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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去世后，我最担心的莫过于我们的两个孩子，我害怕他们的幸福生活从此被摧毁，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好友明蒂的妈妈在她13岁时自杀了，当时我一整夜都陪在她身边，将流泪的她抱在怀里。30多年过去了，我在医院打出的第一通电话正是给明蒂的。
“告诉我，我的孩子会挺过来！”我歇斯底里地朝电话中吼道，“告诉我，他们能理解这件事！”明蒂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完我的解释之后，她向我保证，有一天我的孩子们会接受戴夫的离去。
该如何告诉一个7岁和10岁的孩子，他们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的朋友卡罗尔·盖特纳是专门研究“儿童悲伤”主题的社会教育学专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涕泪纵横地打电话给她。她表示，我得引导式地告诉孩子们，我有个悲伤的消息，然后毫无保留地直接和他们说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向他们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总体上将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有其他家人，将来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去上学。在谈话中，我要允许他们提问，并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想知道，我是不是也会很快就死掉。我很高兴自己提前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正是我女儿问的第一个问题。卡罗尔建议我不要做出错误的承诺，比如欺骗他们我会永远活着，我应该向孩子们解释，一个人这么早去世是件罕见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我要反复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们会一起走出这一困境。
到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嗨，妈妈。”她说，然后想回到楼上她的房间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的儿子很快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你怎么啦？”他问，“爸爸呢？”我们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的心砰砰直跳，简直无法听清自己的声音。我的父亲将他强壮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试图保护我，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终于有了勇气：“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爸爸死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孩子们的哭喊声和眼泪。今天，当我回想起那一刻，我仍会颤抖，感觉自己无法呼吸。
我的两个孩子虽然经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但他们仍然拥有我们的关心和爱，虽然再也无法重新拥有父亲，但他们能借助我们的优越物质生活条件缓和这次打击。而对于很多其他孩子而言，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孩子的心理能否快速复原，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他和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得给予他支持，让他相信以下几点：第一，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掌控力；第二，他能从失败中学习；第三，他作为一个人是有意义的；第四，他足够坚强，能够支撑自己，帮助他人。
在一项研究中，人们观察心理健康受损的孩子30年。他们大多生活在由严重贫困、滥用酒精和心理疾病组成的“危险环境”中，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青春期或成年后都会遇到严重问题，三分之一却在遇到各种困难后成长为“能干、自信、体贴的成年人”，没有走上犯罪道路或是患上心理疾病。
心理能够快速复原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视自己为命运的主人，认为负面经历不是危险，而是挑战甚至是机会。来自非“危险环境”中的孩子正是这样：那些认识到他们能够自己构造生活的人复原能力最强。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有明确的期望，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了可预测性，他们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自信。
一个孩子要发展出心理复原能力，还需要相信自己能从错误中学习。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說，自我形象不断变化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应对逆境，自我形象静止不变的孩子认为自己生来就具有某种能力，或是天生缺乏某种能力。“我是个数学天才，但是完全没有表演天赋。”而自我形象不断变化的孩子则有能力改善或适应逆境，能通过学习取得进步。“也许我没有表演天赋，但是如果练得足够勤，我也能在台上演好一个角色。”一个孩子的自我形象是动态还是静态的，取决于他从父母或老师那里获得的赞赏。目前家长们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孩子应该尽可能地发展动态的自我形象，但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落实这种认知的父母并不多。
