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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从事综合经济工作的黄淑和，对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认为应该将央企的发展放到更大的经济背景中去考量，在中国传统经济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大背景下，央企必须居安思危。
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各中央企业的负责人，央企的传统比较优势同样正在逐步丧失，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转型升级这道坎，国资委管理的113家央企每一家都要迈过去，谁迈不过去谁就将被市场淘汰。这些年国资委利用考核这个指挥棒力促转型升级，比如“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就是最为明显的一条政策。
历经10年宏观经济管理和10年国有资产监管的黄淑和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正在爬大坡、陡坡，当前最为棘手的四大课题是“转型升级”、“地方债务”、“房地产”和“金融改革”。未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要坚持“改革”和“开放”这四个字并体现新的智慧。具体到国资监管领域，央企要清理包袱轻装上阵，深度进行自身改革及管理提升，进一步转变自身体制机制，实现转型升级。
“18.2%”的欣喜与隐忧
记者：整个央企的经营形势较为困难，从2013年上半年的央企发展情况看，运行的数据显得比较好，你如何评价今年以来的央企整体运行情况？
黄淑和：去年的增长我们确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年总的感觉也是很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央企保增长，有力推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央企都是“大块头”，这一块儿要是出了大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都不会小。
从今年上半年的央企运行指标来说，我概括为三个“稳”：一是平稳发展，累计营业收入是11.4万亿元，同比增长9%；第二“稳”是经济效益，上半年央企实现的利润总额是6315.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的净利润是4703.5亿元，增长20.7%；第三个“稳”是成本增速基本企稳，上半年央企的成本费用总额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7个百分点。
要看到这个数字的背后有主观也有客观的多方面因素。主观上来讲，央企确实很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来说是七大工作：第一，降本增效；第二，抓市场开拓；第三，做了风险防范，止住了一些“出血点”，清理低效、无效的资产；第四，聚焦管理提升；第五，力促结构调整；第六，引导科技创新；第七，鼓励企业走出去，推进国际化经营。这七条措施是国资委从年初开始着力推动的系列工作。比如其中的“降本增效”，我们要求企业把成本的降低层层量化，量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总的来说，我们过去生产管理还是比较粗放，一挤还是可以挤出一批成本。
客观方面，一是因为去年央企的基数比较低，今年上升的速度就快一点；第二，有些生产资料价格作了一些调整。此外，在新一届政府产生的大背景下，地方上的投资客观上还是增加的。因此，对利润增长“18.2%”这个数字，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现在我们眼睛盯的应该是下半年度的情况，我估计要达到国资委提出的目标，央企将很不容易。
记者：营业收入增长9%和利润总额增长18.2%的背后，113家央企的经营业绩的内部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到底是哪些企业相对好，哪些企业相对弱？对于一些严重亏损企业我们主管部门有怎样的应对之策？
黄淑和：这些数字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几家大的亏损企业，短时间内要走出亏损的困境并不容易，现在国资委派了专门的力量去和企业一起查找、分析原因。
我提出了三句话：号好脉，开好方，服好药。我们要跟企业一起分析解决问题。航运企业比如中远，大的环境就是整个航运业现在不景气，世界范围内运输量增长缓慢；同時企业挣的辛苦钱，又要拿出一大部分去付息。再比如中国铝业，企业生产的“大路货”产品比较多，而民营企业人员少，而且经营灵活，在同等条件下我们如何与他们竞争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型，否则没有办法生存。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是发展趋势没有把握好，像电子类产业就没有及时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很多企业基本处在维持的状况。
我们要看到还有一批企业非常不错。在充分竞争的产业领域，比如招商局、华润、中化等，任何垄断都没有，但是一年也能挣出100多个亿，应该讲实属不易。另外也有一批企业虽然利润不是很高，每年挣20 40亿，但可贵的是收入在逐年上升。
我认为，所有收入逐年上升的企业都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始终坚持发展主业并且很有特点；第二，拥有一批出色人才；第三，企业管理比较精细；第四，风险防控力度较大；第五，决策机制比较科学；第六，队伍凝聚力比较强。
眼下央企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而且差的企业可能要处于“困难长期化”。现在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挣一点钱相当不容易，像宝钢是最好的企业，管理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现在世界排名还是前几名，但是效益也在逐步下降。
国资委成立以来这10年中，应该说央企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拆开来仔细看一看，央企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企业发展不够平衡、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治理机制还不够健全、管理不够精细、效率不够高、历史包袱比较重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国资委和央企要加快解决的问题。
