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34年的俄国和1918年的中国，分别诞生了两部名字相同、文体相同、人物相同、风格相同的作品——《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启了中国的日记体小说的书写。而两者从主题、人物到手法比较均有加大差异，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所继承并超越，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不同时代和国家对文化及哲学影响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审美特征。
　　关键词：狂人日记；日记体小说美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日记体小说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产物。中国小说的典型形式是以故事情节为框架、以人物刻画为目的的章回体。像《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即便在现当代，也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乃至金庸等创作的章回体小说。从日记体小说的源头上看，可追溯到日记十分盛行的18世纪的欧洲。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就已经具备了日记体小说的某些基本特征。日记体小说偏重于抒发作者强烈奔放的主观感情，着重描写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情绪体验。摆脱故事的束缚，有利于作者进行自我表白和情绪宣泄。
　　一、日记体小说的出现
　　在西方文学中，日记体小说是与传统小说相对应的一种小说类型。它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重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日记体小说形成的主要动因；将小说的公共性与日记的私密性融为一体，从公共表达空间进入私密表达空间，是日记体小说独特的表现手法。
　　中国的日记体小说开始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由13则日记构成的小说，不仅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而且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发出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一大批日记体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乃至茅盾的《腐蚀》等，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的文学时尚。
　　二、两部《狂人日记》
　　对比两部作品，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20则，鲁迅的《狂人日记》有13则。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每则都有明确的日期，从相对具体的10月3日、4日开始，历经11月和12月的数天，再跳跃到2000年3月43日和3月86日，乃至后来无法辨别的某月、某日等，尽管有些荒唐，但依旧符合“日记”的特征。相比之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没有明确地标明日期，而是用中国数字的“一”、“二”、“三”……来表示，尽管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表现出一点差异，但仍未超出“日记”的文体范畴。
　　果戈理的小说是“日记”，鲁迅的小说也是“日记”；果戈理小说中的“日记”为“狂人”所写，鲁迅小说中的“日记”也是“狂人”所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第一人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也不例外；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按照日记的要求记述了“我”在当天的所见所闻，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记录了“我”对当天经历的所感所思。虽然在时间上有较大幅度的跳跃，没有那么连贯，但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的，对当天事件的记载还是具体的，从日记体的角度上，这无可厚非。
　　两部作品又不仅仅是日记，而且还是小说。因为每则日记并非对“我”当天所经历的事件的简单记叙，同时还夹杂着深层次的思考。单纯的日记一般一日一记，一事一记，前后并无大的关联，而两部《狂人日记》联起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人物形象。
　　这两篇《狂人日记》正文中，狂人们用自己的口吻写出了一则则日记，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虽然有些地方看上去语无伦次抑或只是一些胡言乱语，但是，让狂人们把自己内心的话语通过日记展示出来，表达出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不仅仅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更多的让人思考其深刻意义。狂人的思维逻辑是奇异跳跃的，再加上他们精神状态限制，要让他们事后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困难而且不据说服力的。而日记体使狂人们及时地“记录”下他们瞬间的感受、凌乱的思绪以及突现的潜意识，表达出他们当时内心地痛苦。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叩击读者的心扉，引导读者不停地咀嚼，反复地品味，进入情感体验的深处，引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看到他们真实的内心剖析，使人觉得真诚而又信服。
　　三、影响与超越
　　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来看，鲁迅的这部划时代的杰作，又恰恰是俄国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的这段话表达了以下含义：其一，他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影响的结果。其二，他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其三，他日后的作品“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艺术上更加成熟，但热情却减弱了，读者关注的程度也有所下降。鲁迅一贯主张“拿来主义”的思想：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然而鲁迅在文体结构上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正是鲁迅的这一独创之举，使借用于果戈理的“外来”文体本土化了，使日记体小说这种舶来品完全民族化了。并且鲁迅能够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脱胎而出，打破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
　　四、文化及哲学影响差异决定各自审美特征 　　在这两篇小说中，却都很奇特地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出现的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披露日记的“余”和日记中的狂人“我”。从叙事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经验自我”，是日记的主人公；而“余”是只承担叙述职能的“叙述自我”，他仅仅是文稿的编辑者、公布者，也就是边缘意义上的事件旁观者。这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反映了两种语言空间”。我们不难发现，出现在文言小序中的“余”所代表的恰恰是那个常态的现实的社会，他的对于狂人的观点和对于狂人日记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公众的观点、世俗的观点、视狂人为异类的观点：在“余”和常人们看来，狂人的狂言无非是一些无稽之谈。叙述自我“余”的文言话语在语言形式上体现着因袭和守旧，然而在“余”和世人眼里被视为“反常”的狂人却绝对是那个常态的社会的非常态的揭露者和批判者，正是这个和“余”以及世人截然不同的“我”，道出了世俗社会的“吃人”本质，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这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荒唐”、“无伦次”的狂人“我”的话语与代表世俗的“余”的点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在这样的反讽中，“余”的形象和话语不攻自破，而小说通过叙事反讽建立起来的正是“我”的“狂言”和“我”的“狂人”形象——五四时代战士和封建文化反叛者的形象。
　　而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的也有两者：一位是狂人“我”波普里希钦，另一位则是信件中的一只叫美琪的狗。这位狂人“我”是一位四十有余的九等文官，他地位低下却在内心深处爱恋着自己上司的女儿，于是他利用自己能够看懂狗的文字的“特异”功能，偷来了上司女儿的狗美琪写给另一只狗的信件，透过荒诞的狗腔狗调的“我”的叙述，我们得知部长女儿的狗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说他的头发像一把稻草，丑的“像一只装在麻袋里的乌龟”。当他得知上司的女儿将要嫁给一位将军，或者宫廷侍从官，或上校时，波普里希钦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他在恍惚的幻觉中认为自己是流落民间的西班牙皇帝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在残酷的折磨中，他终于呼喊出：“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果戈里的创作是“开始可笑，后来悲伤”，他的独创性“表现在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之感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里”。然而，结合中国现代社会民族存亡的历史现实，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要承担起警醒昏睡的国民灵魂的启蒙任务，表现对现实人生的强烈介入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因此，相异的双重的叙述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在鲁迅笔下是犀利深刻的，而在果戈里笔下则是笑中含泪，让人顿生同情。这是两者的文化语境、文化意识的不同，鲁迅先生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治国教化”，而果戈理的小说离不开东正教这一重要的文化语境，因而，他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自我救赎”。
　　其次，两位大作家的哲学观念不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期，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尼采的哲学，而果戈理的哲学思想渊源则主要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所借鉴，更有创新，至关重要的是拿来之后，可以用来医治我们自身的顽疾，并开一代小说之风。
　　作者简介：王琳（1984-），女，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讲师，美学硕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西安政治学院心理战系外语与外军政治情况教研室，研究方向：中西文艺美学、中外军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