。
西安市的地面沉降与地裂缝的活动关系极为密切，客观上已构成灾链效应。地面沉降的直接作用使得一些建筑物下沉或倾斜。另外，由于地面不均匀沉降使城市局部地区排水不畅，污水外溢。更为严重的是地裂缝两侧的不均匀沉降加剧了地裂缝的垂直活动，使地裂缝活动的致灾作用明显加剧，沿地裂缝带附近房屋开裂损坏，供水、供气管道错断，道路破坏变形，给城市规划，建设带来较大影响。
自然原因人类无法控制，但它仅仅占到3％，更多的还是人为原因，过量开采承压水引起水位大幅度下降是导致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区域构造活动引起的沉降。控制承压水的开采量是减缓西安地面沉降的最有效的对策。西安市1990年8月引进黑水河，1996年引进水量已增大到1.13×108m3/a，并陆续关闭城区承压水井61眼，开采量由1990的1.12×108m3/a，降至0.70×108m3/a。据分层沉降标监测资料，地面沉降局部已有趋缓迹象。
古城下沉非在朝夕
地面沉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非因为2012年的到来才突现，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叶，西安市区地面沉降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71年。该阶段是西安承压水的开采初期，其特点是开采井少，开采量小，水位下降缓慢。承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一般为0.5～0.8m，截止1970年，全区没有出现统一的承压水位下降漏斗。但该阶段已清楚地反映出西安地面沉降的雏形，沉降区总体分布范围呈NEE向，地面沉降中心也都位于其邻近两条地裂缝之间的洼地内，呈NEE向展布。其平均沉降速率为2mm/a，累计最大沉降量小于100mm。
第二阶段，1972～1978年。该阶段西安市区各单位自备井数量呈递增趋势，1975年底已有承压水开采井259眼，开采量已达9997×104m3/a。该阶段承压水位迅速下降，并逐渐形成区域降落漏斗，开采中心的承压水位以大于5m的速率下降。此时西安 市区已形成四个降落漏斗，中心区分别位于东北郊的八府庄、胡家庙、西南郊的西北工业大学和南郊的陕西省测绘局附近。
该阶段地面沉降速率逐渐加大，沉降区面积不断扩大。截止1978年，地面沉降景累计大干50mm的面积已达100NEE向，最大沉降量为295mm。这一时期地面沉降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沉降区内形成了数条地形陡变带。这些陡变带的最大梯度位置与地裂缝主裂缝位置基本吻合，地面沉降中心均位于陡变带南侧。现今地面沉降的格局就是继承这个时期的特点发展而来的。
第二阶段的平均沉降速率是第一阶段的4～9倍，显示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安地面沉降速率明显加快。各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随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西北工业大学1972～1978年沉降速率为13.86mm/a，而胡家庙则达46.7mm/a。
第三阶段，1979～1983年。承压水井数与开采量仍不断增加，区域降落漏斗面积继续扩大。漏斗中心不断加深。并在西郊小寨、八里村、沙坡村等地形成新的降落漏斗。各降落漏斗中心承压水位已每年3-5m的速率下降，最大可达10m。此阶段地面沉降加速发展，各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相继达到最大值，一般在50-100mm/a，小寨沉降速率达到了136mm/a，是此阶段最大的沉降速率，但沉降区的范围扩展较缓慢。
第四阶段，即1984年至今。由于西安市加强了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使新增承压水井数量显著减少，开采量基本稳定。此阶段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1982～1983年的水平，主要沉降中心的沉降速率保持在80～100mm/a，局部地区还有减缓的趋势。但在新建电子城与八里村小区，由于承压水开采量增加较快，地面沉降速率猛增1-2倍，最大沉降速率达到191mm/a。
山西：地下已千疮百孔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无疑是地面最严重的地方。
据测算，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当时已超过7000平方公里，在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1/10。其中，煤炭产量占全国1/4左右的山西省，煤炭采空区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15.6万平方公里的1/7，6000平方公里遭受了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太原市经1979年、1980年、1982年三次在市区600平方公里范围的测量，发现沉降量大于200毫米的面积有254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沉降区面积达7.1平方公里。最严重的是吴家堡，其次是小店。吴家堡水准点的累计沉降量：1980年是819毫米，1982年是1232毫米，到1987年累计沉降量达1380毫米。
山西孝义是全国的百强县，已有百年的采煤史，目前五分之一的面积已被“采空”。过去简单粗放的采掘方式虽然已被山西省政府严令禁止，但其对土地、水源、空气等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仍是触目惊心。孝义市国土局提供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孝义全市已形成采空区约180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9％。孝义市范围内目前仍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168处，其中地面塌陷146处、滑坡6处、崩塌6处。
这些数据是在十几年内形成的，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显现出了一些可以在地表就能看见的变化。
距大同市不远，大同煤业集团矿区主干道一侧，走过一座跨越污水渠的铁索桥，就是同家梁村。与盛夏雁门关外草长莺飞的塞外风光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里道路破败肮脏，村庄看起来像刚经历一场“地毯式大轰炸”：昔日颇具晋北风情的农家小院，成片从山梁上“坠”入了因“地陷”形成的“山符”中，断壁残垣比比皆是，瓦砾废墟触目惊心。很多歪斜的房屋，大门已被砖头和石块砌死。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些尚有人居住的农家院，地面、墙面到处开裂，屋主人在里面成天提心吊胆。
2009年8月26日，太原市双塔寺街双塔购物广场门口东侧，人行道以及绿化隔离带路面塌陷。塌陷面积大约50平方米，路面下沉10余米深，两棵树连根掉进坑内。2009年5月14日，新华社记者在一篇《山西煤炭采空区致数百村庄面临塌陷危险》文章中，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山西省怀仁县王卞庄塌陷的情况。从2006年起，王卞庄村的耕地出现了裂缝。“裂缝越来越宽，就像野兽的嘴，村里有人种地时，一不小心腿就卡进去了”。村民周德文告诉记者，在他家墙上，几条深深的裂缝从地面伸向屋顶，而且缝隙还在不断增宽。“说不定哪天，睡觉的时候房子就塌了”。
惊人损失谁赔得起?
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0年，山西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00亿元；至2015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770亿元；至2020年，每年煤炭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可达850亿元。除了巨额的经济损失，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和对人类的影响则更是无法估量。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大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赵全义等指出，因采矿造成的地质沉陷灾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发期，近年来虽然国家及各地政府均采取了治理措施，但灾害仍呈扩大趋势。
李连济曾于2004年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在全国主要采煤区进行了广泛调研，“我们在充分考察采空区综合情况和历史情况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只要有矿产开采行为，就会形成采空区，而且是采多少吨煤就会形成多少平方米的采空区。以煤炭而言，仅山西近几年每年的产量就在6亿吨以上。”也就是说，与前几年比较，我国因采矿造成的采空区及由此引发的地质沉陷灾害，在面积上肯定呈扩大趋势，受灾人口还在逐年增加。
据统计，煤矿开采使数十条河流地表径流断流，黄河主要支流窟野河一年2/3以上时间断流。水渠、水库等水利工程大部分成了摆设，庄稼无从灌溉，不得不撂荒了事，树木一棵棵枯死，植被减少，加剧脆弱沙地进一步沙漠化的速度，对当生存环境构成毁灭性打击。
为了“医治”因煤炭开采带来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山西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和治理因采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探索。尽管探索到的一系列办法，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山西煤炭开采带来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但是地面的沉陷依然在继续，人们的惊慌依然在继续，环境的恶化依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