央企所处的时代
记者：你所讲的央企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具体指哪些？你早年从事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工作，这些年又一直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黄淑和：央企未来发展的不确定、不可预期的因素应该不少。我当时对央企负责人讲的时候用的措辞更加刺眼——“准备第二次过冬”，我本来说要做好至少5～7年的困难准备，后来想想太多了，还是说了3～5年，从现在来看，5年已经快过去了，复苏并不顺利。 在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我的感受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现在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明显，西方对我们国有大企业形成了挤压之势。此外，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贸易规则发生变化，将来我认为要注意到“三个规则”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第二是BITC（《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第三是TTIP（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从中国经济大环境看，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在慢慢丧失，各种生产资料的成本在逐步上升，盈利空间逐步被挤压，而产业走向中、高端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所以现在是高端这边还迈不上去，既有的一边又被慢慢挤压和步步紧逼了。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核心是转型升级，这是中国经济的一道大坎，同样也是央企的一道坎。
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的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大企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大企业支撑，经济块头再大，长久竞争力也不会强。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经济块头，我看广东省再有几年，总量差不多可以追上，但韩国的几个大企业一撑，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就比较强。所以，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大企业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记者：近年来央企之间合并不断，下一步央企的联合重组是否会加速，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资委有哪些新的重组思路？
黄淑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不能搞“全产业链”。因为所有的跨国公司最核心的，一条是研发，一条是集成，其他的产品都脱胎于全球化背景。
现在还很难讲具体是哪些产业要进行重组。总体上看，企业资源的整合重组主要体现在三大块：第一块是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而进行集团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块是清理低效无效资产，不想干、干不好的资产，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挂牌转让；第三块是需要国资委推动的整合，那就是央企和央企之间的整合重组。有一些板块，国资委也在考慮，比如煤化工、光伏产业等，央企你也搞他也搞，可能谁也搞不好，应该进行一些整合优化。
我们应该看到，央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对央企曾经发出警告，央企在低端产品上和民企打价格战，所有央企都要败下阵来。因此，打不过就要拔腿撤，你把低端产品那些资产，卖个好价钱，赎回来，把钱用在中高端产品上，有科技创新的企业要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样才有出路。
央企治理方法论
记者：你提到不符合企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能搞，在现在这经济形势不太好的状况下，很多主业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很低，央企仍是一律不搞其他的产业吗？另外你如何看待央企和民企在产业发展上的关系？
黄淑和：我们的原则是，不符合主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准搞；过度依赖负债的坚决不许搞，因为你的负债率太高，会成为银行的“打工仔”，现在我们在业绩考核上，企业上升到一定负债率的，全部给他一个提醒指标，提示其要控制负债率；投资回报率很差的坚决不准搞，现在我们搞业绩考核也增加了经济增加值的指标。
我们要注意的是，央企不能有什么都想搞的心态，要把握好与民企的关系。我们与民企之间不要搞成“你死我活”的关系，无论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中国企业，它的标签上都写着“中国”两个字；第二，国企和民企谁做强做优都是中国的骄傲；第三，国企和民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中国移动，一家中国移动带动了中小企业1000多家，包括华为和中兴，都与中国移动带动有关。
央企和民企有一定的互相竞争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次我在全国政协有个发言，就提到我们的民企，我看一批高级科技人才回国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将来不可小觑，我也曾对央企讲，这批民企将来可能是中国的希望。
记者：8月份发布了央企负责人第三任期的考核结果。从央企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来讲，在分类监管方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考核办法出台？
黄淑和：这几年我们在逐步完善央企负责人的考核机制，业绩考核有三大变化，第一大变化是现在规模类和速度类的指标慢慢变少，更多的是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我们力求改变央企以往更多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的趋向。
