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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物馆——
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黄帝内经》、《千金要方》、《本草纲目》……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瑰宝流传了数千年，不仅造福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内涵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浴”与孔子的礼仪
在遥远的氏族社会末期，华夏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形成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思想萌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了“浴”、“沐”、“澡”这些文字，只是古今字义有所不同。古时候的“浴”专指洗身，“沐”是指“洗发，“澡”意为“洗手”，而“洗”仅指“洗脚”。这些字都属象形文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人洗浴的情景。一九三五年，河南安阳殷王墓发掘出三千二百多年前殷商先民使用的壶、匜、盂、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不难推知，在殷商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即已有沐浴习惯。
在古代，沐浴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和社会公德。《礼记》中记载：“五日则汤清浴，三日具沐”。据说孔子每次会客前都要洗澡，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汉代有“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记载，并提出了不少洗沐的处方，如猪胆汁、桃叶汤等，以加强洗沐的防治效果。
古人还有给刚出生的婴儿沐浴的习俗，驰名中外的永乐宫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面：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来到了人世，他的母亲分娩后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在床前照料，床下有两妇人蹲在地上，正在给刚刚降生的婴儿吕洞宾洗澡。右上方“应瑞永乐”下记载着吕洞宾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等。这与我们现在婴儿出生的习惯非常接近。
周代的“食医”与流动水洗手
在饮食卫生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约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掌握了保留火种，从此使人们摆脱了漫长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野蛮时代，由生食变熟食。食物经火烤熟后，不仅味道鲜美可口，而且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避免和减少了胃肠疾病的发生，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易于吸收，从而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尤其是炊具诞生后，食物经过蒸、煮、炒的过程，卫生更有了保障。
周代时已设有“食医”，专门管理饮食营养卫生，明确地提出饮食的保健和治疗作用。对饮食的调配都按食品的性味、不同季节、体质的状况加以处置。《论语·乡党》更是对食物的卫生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食物贵在精细、适时和新鲜卫生。凡肉败、色恶、臭恶之变质食品，均不可食用。
俗话说“病从口入”，周代时已有饭前洗手的习惯，有身份的人家洗手更是讲究，要有“匜”和“盘”配套使用，一个人用“匜”接来干净的水，往另一个人的手上倒，边倒边洗，“盘”就用来承接污水，这样使用起来就有流动水洗手的作用了，既科学又卫生。此外还有吃饭时不要说话，不吃剩饭等记载。隋唐时代，对饮食卫生讲述得更加详细了，还出现了一些食疗本草。当时提倡吃饭要细嚼烂咽，不要暴食暴饮；饭后应稍事活动，不要立即躺下；也不要在饭后做剧烈的活动。
春秋时代的淘井与战国时代的下水道
古代先民还非常注意环境卫生。从殷虚遗址中发现，在殷商时代的住室附近，就有了饲养家畜的牢圈和厕所，人畜分居是远古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代把厕所称为“囿”。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厕，清也”。顾名思义，已把厕所定义为“清”的对象。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洁），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匽，路厕也。”可见当时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代以后，我国都市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为“都厕”。从出土的汉代厕所明器来看，厕所的设计已相当合理，几乎与现代公共厕所相差无几。有了公共厕所，对改善城市卫生，方便群众生活，提供农业肥料，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都有利。
