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5年），云南总督唐炯因在中法战争中擅自下令退兵，致使法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入山西、北宁。慈禧盛怒之下，下旨将唐炯收监，判为斩监候。
　　唐炯的亲友看到他不在本年度勾决之列，便想办法积极营救他。好在唐炯在官场中人缘不错，在亲友的多方奔走下，李鸿章、左宗棠、丁寶桢等名噪一时的人物都答应帮忙，为唐炯上表乞恩，恳请朝廷“弃瑕录用”。但慈禧余怒未消，奏折一律留中不发。
　　转眼到了第二年，勾决罪犯的日子临近，各方都已尽力，却没等来一点儿好消息，看来这回唐炯在劫难逃了，亲友便悄悄替他备办后事。唯有他的两个儿子不死心，每天打探消息，冤枉银子花了不少，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有位朋友不知是心生怜悯，还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跟唐炯的两个儿子说，唐炯唯一的希望，就看勾决前一天有没有恩旨，但这从来都是小概率事件。到了那一天，果然没有奇迹发生，唐炯的两个儿子灰心丧气，不再心存幻想。
　　第二天天不亮，唐炯的两个儿子泪眼婆娑地来到刑部大狱和他诀别。监斩的刑部官员已做好准备，单等拿到勾决黄册，立刻开刀问斩。就在劊子手举起鬼头刀那一刻，赦免唐炯的恩旨到了。
　　其实，唐炯有惊无险，不是慈禧为显示天威难测，才事到临头格外恩典，而是事出有因。原来，慈禧为缓解财政压力，接受大臣的建议，打算在小范围内试用洋铜制钱，若可行，再试着推广。但她清楚洋铜产自云南，而采矿所下的本钱，一向都是由四川盐税拨付。凡是这种只出钱而不得实惠的差事，谁都不愿做，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拖延。慈禧考虑到唐炯在四川经营多年，又在云南做过巡抚，相信只要他挑头，没有人“赖账”。当然，这也是慈禧未雨绸缪，一时之间的想法，才暂时饶他一命，将其作为“备胎”，究竟起复与否，还要等日后酌情而定。
　　以往犯有死罪的官吏，如果临刑前有了“恩旨”，只是“缓勾”，没有明确表明无罪的，依旧送回监狱收押。即便减罪，也多是发往军前效力，以观后效。而唐炯是替补干部，属于两不靠，如何安置他，成了摆在负责行刑的官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位在场的刑部司官见多识广，很快想出了一个“有律按律，无律循例”的主意，决定把唐炯重新送回监狱，等待后旨。
　　主持工作的刑部左侍郎翻遍旧档，竟毫无恰当的案例比照引用，于是拒绝让他回监狱。监狱不收，又不可无罪释放，唐炯进退失据。好在他平时出手大方，没少在狱卒身上使钱，有个和他平时关系不错的狱卒不忍看他受窘，悄悄地把他放进去住了一夜，声明第二天必须搬走。
　　考虑到唐炯起复的可能性极大，刑部会同吏部最终商量出一个折中办法：由两部堂官具衔，出具了一份公函，让唐炯带到云南府衙面报，就当是无罪开释的凭证，唐炯这才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