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正在产业转移中遭受无法抑制的伤痛。当“中国制造”正在逐步逃离时，“中国创造”还在蹒跚学步，“中国设计”仍然举步维艰。导致产业竞争无序的元凶是什么？中国为何不能像日本、韩国那样迅速地完成产业升级？
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办发〔2008〕1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其中，“工程设计”作为一种业态，被清晰地纳入现代服务业中。
这是在中国的国家级政策中，第一次提到“设计”。而这距离韩国1988年提出“设计立国”的国家战略已有整整20年，距离日本提出“工业设计立国”的口号更是过去了50多年。
2008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CeBIT大展上，来自中国厂商魅族的M8手机一度受到热烈追捧。然而，在M8亮相的第二天，魅族就因涉嫌抄袭苹果iPhone的触摸屏设计而被德国警方撤柜，2007年华旗等国内一线厂商在CeBIT上的遭遇再次上演。
2007年底，韩国三星手机超越摩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2008年5月份，最新的统计表明，同样来自韩国的LG手机再次超越索爱，跃居全球第四。两家以设计见长的后来者，在技术壁垒极高的通信行业，完成了不可能的逆转。
是什么帮助韩国创造了这种神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国家级设计政策支持体系功不可没。
中国为什么无法完成这种奇迹？至今仍然“失语”的设计政策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设计力量的再一次崛起将使设计创新政策成为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难产的政策题
中国工业设计产业政策历时4年难以出台，中国设计始终缺乏宏观的战略指导。在这背后，对于技术创新与设计创新观念的误解是设计政策迟迟不能推出的“元凶”。
“在我国整个机制设置中，设计是一个‘零’”。柳冠中这样说。
其实早在2004年，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下，我国就开始了《工业设计产业政策》的制定。当时，作为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的柳冠中参与了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柳冠中现在还记得，政策制定小组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向政府说明工业设计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而当政府要求小组搜集工业设计自诞生以来对国家经济所做贡献的数据时，小组成员翻遍了建国以来所有的经济数据，竟然找不到有关工业设计一星半点的影子。
当时，大多数企业没有设计部门，也没有设计师，更没有关于设计带来产值增效的数据了。企业只能提供厚厚一撂技术创新的数据，小组成员实在难以把设计创新从技术创新中剥离出来。
产业政策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此后，关于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边界制定更是成了争论不休的焦点。
2007年2月12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呈送了“关于我国应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提出，我国工业设计至今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更需要政府重视工业设计发展，将其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国策。
“建议”上呈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就做出了批示: “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 国家发改委根据时任副总理曾培炎 “工业设计也是服务业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批示精神，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文件）定稿时，多处强调了支持和鼓励发展工业设计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办发〔2008〕1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这是与2007年国发〔2007〕7号文配套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所指的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工程设计作为一种业态，被清晰地纳入现代服务业。
为落实国发〔2007〕7号文，国办发〔2008〕11号文出台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若干重要政策。11号文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新的涉及设计创新的政策文件。但是，11号文更多地是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角度认识设计，将设计作为一种业态纳入现代服务业，并没有从宏观战略上对设计做出定位，而工业设计产业政策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国家宏观设计战略的缺乏是其深层原因。
在采访中，很多技术出身的老专家对工业设计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设计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部分，设计创新完全可以纳入到技术自主创新的体系中。这种曾经在企业上演过的误解与偏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设计战略的制定与出台。
中国设计政策失语，而与中国毗邻的印度却抢先占领了制高点。2006年，印度推出了《国家设计政策》，将“印度设计”与“印度服务”、“印度制造”并称为印度的三大支柱。并从国家角度详细制定了定义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在整体框架下，出台了一系列行动计划。
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曾以密集型、低成本生产以及廉价外包闻名的印度开始意识到设计的重要，并明确地将“印度设计”作为国策提出来。曾以“中国制造”闻名世界的中国，也到了该好好反省的时候。
在解释设计与技术的关系时，柳冠中画了一个金字塔，技术创新的趋势是向金字塔顶端逐渐延伸，追求高精尖，技术越往高发展，就越忽视与消费者的关系，最终造成脱节。这也是华为高管一度以追求技术为荣，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用户的考问的原因。
那么，工业设计、设计创新与技术自主创新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工业设计是设计创新的重要载体，是自主技术创新战略的延伸，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现产业化、最终为广大用户接受的关键环节。由于工业设计范畴和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以工业设计为载体的设计创新并不能完全容纳在现有的技术创新体系之下，因此，国家需要出台设计创新政策，需要和技术创新一样，从国家战略高度去考虑。
