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曾被恩格斯誉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不仅在当时,就是到了今天, “经典进化论”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依然有增无减.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也不例外,从普通民众到专业的研究者大都认定,当代的科学技术比历史上的要先进,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边疆地区要好.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也频繁见于研究者的笔下,即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比发达地区好,20世纪以前的中国生态环境比今天更好.从表面上看,这是两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正面冲突,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展开研究的指导思想——“经典进化论”的余波还未消退,从而干扰了我们对研究思路和对象的选择,最终表现为研究结论自相矛盾.为此,显然不能就“经典进化论”的具体内容直接谈“经典进化论”,而需要进一步明辨该理论之所以得到世界普遍接受的社会原因,并在这一基础上揭示“经典进化论”对当代的科研可能产生的负效应.使之在环境史研究的学理层面达成共识,这样才有助于化解各种研究结论的冲突与矛盾,下一步的研究才可望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