城市中粪便、垃圾的处理，是现代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管理粪便垃圾方面，南宋人民为后世树立了先进的榜样。据《梦梁录》记载，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有专门以清除粪便为业的清洁员，称之为“倾脚头”。他们定期向居民索取少许费用，每天负责清除各家各户的粪便，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临安城内还有“倒泔脚”的人，他们专门搜集各家的剩菜残羹，把倒来的泔脚集中起来饲养家畜。
饮水卫生对于预防肠道传染病，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要。早在周代以前，人们已经凿井而饮了。到了周代，人们已经懂得选择水源，垒筑井台，以砖砌井，分辨水质。当时用砖修的水井叫做“井”。春秋时代，每年在冬末春初的时候或在暮春三月的季节，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淘井，挖除井水的泥垢，以易新水。直到今天，我国的广大农村，不但仍在使用水井，而且还保持着淘井的习俗。水井的使用，不仅促进了农田灌溉，而且对搞好饮食卫生也大有裨益。井水比河水洁净，但也必须经常保持清洁。《管子》曾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周易》还有“井者法也”的记载，是说对于那些不注意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人，要绳之以法。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易县发掘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1年）燕国的遗物——陶质圆形下水道，这种下水道的结构与设计已相当合理，不但沟管管径粗大，两端还有牙槽，连接后可以防止污水渗漏。秦汉时代，我国已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都城规模比前代更加宏伟，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各种下水道，有圆形的、有方底尖顶形的等等。在陕西西安三桥镇秦代阿房宫遗址上发掘到的陶质下水管道，呈五角形，管长68厘米，通高46厘米，宽43厘米，管壁厚7厘米。这种造型结构，比之于方形的更能承受路面的重力。据计算，上面呈菱形的水管与同样大小的四方形水管比较，所承受的力近似5比3，表明那时已经按照建筑原理设计下水道，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当时人民已发现积存污水会致人疾病，要排除污水以保障人体健康。如宋代《养生类纂》引《鲁般宅经》说：“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同书又引《琐碎录》说：“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清晨洒扫庭院”与春节“大扫除”
在民间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习俗，就是人们喜欢“清晨洒扫庭院”，为新的一天创造清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每逢节日或有重大活动，城乡居民都要“大扫除”，特别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窗明几净，以崭新的面貌除旧迎新。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春秋不扫地，夏天要拉痢，冬天打扫尘，春天不病瘟”，可见扫地除尘、消灭病虫害，一向是中国人民的良好卫生习惯。解放前民间流传的黄历中，也经常记载某某吉日，“宜沐浴，宜洒扫。”虽然这些活动带有迷信色彩，但是也反映出古代先民已把清扫活动作为日常的生活制度了。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到许多汉代的“箕帚俑”，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手提水桶；有的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帚，形象十分生动。
公元前二О六年，汉代有个叫毕岚的人，曾铸造了很多具人工喷泉，叫“天禄蝦蟆”，喷洒道路，以减少尘埃。后来他又发明了两具较大的洒水工具，一种是利用空气挤压喷洒的叫“渴鸟”；一种是利用机车引水喷洒的叫“翻车”，它们能把水冲激到较远的地方。这些洒水工具，经常放在交通要道进行喷洒，以减少公路上的灰尘。这些工具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环境中还在应用。
现在我们都知道不能随地吐痰，因为痰里面的细菌很多，容易传播疾病，那么在路上有痰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吐在卫生纸里，路过垃圾箱时再扔掉。这是文明社会里的文明行为，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在家里就好办了，可预备一个痰盂，古时也称“渣斗”、“吐盂”等等，其实早在晋代就有使用“吐盂”的记载，这可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唐代医家孙思邈还明确提出了要“常习不唾地”的要求，这项卫生措施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熏香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能够净化空气、驱赶蚊蝇、为衣服书籍防蛀，以及衣物留香等等，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历代留传下来的文物中，质地有陶、青铜、瓷器、掐丝珐琅等制做的各式各样的精美香熏，还有各种少数民族使用的香囊绣品等，很多是统治阶层的奢侈品。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与传统民俗相关的卫生措施。如：二月二日，要熏虫儿，即用香草或祭奠先人的饼煎汤来熏床坑，以除虫。清明前二日鸡鸣之时，要用蒸米饭的热水遍洗井圈和井台，以除虫洁净。三月三日要出门采艾，将新采的艾挂在门上，一可避瘟除秽，二可为这一年准备温灸用的干艾。此日，还要采苦楝树的花或叶放在床席垫之下，以驱赶跳蚤。这些讲卫生的习惯，还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民俗各有不同。