“设计创新决不是某些局部市场的效益，而是要拿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过筛子，从整体社会效益出发。”柳冠中说。
呼唤“司令部”
要解中国设计创新政策缺失的当务之急，需打破国家行政体制设置中设计为“零”的格局，设立主管设计的管理部门。而我国目前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对于需要多部门协调的设计创新体制，是一个障碍。
“我们并不在意政府能投入多少扶持资金，而是迫切需要政府为设计行业设定准入规则，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这是设计公司最热切的盼望。
“缺乏设计投资并不是企业最头疼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能帮助我们梳理设计内涵，从产业的角度正确理解设计。”这是企业最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中国设计，就缺一个对老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未来负责的精神和声音。”柳冠中说。
谁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有主管设计的政府部门。
因此，要解中国设计创新政策缺失的当务之急，就需要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设置主管设计的管理部门，成立设计“司令部”，代表国家发出最强音。哪怕是在某一部门成立工业设计处，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说明设计已经成为一颗螺丝钉，嵌入了国家发展的机器中。
在《工业设计产业政策》意见稿中，曾经明确提出: “设立部际联席会议和专门办公机构——负责国家重大工业设计项目计划的制定和国家工业设计专项资金的监管。”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工业设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到今天，始终没有设立专门的主管部门，“司令部”的缺失，决定了工业设计始终游离于政策之外，始终没有步入政策指引的正轨。
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设计的宏观战略，则往往是以机构设置为突破口的。
韩国设计的崛起举世瞩目，韩国设计振兴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韩国中央政府下属的官方机构，其任务不只是推动产业的设计，而是要向所有韩国百姓灌输设计意识，最终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1988年，韩国借汉城奥运会提出了“设计立国”的口号，前总统金大中还联合英国共同发表了主题是“21世纪是设计时代”的宣言。韩国设计因而迅速在国际崛起，设计成为三星、LG等韩国企业进军世界的重要推动力。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司令部”这么难建立呢？
一位曾经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透露，政策制定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因此，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曾经找来各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开会。起初，大家对产业政策的总体制定的意义往往意见比较一致，但是一具体分配到哪个部门、该进行哪些支持时，各负责人就开始相互推诿。对于这些部委来说，设计属于“分外”的事，谁也不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整合不到位，这已经上升到国家部门的管理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搞设计的人来说，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位专家说。
由此可见，条条分割的部门行政体制是“司令部”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设计创新贯穿从市场需求到最终市场销售全过程，是一项需要多部门一同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反映在政策制定上也是如此，设计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而需要多部门资源协调。但是，在条块分割、部门利益的体制下，协调是一件相当费劲的事。
只有在国家体制下成立设计管理的统一机构，才能具备协调各部门资源的权力。那么，在现有条条分割的体制下，这个机构建在哪里？主管部门能协调得开吗？其他部委会买账吗？机构向地市延伸的时候，又该如何挂靠在具体的委办局？在机制庞杂的中国，“司令部”的设立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轻松的事。
所幸的是，大部制改革已经在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各大部委也正处于机构改革的火热进程中。以条块结合为代表的资源共享意识正在变革部门林立、条条分割的沉疴，资源整合的大环境为设计创新成立“司令部”提供了希望。
自下而上火热进行着设计革命，以及资源整合的政府变革，历史已将“中国设计”置于发展的最佳时机。中国工业设计已经等待了20年，在海外制造业开始逃离中国的今天，“中国设计”如果还不能从国家战略高度得到肯定，设计创新政策还不能出台，那么，中国将会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
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办发〔2008〕1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其中，“工程设计”作为一种业态，被清晰地纳入现代服务业中。
这是在中国的国家级政策中，第一次提到“设计”。而这距离韩国1988年提出“设计立国”的国家战略已有整整20年，距离日本提出“工业设计立国”的口号更是过去了50多年。
2008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CeBIT大展上，来自中国厂商魅族的M8手机一度受到热烈追捧。然而，在M8亮相的第二天，魅族就因涉嫌抄袭苹果iPhone的触摸屏设计而被德国警方撤柜，2007年华旗等国内一线厂商在CeBIT上的遭遇再次上演。
2007年底，韩国三星手机超越摩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2008年5月份，最新的统计表明，同样来自韩国的LG手机再次超越索爱，跃居全球第四。两家以设计见长的后来者，在技术壁垒极高的通信行业，完成了不可能的逆转。
是什么帮助韩国创造了这种神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国家级设计政策支持体系功不可没。
中国为什么无法完成这种奇迹？至今仍然“失语”的设计政策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设计力量的再一次崛起将使设计创新政策成为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难产的政策题
中国工业设计产业政策历时4年难以出台，中国设计始终缺乏宏观的战略指导。在这背后，对于技术创新与设计创新观念的误解是设计政策迟迟不能推出的“元凶”。
“在我国整个机制设置中，设计是一个‘零’”。柳冠中这样说。
