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2011年提高了扶贫标准后，2012年减贫2339万人，去年减贫1650万人，今年定的指标是1000万人以上，可能有的人会问怎么越来越少？一般这有一个递减的规律，扶贫划定一个标准后，第一年减的会比较快，随后会逐年递减，越往后就越难。所以说为什么要进行宣战呢？就是越往后越难。”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谈今年“减贫1000万以上”目标。
　　“我在国外的时候，国际上经常会谈到中国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6亿人脱离贫困，所以我们在扶贫方面的成就，在国际上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我的体会是各部门的态度是坦诚的，谈情况，也谈问题，讨论的聚焦点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提到如何加大投入、如何精准扶贫、如何增加扶贫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这样的监督还是很有实效的。”
　　——在3月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人大专题询问去年做了三次，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对扶贫问题的专题询问。
　　“要建立科学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识别、扶贫重点县的确定和退出机制。该戴帽子的戴帽子、该摘帽子的就摘帽子，不能让贫困县越扶越多。”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五位负责人就“人大立法和监督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表示，农村扶贫开发法已列入本届五年立法规划。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提高10个百分点我举双手赞成，不但要今年提，明年也要提，后年还要提。同样是百米冲刺，人家城里孩子是在第90米开始起跑的，农村娃娃怎么赶得上？不能让农村娃娃输在升学的起跑线上。”
　　——3月6日，在黑龙江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陈述涛的发言引起团组成员的关注，他同时认为农村学生上非重点高校的人数比例也应有所上提。
　　“贵州还有较多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政府帮扶有个扶什么、怎样扶、怎样扶得更高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贵州团讲了，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三个“真”都讲得非常好。他说精准扶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用手榴弹炸跳蚤，这非常生动形象。”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省长陈敏尔透露，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对于精准扶贫的解读十分生动。
　　“结对帮扶，我觉得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扶贫办就像‘红娘’。但是日子过得好不好，双方都有责任。所以我觉得被帮扶的一方要怀着感恩之情，虚心向人家学习，学习好的理念，好的发展方面。”
　　——在贵州省委宣传部全国“两会”宣传工作组组织的“合作共赢乐惠民生”专场主题采访活动上，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为铜仁市对口帮扶工作建言献策。
　　“对贫困家庭点对点的关心固然重要，但不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没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和活跃的市场，一家一户房子修得再漂亮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市长张纪华表示，昭通将把区域发展和精准扶贫相结合，以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走出一条扶贫新路。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贫困县扶持力度，支持建设污水处理、生态治理等项目。但令人费解的是，国家投资的项目，多数要求贫困地方政府自筹配套资金，并在项目概算上将地方配套资金计入投资总额，项目的设计也将配套资金纳入工程范围，才给予项目立项，这不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高院副院长王文娅直言国家应出台取消贫困地区市、县配套和自筹资金的政策。
　　“京津冀一体化将助推包括承德在内的环京津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政府通过加强金融服务支持等，将催生一批农业现代园区和龙头企业。以前扶贫款多是资金到户，农民使用效益较低，无法实现‘钱生钱’。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扶贫资金集中使用，交付给农业现代园区或农业龙头企业，再将其以股权形式分配给农民，就可以将死钱变活，不仅解决农业企业的融资问题，还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股民’，实现一次扶贫，终身分红。”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承德市市长赵风楼谈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扶贫工作的作用。
　　“一次不行，二次、三次，甚至我所担任的这一届人大代表的任期内，都要为南岭山区连片特困区的老百姓呼喊，争取早日让这一片区上升为国家级的扶贫区。”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县长龙飞凤说，这个“死理”她认定了，这不仅是她自己的职责，更是200万南岭山区连片特困区群众的嘱托。
　　“我觉得扶贫一定要走出‘小打小闹’的误区，不是你帮扶贫困户种什么，他就脱贫了。扶贫一定要和农村改革有机结合，实现土地确权和流转，引入市场力量有规划地进行整体开发，农民以土地、劳动等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红。这样，农民、村集体、企业的利益就绑在一起，大家尽心尽力维护。”
　　——全国人大代表、梅州市大埔县桃源镇新东村党支部副书记邓振龙谈扶贫与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