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黄帝内经》、《千金要方》、《本草纲目》……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瑰宝流传了数千年，不仅造福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内涵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浴”与孔子的礼仪
在遥远的氏族社会末期，华夏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形成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思想萌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了“浴”、“沐”、“澡”这些文字，只是古今字义有所不同。古时候的“浴”专指洗身，“沐”是指“洗发，“澡”意为“洗手”，而“洗”仅指“洗脚”。这些字都属象形文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人洗浴的情景。一九三五年，河南安阳殷王墓发掘出三千二百多年前殷商先民使用的壶、匜、盂、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不难推知，在殷商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即已有沐浴习惯。
在古代，沐浴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和社会公德。《礼记》中记载：“五日则汤清浴，三日具沐”。据说孔子每次会客前都要洗澡，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汉代有“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记载，并提出了不少洗沐的处方，如猪胆汁、桃叶汤等，以加强洗沐的防治效果。
古人还有给刚出生的婴儿沐浴的习俗，驰名中外的永乐宫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面：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来到了人世，他的母亲分娩后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在床前照料，床下有两妇人蹲在地上，正在给刚刚降生的婴儿吕洞宾洗澡。右上方“应瑞永乐”下记载着吕洞宾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等。这与我们现在婴儿出生的习惯非常接近。
周代的“食医”与流动水洗手
在饮食卫生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约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掌握了保留火种，从此使人们摆脱了漫长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野蛮时代，由生食变熟食。食物经火烤熟后，不仅味道鲜美可口，而且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避免和减少了胃肠疾病的发生，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易于吸收，从而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尤其是炊具诞生后，食物经过蒸、煮、炒的过程，卫生更有了保障。
周代时已设有“食医”，专门管理饮食营养卫生，明确地提出饮食的保健和治疗作用。对饮食的调配都按食品的性味、不同季节、体质的状况加以处置。《论语·乡党》更是对食物的卫生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食物贵在精细、适时和新鲜卫生。凡肉败、色恶、臭恶之变质食品，均不可食用。
俗话说“病从口入”，周代时已有饭前洗手的习惯，有身份的人家洗手更是讲究，要有“匜”和“盘”配套使用，一个人用“匜”接来干净的水，往另一个人的手上倒，边倒边洗，“盘”就用来承接污水，这样使用起来就有流动水洗手的作用了，既科学又卫生。此外还有吃饭时不要说话，不吃剩饭等记载。隋唐时代，对饮食卫生讲述得更加详细了，还出现了一些食疗本草。当时提倡吃饭要细嚼烂咽，不要暴食暴饮；饭后应稍事活动，不要立即躺下；也不要在饭后做剧烈的活动。
春秋时代的淘井与战国时代的下水道
古代先民还非常注意环境卫生。从殷虚遗址中发现，在殷商时代的住室附近，就有了饲养家畜的牢圈和厕所，人畜分居是远古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代把厕所称为“囿”。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厕，清也”。顾名思义，已把厕所定义为“清”的对象。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洁），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匽，路厕也。”可见当时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代以后，我国都市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为“都厕”。从出土的汉代厕所明器来看，厕所的设计已相当合理，几乎与现代公共厕所相差无几。有了公共厕所，对改善城市卫生，方便群众生活，提供农业肥料，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都有利。
城市中粪便、垃圾的处理，是现代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管理粪便垃圾方面，南宋人民为后世树立了先进的榜样。据《梦梁录》记载，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有专门以清除粪便为业的清洁员，称之为“倾脚头”。他们定期向居民索取少许费用，每天负责清除各家各户的粪便，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临安城内还有“倒泔脚”的人，他们专门搜集各家的剩菜残羹，把倒来的泔脚集中起来饲养家畜。