第二大变化就是围绕转型升级、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在设置了很多指标，比如说安全生产出问题，要扣分甚至降级；节能减排，谁没完成好任务要扣分；自主创新谁得奖要加分。这是引导央企转向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第三大变化就是实行了经济增加值的考核。这一点让世界的很多跨国公司都感觉到了中国的巨大勇气，在咱们这么大的经济体全面推开，他们都吃了一惊，我看一位跨国公司总裁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标题用的是《伟大的历史跨越》，国内专家评价说这是管理的革命。
记者：2013年也是你来到国资委任职第10年，应该说你亲历了整个国资委的组建、监督、管理的全程，你如何看待这些年的央企发展？
黄淑和：我的职业经历一直都是在搞经济，我体会最深的是，第一，搞经济、搞企业，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二，要遵循经济规律，谁违反规律，迟早有你苦头吃；第三，要换位思考，国资委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想，企业要站在国资委的角度想；第四，要强力支持，我知道企业有困难，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摸爬滚打面临种种压力，要帮他们排忧解难，做他们强有力的后盾。
从大环境来看，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和“开放”这四个字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们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靠了四个字—改革开放，后30年，还是要靠这四个字。现在中国经济处在历史大爬坡的阶段，爬的是大坡，爬的是陡坡。这个坡一定要爬上去，央企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下一步央企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四篇大文章。第一是转型升级，转不了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转型升级核心要抓好三条，一条是结构调整和优化；第二条是加快科技创新，在自主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第三条就是很好地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是清理包袱，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要甩掉。国企干了几十年，一直背负包袱不能轻装上阵，所以步履蹒跚走得不顺畅；不该干和干不了的包袱必须甩掉，这个包袱清理出来以后，可以由国资委在央企之间来优化配置资源。
第三是深化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的良好体制与机制，建立一整套风险防范的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考核机制等一系列机制体制，这个制高点才是央企的竞争力。
第四是管理提升，要由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这四篇大的文章如果能做好，5～6年之后央企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需要若干年的持续努力。
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各中央企业的负责人，央企的传统比较优势同样正在逐步丧失，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转型升级这道坎，国资委管理的113家央企每一家都要迈过去，谁迈不过去谁就将被市场淘汰。这些年国资委利用考核这个指挥棒力促转型升级，比如“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就是最为明显的一条政策。
历经10年宏观经济管理和10年国有资产监管的黄淑和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正在爬大坡、陡坡，当前最为棘手的四大课题是“转型升级”、“地方债务”、“房地产”和“金融改革”。未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要坚持“改革”和“开放”这四个字并体现新的智慧。具体到国资监管领域，央企要清理包袱轻装上阵，深度进行自身改革及管理提升，进一步转变自身体制机制，实现转型升级。
“18.2%”的欣喜与隐忧
记者：整个央企的经营形势较为困难，从2013年上半年的央企发展情况看，运行的数据显得比较好，你如何评价今年以来的央企整体运行情况？
黄淑和：去年的增长我们确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年总的感觉也是很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央企保增长，有力推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央企都是“大块头”，这一块儿要是出了大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都不会小。
从今年上半年的央企运行指标来说，我概括为三个“稳”：一是平稳发展，累计营业收入是11.4万亿元，同比增长9%；第二“稳”是经济效益，上半年央企实现的利润总额是6315.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的净利润是4703.5亿元，增长20.7%；第三个“稳”是成本增速基本企稳，上半年央企的成本费用总额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7个百分点。
要看到这个数字的背后有主观也有客观的多方面因素。主观上来讲，央企确实很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来说是七大工作：第一，降本增效；第二，抓市场开拓；第三，做了风险防范，止住了一些“出血点”，清理低效、无效的资产；第四，聚焦管理提升；第五，力促结构调整；第六，引导科技创新；第七，鼓励企业走出去，推进国际化经营。这七条措施是国资委从年初开始着力推动的系列工作。比如其中的“降本增效”，我们要求企业把成本的降低层层量化，量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总的来说，我们过去生产管理还是比较粗放，一挤还是可以挤出一批成本。
