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取消9个死刑罪名。一家媒体发文，称“少用死刑，放手改革”，不知是何逻辑。文章肯定减少死刑罪名，体现立法机关再次作出“少杀”、“慎杀”的努力，这个判断是确实的，但也仅此而已。
　　文章说，“最惹人关注的当数对‘集资诈骗罪’拟取消死刑”。这个判断就不知从何而来。拟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中，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不判死刑应该社会关注面更大，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不判死刑应更新鲜，走私武器、弹药罪和走私核材料罪不判死刑应该存疑者更多，怎能断言集资诈骗罪拟取消死刑“最惹人关注”？
　　2011年取消信用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死刑，现在再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我想，逻辑上应是前三种金融诈骗罪，诈骗对象都是金融机构，而集资诈骗经常是诈骗平民百姓，直接受害人众多，民愤也更大。取消金融诈骗罪死刑，先从民愤不那么大的方面做起，最后才取消针对普通民众的集资诈骗，算是先易后难吧。
　　不过，取消了死刑，未取消罪名，集资诈骗仍是犯罪行为，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也是一样。如果说死刑取消了，就要“放手改革”，那岂不是说改革要放手到允许犯罪的程度？就算是说因为“再也不能用杀头来平息非法集资的民愤”，这就要求必须放手进行民间金融的改革吧，岂不是说唯死刑才有威力，不判死刑就难以管束集资诈骗，只好寻改革的办法了？这算是用集资诈骗来“倒逼”民间金融改革吗？
　　说到减少乃至废除死刑，有一个道理必然要被说起，那就是法律威严不必在于死刑，死刑并不能真正吓阻严重犯罪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使犯罪者丧失自由。这个道理，其实无可验证。我们只看到被判死刑者求缓期执行、求不判死刑，不见未判死刑者要求判死刑，这就表明死刑比拘禁要重得多、吓阻力也大得多。反对死刑的另一个理由是，生命至高无上，不能被法律剥夺，也可见丧失自由并不比死刑更能实现惩罚。
　　就连这“不判死刑了，所以必须放手改革”的逻辑，也隐含着“不判死刑，犯罪会增加，民愤难以平息”的判断；只是以取消死刑来论证要放手改革，情态上好像犯罪不是耻辱、首要的不是打击，而是通过改革使其不犯罪，或者使犯罪不算是犯罪，而民情民意无足轻重、民愤大小不重要，显得颇为荒谬。倘若你真认为取消某项犯罪的死刑，就“必须放手改革”，实际上就是认为法律没有死刑就威力大减，只好用改革来缓颊犯罪形势。这就既使你减少和取消死刑的主张失去了依据，也使改革在你眼中成了接纳犯罪的泥坑。
　　减少和取消死刑，到底是为什么呢？法律是用于治理社会的，法律本身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文明的内质。重刑主义或轻刑主义，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应该罚当其罪，不畸重畸轻。走私武器弹药和核材料无死刑，而走私毒品有死刑，非法运输枪支弹药和核材料也有死刑，难道走私武器弹药和核材料的危害不如走私毒品大，非法运输枪支弹药和核材料比走私武器弹药和核材料更不可宽纵？同是走私，搞武器弹药无死罪而搞毒品有死罪；同是武器弹药，走私無死罪而运输有死罪，谁能捋捋其中的道理？又是哪个“档次”的人走私得了武器弹药和核材料，哪个“档次”的人会走私毒品、非法运输武器弹药和核材料呢？组织卖淫，无违背妇女意志的情节，不判死刑尚可理解，但强奸有死刑而强迫卖淫无死刑，难道强迫卖淫比强奸要轻一些？
　　死刑是可以减少的，但避免畸重畸轻也是必要的，否则公平就难以体现。减少死刑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善治还是别的什么，也要弄清。“少判死刑，放手改革”，这种貌似为改革鼓与呼的说法，既缺乏逻辑，也令人脊背发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