饮水卫生对于预防肠道传染病，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要。早在周代以前，人们已经凿井而饮了。到了周代，人们已经懂得选择水源，垒筑井台，以砖砌井，分辨水质。当时用砖修的水井叫做“井”。春秋时代，每年在冬末春初的时候或在暮春三月的季节，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淘井，挖除井水的泥垢，以易新水。直到今天，我国的广大农村，不但仍在使用水井，而且还保持着淘井的习俗。水井的使用，不仅促进了农田灌溉，而且对搞好饮食卫生也大有裨益。井水比河水洁净，但也必须经常保持清洁。《管子》曾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周易》还有“井者法也”的记载，是说对于那些不注意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人，要绳之以法。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易县发掘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1年）燕国的遗物——陶质圆形下水道，这种下水道的结构与设计已相当合理，不但沟管管径粗大，两端还有牙槽，连接后可以防止污水渗漏。秦汉时代，我国已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都城规模比前代更加宏伟，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各种下水道，有圆形的、有方底尖顶形的等等。在陕西西安三桥镇秦代阿房宫遗址上发掘到的陶质下水管道，呈五角形，管长68厘米，通高46厘米，宽43厘米，管壁厚7厘米。这种造型结构，比之于方形的更能承受路面的重力。据计算，上面呈菱形的水管与同样大小的四方形水管比较，所承受的力近似5比3，表明那时已经按照建筑原理设计下水道，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当时人民已发现积存污水会致人疾病，要排除污水以保障人体健康。如宋代《养生类纂》引《鲁般宅经》说：“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同书又引《琐碎录》说：“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清晨洒扫庭院”与春节“大扫除”
在民间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习俗，就是人们喜欢“清晨洒扫庭院”，为新的一天创造清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每逢节日或有重大活动，城乡居民都要“大扫除”，特别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窗明几净，以崭新的面貌除旧迎新。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春秋不扫地，夏天要拉痢，冬天打扫尘，春天不病瘟”，可见扫地除尘、消灭病虫害，一向是中国人民的良好卫生习惯。解放前民间流传的黄历中，也经常记载某某吉日，“宜沐浴，宜洒扫。”虽然这些活动带有迷信色彩，但是也反映出古代先民已把清扫活动作为日常的生活制度了。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到许多汉代的“箕帚俑”，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手提水桶；有的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帚，形象十分生动。
公元前二О六年，汉代有个叫毕岚的人，曾铸造了很多具人工喷泉，叫“天禄蝦蟆”，喷洒道路，以减少尘埃。后来他又发明了两具较大的洒水工具，一种是利用空气挤压喷洒的叫“渴鸟”；一种是利用机车引水喷洒的叫“翻车”，它们能把水冲激到较远的地方。这些洒水工具，经常放在交通要道进行喷洒，以减少公路上的灰尘。这些工具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环境中还在应用。
现在我们都知道不能随地吐痰，因为痰里面的细菌很多，容易传播疾病，那么在路上有痰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吐在卫生纸里，路过垃圾箱时再扔掉。这是文明社会里的文明行为，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在家里就好办了，可预备一个痰盂，古时也称“渣斗”、“吐盂”等等，其实早在晋代就有使用“吐盂”的记载，这可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唐代医家孙思邈还明确提出了要“常习不唾地”的要求，这项卫生措施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熏香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能够净化空气、驱赶蚊蝇、为衣服书籍防蛀，以及衣物留香等等，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历代留传下来的文物中，质地有陶、青铜、瓷器、掐丝珐琅等制做的各式各样的精美香熏，还有各种少数民族使用的香囊绣品等，很多是统治阶层的奢侈品。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与传统民俗相关的卫生措施。如：二月二日，要熏虫儿，即用香草或祭奠先人的饼煎汤来熏床坑，以除虫。清明前二日鸡鸣之时，要用蒸米饭的热水遍洗井圈和井台，以除虫洁净。三月三日要出门采艾，将新采的艾挂在门上，一可避瘟除秽，二可为这一年准备温灸用的干艾。此日，还要采苦楝树的花或叶放在床席垫之下，以驱赶跳蚤。这些讲卫生的习惯，还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民俗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