在具体实施中总会有些阻碍：很多父母和老师虽然理解这种理念，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虽然我已经努力这样做了，但有时也还是会出错。当我的女儿在一次预演中表现很好时，我会大呼：“做得好！”而不是说：“我很高兴，你如此专心投入。”
第三点，一个孩子要发展出心理复原能力，需要相信自己的存在有意义：意识到自己被他人重视，对他人重要，被人认为可靠。很多父母本能就知道传达出这些信息。他们倾听孩子的话语，珍视孩子们的想法，帮助他们建立起强大而安全的关系。
第四点，孩子们要建立复原力，还需要相信他们有力量支撑自己，帮助他人。
就是在我的孩子们认识到一切都变了样的黑暗时刻，有时也会出现一线光明。当我的儿子终于停止哭泣后，他向我道谢，感谢我在他得知这个消息时陪着他。然后他又感谢我的姐姐和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也都支持着他。这多么值得赞赏啊！当我晚上带女儿睡觉时，她说：“妈妈，我不仅为我们感到悲伤，也为奶奶宝拉和叔叔罗伯感到悲伤，因为他们也失去了他。”这又是多么值得赞赏啊！即使是在生命最可怕的时刻，我的孩子也能想到他人。这给了我希望。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坐在一大张纸和彩色毡笔前。我们总是将日程提示和课程表挂在放书包的架子上方。卡罗尔告诉我，在有巨大变故的时期，稳定感对孩子尤其重要。我认为家规能对此起到积极作用。我们一起将它们写下来。
我们写道，悲伤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他们想哭，就可以中断正在做的一切；他们可以对朋友或亲戚家的孩子表现出愤怒或嫉妒，只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还健在；如果他们暂时不想谈论某个话题，可以直接告诉对方；另外，不能有人在我孩子的悲伤褪去时让他们充满负罪感，我们可以笑，可以快乐，这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
自从戴夫去世后，我没有停止提起过他。我希望他能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当我说起他的时候，他好像就在现场。由于我们的孩子还这么小，他们对父亲的记忆会渐渐淡化——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碎，因此我必须想办法避免他变得陌生。我请戴夫的几十个亲属、朋友和同事用视频录下他们对戴夫的记忆。
虽然我的孩子们已经无法和他们的父亲真正对话，但是将来有一天，当他们做好准备，就可以从爱他的人那里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样子。我也为我的孩子们摄影，记录下他们讲述的关于父亲的记忆，这样当他们长大一些，就能检验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正确。上一次感恩节，我的女儿很悲伤，后来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慢慢忘掉爸爸了，因为我已经好久没见着他了。”我给她看她讲述自己记忆中的爸爸的视频，那之后她的心情变得好些了。在戴夫48岁生日时，我的孩子们和我分别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它们装在气球里寄往了天堂。
“告诉我，我的孩子会挺过来！”我歇斯底里地朝电话中吼道，“告诉我，他们能理解这件事！”明蒂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完我的解释之后，她向我保证，有一天我的孩子们会接受戴夫的离去。
该如何告诉一个7岁和10岁的孩子，他们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的朋友卡罗尔·盖特纳是专门研究“儿童悲伤”主题的社会教育学专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涕泪纵横地打电话给她。她表示，我得引导式地告诉孩子们，我有个悲伤的消息，然后毫无保留地直接和他们说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向他们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总体上将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有其他家人，将来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去上学。在谈话中，我要允许他们提问，并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想知道，我是不是也会很快就死掉。我很高兴自己提前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正是我女儿问的第一个问题。卡罗尔建议我不要做出错误的承诺，比如欺骗他们我会永远活着，我应该向孩子们解释，一个人这么早去世是件罕见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我要反复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们会一起走出这一困境。
到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嗨，妈妈。”她说，然后想回到楼上她的房间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的儿子很快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你怎么啦？”他问，“爸爸呢？”我们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的心砰砰直跳，简直无法听清自己的声音。我的父亲将他强壮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试图保护我，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终于有了勇气：“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爸爸死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孩子们的哭喊声和眼泪。今天，当我回想起那一刻，我仍会颤抖，感觉自己无法呼吸。