客观方面，一是因为去年央企的基数比较低，今年上升的速度就快一点；第二，有些生产资料价格作了一些调整。此外，在新一届政府产生的大背景下，地方上的投资客观上还是增加的。因此，对利润增长“18.2%”这个数字，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现在我们眼睛盯的应该是下半年度的情况，我估计要达到国资委提出的目标，央企将很不容易。
记者：营业收入增长9%和利润总额增长18.2%的背后，113家央企的经营业绩的内部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到底是哪些企业相对好，哪些企业相对弱？对于一些严重亏损企业我们主管部门有怎样的应对之策？
黄淑和：这些数字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几家大的亏损企业，短时间内要走出亏损的困境并不容易，现在国资委派了专门的力量去和企业一起查找、分析原因。
我提出了三句话：号好脉，开好方，服好药。我们要跟企业一起分析解决问题。航运企业比如中远，大的环境就是整个航运业现在不景气，世界范围内运输量增长缓慢；同時企业挣的辛苦钱，又要拿出一大部分去付息。再比如中国铝业，企业生产的“大路货”产品比较多，而民营企业人员少，而且经营灵活，在同等条件下我们如何与他们竞争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型，否则没有办法生存。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是发展趋势没有把握好，像电子类产业就没有及时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很多企业基本处在维持的状况。
我们要看到还有一批企业非常不错。在充分竞争的产业领域，比如招商局、华润、中化等，任何垄断都没有，但是一年也能挣出100多个亿，应该讲实属不易。另外也有一批企业虽然利润不是很高，每年挣20 40亿，但可贵的是收入在逐年上升。
我认为，所有收入逐年上升的企业都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始终坚持发展主业并且很有特点；第二，拥有一批出色人才；第三，企业管理比较精细；第四，风险防控力度较大；第五，决策机制比较科学；第六，队伍凝聚力比较强。
眼下央企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而且差的企业可能要处于“困难长期化”。现在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挣一点钱相当不容易，像宝钢是最好的企业，管理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现在世界排名还是前几名，但是效益也在逐步下降。
国资委成立以来这10年中，应该说央企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拆开来仔细看一看，央企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企业发展不够平衡、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治理机制还不够健全、管理不够精细、效率不够高、历史包袱比较重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国资委和央企要加快解决的问题。
央企所处的时代
记者：你所讲的央企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具体指哪些？你早年从事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工作，这些年又一直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黄淑和：央企未来发展的不确定、不可预期的因素应该不少。我当时对央企负责人讲的时候用的措辞更加刺眼——“准备第二次过冬”，我本来说要做好至少5～7年的困难准备，后来想想太多了，还是说了3～5年，从现在来看，5年已经快过去了，复苏并不顺利。 在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我的感受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现在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明显，西方对我们国有大企业形成了挤压之势。此外，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贸易规则发生变化，将来我认为要注意到“三个规则”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第二是BITC（《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第三是TTIP（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从中国经济大环境看，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在慢慢丧失，各种生产资料的成本在逐步上升，盈利空间逐步被挤压，而产业走向中、高端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所以现在是高端这边还迈不上去，既有的一边又被慢慢挤压和步步紧逼了。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核心是转型升级，这是中国经济的一道大坎，同样也是央企的一道坎。
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的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大企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大企业支撑，经济块头再大，长久竞争力也不会强。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经济块头，我看广东省再有几年，总量差不多可以追上，但韩国的几个大企业一撑，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就比较强。所以，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大企业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记者：近年来央企之间合并不断，下一步央企的联合重组是否会加速，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资委有哪些新的重组思路？
黄淑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不能搞“全产业链”。因为所有的跨国公司最核心的，一条是研发，一条是集成，其他的产品都脱胎于全球化背景。
