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长久以来，《史记》在国人心中地位崇高，不少片段作为文学经典，被选入中学课本。可以说，人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一点《史记》，《史记》甚至已成为通识的组成部分。
　　很多人将《史记》当成故事来读，可事实上，史记前半部的故事性并不强——在本记中，除《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外，大多数比较枯燥，表、书部分，尤其不易读;直到《史记》的后半部，到了世家、列传部分，故事性才明显提升。可见，司马迁写《史记》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他还有更深的寄托，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最近十几年来，文学评论家杨照一直致力于各种东西方经典著作的解读，并担任“诚品讲堂”“敏隆讲堂”长期经典课程讲师，“看理想”古代中国经典节目主讲人，并出版了《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等四十余本图书。那么，杨照究竟是如何“读”史记的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并将带您了解其如何从多元视角出发，采用更为开放的解读架构进行阅读的方法。

探索意义而不只是探索用处

　　问：您原本的专业方向是思想史研究，这为您日后向大众进行历史普及写作提供了哪些便利？
　　杨照：传统西方历史研究聚焦于哲学史，即研究拥有了不起思想的那些人（也就是哲学家们）的想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向思想史转型，即不是只研究哲学家，而是重点研究更广泛的思想变化，包括文学思想、美术思想、音乐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等，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研究范围扩大了，但依然强调的是特殊思想。
　　1981年，我进大学历史系读书，接触了思想史研究，后来到美国去读研究生，接受了更多的新观念，此外，我在大学时便对人类学感兴趣，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发现，不只是特殊人群有思想，一般人也有思想，只是观念不同。所谓观念，就是所有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可探测到的观念，否则人类的行为便不可理解。
　　虽然写了一些历史普及作品，但我的方法论依然是思想史的方法论。比如考古中挖出一个器物，我们要探究这个器物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意义，而不只是它的用处。比如一个瓶子，为何选择这样的造型和大小，都是有意义的。只有当人们先有了它的观念，才能造出这样瓶子。

历史就是让我们受约束

　　问：在思想史研究中，哲学趣向和历史趣向的区别在哪里？
　　杨照：我偏重历史趣向，这源于我对变化的好奇心，而杜维明先生则偏重哲学趣向，作为儒家的信仰者，他在探索价值系统与当代之间的关系。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今天，会被认为是性别歧视。而杜维明先生则试图代表孟子，与今天女性主义者对话。在他看来，中庸哲学与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可以相互包容。
　　从哲学概念出发，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我更关注，在不同年代，人们的解读是不同的。比如我不谈《易经》，因为无法推究其来历，只能大约说它出现在春秋之前，没有证据，所以我不讲。但我谈《易传》，它出自秦末汉初，可以将同时代的文本放在一起来考察，可以看它前面有什么、后面有什么，从历史的态度出发，去诠释它。
　　这就是我和杜维明先生不同的地方。杜先生不能将前后固定，他的诠释可能符合时代的需求，但也让人质疑，这是不是“想怎么诠释就怎么诠释”。我更关注精确的诠释，由外在的东西来佐证。
　　所以在《史记》的列传中，《吴太伯列传》排在第一篇，而且是从伯夷叔齐讲起，这就是前后要固定，有内证的约束，而非天花乱坠。历史就是让我们受约束。

《史记》不是“故事会”

　　问：在很多读者眼中，《史记》的长处是故事性强，您怎么看？
　　杨照：其实我在《史记的读法》的序言中，反复强调，读史不是读故事，《史记》也不是一本故事书。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家太喜欢看故事，但故事绝不等于历史。
　　在相当长的时期，唯物史观占据压倒优势，处处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有时或许显得比较僵化，但没有该视角，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我们就不知道宋代、明代的城市曾如此发达。我们看《三言》《二拍》，其中讲了很多发生在明代城市中故事，如果懂了唯物史观，我们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才会了解明代城市生活的灿烂与奢靡，当时人们生活状况与传统伦理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只是讲故事，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呢？故事无法告诉你思想变化、文化变化之类。
　　确实，《史记》中许多篇章的故事性非常强，但故事的意义不在其本事，而在于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连接。比如《吕太后本纪》，司马迁没有像《汉书》那样，写成《高后纪》，可见他认为吕后不属于刘家，权力中心出现了从刘家到吕家、再从吕家到刘家的变化。在“太史公曰”部分，司马迁评价到，这个权力转移对刘家、吕家来说是大事，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影响不太大，因为对他们日常生活干扰不大。
　　司马迁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他比我们更靠近那个时代，作为后人，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判断。在司马迁看来，这个评断比故事更重要。如果只看故事，就会忽略这些。

司马迁了不起在于关注历史正义

　　问：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
　　杨照：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了三句话，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究天人之际”最关键，但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理解这句话。

　　历史可以让人认识到，与历史提供的经验可能性相比，现实是非常有限的，应摆脱当下的拘束，寻求更宽广、更丰富的智慧。我一直在说，不要把孔子、王阳明当成隔壁老王，学历史，就是要学隔壁老王讲不出的话，从而获得更宽广的视角。

　　所谓天，就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东西，所谓人，就是个体的自主性，由个性与意志所决定。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死前曾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但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讽刺道：“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仔细阅读《项羽本纪》，项羽此人年轻时什么都曾学一下，但什么都没学精，可见他好高骛远，这种空想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所以到关键时刻，不能深思熟虑。他的出身好、条件好，结果却失败了。
　　與《高祖本纪》对读，刘邦本是市井无赖，他的父母连名字都没有，所处环境、背景远远无法与项羽比，可他却不断克服时代的约束，最终战胜了项羽。
　　所谓历史正义，就是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根据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的行为，这就是“究天人之际”。这也正是司马迁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最在意历史正义。

大众有权了解专业史学的发展成果

　　问：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史记》中学课本中就有，大家多少都读过一点，何必再讲？
　　杨照：我自己对《史记》感兴趣，是从高三开始，后来上了大学，接触了西方史学的方法论，学了一年，受益匪浅。此前我们的历史不讲理论，认为史学就是把真相搞清楚，没想到国外还有这么多历史理论。
　　我们传统的功夫是考据，在相当时期，推动史学进步的最大力量就是翻案。比如清代学者阎若璩，他写了《古文尚书疏证》，提出了一百多条证据，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书，体现了考据学的精神。很多人反驳说：难道两千年来，大家都错了？其实大家就是错了两千多年，又怎么了呢？
　　我觉得，历史理论与考据学是两个重要的传统。如果历史没有新观点、新说法，就是讲过去的事，那么何必去讲历史？史学还有存在价值吗？
　　过去百余年，是历史学迅速发展的阶段，从考据，到疑古，到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到考古学，到西方历史学，一直在变化。可我们的教科书、通俗历史读物却一直没变。所以，我是希望做点事，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些新看法，大家从前以为如此的东西，可能并不是那样。
　　采写：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