我的两个孩子虽然经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但他们仍然拥有我们的关心和爱，虽然再也无法重新拥有父亲，但他们能借助我们的优越物质生活条件缓和这次打击。而对于很多其他孩子而言，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孩子的心理能否快速复原，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他和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得给予他支持，让他相信以下几点：第一，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掌控力；第二，他能从失败中学习；第三，他作为一个人是有意义的；第四，他足够坚强，能够支撑自己，帮助他人。
在一项研究中，人们观察心理健康受损的孩子30年。他们大多生活在由严重贫困、滥用酒精和心理疾病组成的“危险环境”中，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青春期或成年后都会遇到严重问题，三分之一却在遇到各种困难后成长为“能干、自信、体贴的成年人”，没有走上犯罪道路或是患上心理疾病。
心理能够快速复原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视自己为命运的主人，认为负面经历不是危险，而是挑战甚至是机会。来自非“危险环境”中的孩子正是这样：那些认识到他们能够自己构造生活的人复原能力最强。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有明确的期望，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了可预测性，他们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自信。
一个孩子要发展出心理复原能力，还需要相信自己能从错误中学习。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說，自我形象不断变化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应对逆境，自我形象静止不变的孩子认为自己生来就具有某种能力，或是天生缺乏某种能力。“我是个数学天才，但是完全没有表演天赋。”而自我形象不断变化的孩子则有能力改善或适应逆境，能通过学习取得进步。“也许我没有表演天赋，但是如果练得足够勤，我也能在台上演好一个角色。”一个孩子的自我形象是动态还是静态的，取决于他从父母或老师那里获得的赞赏。目前家长们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孩子应该尽可能地发展动态的自我形象，但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落实这种认知的父母并不多。
在具体实施中总会有些阻碍：很多父母和老师虽然理解这种理念，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虽然我已经努力这样做了，但有时也还是会出错。当我的女儿在一次预演中表现很好时，我会大呼：“做得好！”而不是说：“我很高兴，你如此专心投入。”
第三点，一个孩子要发展出心理复原能力，需要相信自己的存在有意义：意识到自己被他人重视，对他人重要，被人认为可靠。很多父母本能就知道传达出这些信息。他们倾听孩子的话语，珍视孩子们的想法，帮助他们建立起强大而安全的关系。
第四点，孩子们要建立复原力，还需要相信他们有力量支撑自己，帮助他人。
就是在我的孩子们认识到一切都变了样的黑暗时刻，有时也会出现一线光明。当我的儿子终于停止哭泣后，他向我道谢，感谢我在他得知这个消息时陪着他。然后他又感谢我的姐姐和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也都支持着他。这多么值得赞赏啊！当我晚上带女儿睡觉时，她说：“妈妈，我不仅为我们感到悲伤，也为奶奶宝拉和叔叔罗伯感到悲伤，因为他们也失去了他。”这又是多么值得赞赏啊！即使是在生命最可怕的时刻，我的孩子也能想到他人。这给了我希望。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坐在一大张纸和彩色毡笔前。我们总是将日程提示和课程表挂在放书包的架子上方。卡罗尔告诉我，在有巨大变故的时期，稳定感对孩子尤其重要。我认为家规能对此起到积极作用。我们一起将它们写下来。
我们写道，悲伤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他们想哭，就可以中断正在做的一切；他们可以对朋友或亲戚家的孩子表现出愤怒或嫉妒，只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还健在；如果他们暂时不想谈论某个话题，可以直接告诉对方；另外，不能有人在我孩子的悲伤褪去时让他们充满负罪感，我们可以笑，可以快乐，这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
自从戴夫去世后，我没有停止提起过他。我希望他能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当我说起他的时候，他好像就在现场。由于我们的孩子还这么小，他们对父亲的记忆会渐渐淡化——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碎，因此我必须想办法避免他变得陌生。我请戴夫的几十个亲属、朋友和同事用视频录下他们对戴夫的记忆。
虽然我的孩子们已经无法和他们的父亲真正对话，但是将来有一天，当他们做好准备，就可以从爱他的人那里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样子。我也为我的孩子们摄影，记录下他们讲述的关于父亲的记忆，这样当他们长大一些，就能检验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正确。上一次感恩节，我的女儿很悲伤，后来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慢慢忘掉爸爸了，因为我已经好久没见着他了。”我给她看她讲述自己记忆中的爸爸的视频，那之后她的心情变得好些了。在戴夫48岁生日时，我的孩子们和我分别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它们装在气球里寄往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