现在还很难讲具体是哪些产业要进行重组。总体上看，企业资源的整合重组主要体现在三大块：第一块是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而进行集团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块是清理低效无效资产，不想干、干不好的资产，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挂牌转让；第三块是需要国资委推动的整合，那就是央企和央企之间的整合重组。有一些板块，国资委也在考慮，比如煤化工、光伏产业等，央企你也搞他也搞，可能谁也搞不好，应该进行一些整合优化。
我们应该看到，央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对央企曾经发出警告，央企在低端产品上和民企打价格战，所有央企都要败下阵来。因此，打不过就要拔腿撤，你把低端产品那些资产，卖个好价钱，赎回来，把钱用在中高端产品上，有科技创新的企业要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样才有出路。
央企治理方法论
记者：你提到不符合企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能搞，在现在这经济形势不太好的状况下，很多主业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很低，央企仍是一律不搞其他的产业吗？另外你如何看待央企和民企在产业发展上的关系？
黄淑和：我们的原则是，不符合主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准搞；过度依赖负债的坚决不许搞，因为你的负债率太高，会成为银行的“打工仔”，现在我们在业绩考核上，企业上升到一定负债率的，全部给他一个提醒指标，提示其要控制负债率；投资回报率很差的坚决不准搞，现在我们搞业绩考核也增加了经济增加值的指标。
我们要注意的是，央企不能有什么都想搞的心态，要把握好与民企的关系。我们与民企之间不要搞成“你死我活”的关系，无论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中国企业，它的标签上都写着“中国”两个字；第二，国企和民企谁做强做优都是中国的骄傲；第三，国企和民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中国移动，一家中国移动带动了中小企业1000多家，包括华为和中兴，都与中国移动带动有关。
央企和民企有一定的互相竞争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次我在全国政协有个发言，就提到我们的民企，我看一批高级科技人才回国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将来不可小觑，我也曾对央企讲，这批民企将来可能是中国的希望。
记者：8月份发布了央企负责人第三任期的考核结果。从央企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来讲，在分类监管方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考核办法出台？
黄淑和：这几年我们在逐步完善央企负责人的考核机制，业绩考核有三大变化，第一大变化是现在规模类和速度类的指标慢慢变少，更多的是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我们力求改变央企以往更多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的趋向。
第二大变化就是围绕转型升级、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在设置了很多指标，比如说安全生产出问题，要扣分甚至降级；节能减排，谁没完成好任务要扣分；自主创新谁得奖要加分。这是引导央企转向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第三大变化就是实行了经济增加值的考核。这一点让世界的很多跨国公司都感觉到了中国的巨大勇气，在咱们这么大的经济体全面推开，他们都吃了一惊，我看一位跨国公司总裁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标题用的是《伟大的历史跨越》，国内专家评价说这是管理的革命。
记者：2013年也是你来到国资委任职第10年，应该说你亲历了整个国资委的组建、监督、管理的全程，你如何看待这些年的央企发展？
黄淑和：我的职业经历一直都是在搞经济，我体会最深的是，第一，搞经济、搞企业，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二，要遵循经济规律，谁违反规律，迟早有你苦头吃；第三，要换位思考，国资委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想，企业要站在国资委的角度想；第四，要强力支持，我知道企业有困难，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摸爬滚打面临种种压力，要帮他们排忧解难，做他们强有力的后盾。
从大环境来看，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和“开放”这四个字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们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靠了四个字—改革开放，后30年，还是要靠这四个字。现在中国经济处在历史大爬坡的阶段，爬的是大坡，爬的是陡坡。这个坡一定要爬上去，央企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下一步央企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四篇大文章。第一是转型升级，转不了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转型升级核心要抓好三条，一条是结构调整和优化；第二条是加快科技创新，在自主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第三条就是很好地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是清理包袱，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要甩掉。国企干了几十年，一直背负包袱不能轻装上阵，所以步履蹒跚走得不顺畅；不该干和干不了的包袱必须甩掉，这个包袱清理出来以后，可以由国资委在央企之间来优化配置资源。
第三是深化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的良好体制与机制，建立一整套风险防范的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考核机制等一系列机制体制，这个制高点才是央企的竞争力。
第四是管理提升，要由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这四篇大的文章如果能做好，5～6年之后央企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需要若干年的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