其实早在2004年，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下，我国就开始了《工业设计产业政策》的制定。当时，作为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的柳冠中参与了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柳冠中现在还记得，政策制定小组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向政府说明工业设计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而当政府要求小组搜集工业设计自诞生以来对国家经济所做贡献的数据时，小组成员翻遍了建国以来所有的经济数据，竟然找不到有关工业设计一星半点的影子。
当时，大多数企业没有设计部门，也没有设计师，更没有关于设计带来产值增效的数据了。企业只能提供厚厚一撂技术创新的数据，小组成员实在难以把设计创新从技术创新中剥离出来。
产业政策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此后，关于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边界制定更是成了争论不休的焦点。
2007年2月12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呈送了“关于我国应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提出，我国工业设计至今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更需要政府重视工业设计发展，将其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国策。
“建议”上呈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就做出了批示: “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 国家发改委根据时任副总理曾培炎 “工业设计也是服务业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批示精神，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文件）定稿时，多处强调了支持和鼓励发展工业设计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办发〔2008〕1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这是与2007年国发〔2007〕7号文配套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所指的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工程设计作为一种业态，被清晰地纳入现代服务业。
为落实国发〔2007〕7号文，国办发〔2008〕11号文出台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若干重要政策。11号文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新的涉及设计创新的政策文件。但是，11号文更多地是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角度认识设计，将设计作为一种业态纳入现代服务业，并没有从宏观战略上对设计做出定位，而工业设计产业政策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国家宏观设计战略的缺乏是其深层原因。
在采访中，很多技术出身的老专家对工业设计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设计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部分，设计创新完全可以纳入到技术自主创新的体系中。这种曾经在企业上演过的误解与偏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设计战略的制定与出台。
中国设计政策失语，而与中国毗邻的印度却抢先占领了制高点。2006年，印度推出了《国家设计政策》，将“印度设计”与“印度服务”、“印度制造”并称为印度的三大支柱。并从国家角度详细制定了定义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在整体框架下，出台了一系列行动计划。
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曾以密集型、低成本生产以及廉价外包闻名的印度开始意识到设计的重要，并明确地将“印度设计”作为国策提出来。曾以“中国制造”闻名世界的中国，也到了该好好反省的时候。
在解释设计与技术的关系时，柳冠中画了一个金字塔，技术创新的趋势是向金字塔顶端逐渐延伸，追求高精尖，技术越往高发展，就越忽视与消费者的关系，最终造成脱节。这也是华为高管一度以追求技术为荣，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用户的考问的原因。
那么，工业设计、设计创新与技术自主创新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工业设计是设计创新的重要载体，是自主技术创新战略的延伸，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现产业化、最终为广大用户接受的关键环节。由于工业设计范畴和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以工业设计为载体的设计创新并不能完全容纳在现有的技术创新体系之下，因此，国家需要出台设计创新政策，需要和技术创新一样，从国家战略高度去考虑。
“设计创新决不是某些局部市场的效益，而是要拿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过筛子，从整体社会效益出发。”柳冠中说。
呼唤“司令部”
要解中国设计创新政策缺失的当务之急，需打破国家行政体制设置中设计为“零”的格局，设立主管设计的管理部门。而我国目前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对于需要多部门协调的设计创新体制，是一个障碍。
“我们并不在意政府能投入多少扶持资金，而是迫切需要政府为设计行业设定准入规则，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这是设计公司最热切的盼望。
“缺乏设计投资并不是企业最头疼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能帮助我们梳理设计内涵，从产业的角度正确理解设计。”这是企业最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中国设计，就缺一个对老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未来负责的精神和声音。”柳冠中说。
谁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有主管设计的政府部门。
因此，要解中国设计创新政策缺失的当务之急，就需要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设置主管设计的管理部门，成立设计“司令部”，代表国家发出最强音。哪怕是在某一部门成立工业设计处，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说明设计已经成为一颗螺丝钉，嵌入了国家发展的机器中。
在《工业设计产业政策》意见稿中，曾经明确提出: “设立部际联席会议和专门办公机构——负责国家重大工业设计项目计划的制定和国家工业设计专项资金的监管。”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工业设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到今天，始终没有设立专门的主管部门，“司令部”的缺失，决定了工业设计始终游离于政策之外，始终没有步入政策指引的正轨。
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设计的宏观战略，则往往是以机构设置为突破口的。
韩国设计的崛起举世瞩目，韩国设计振兴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韩国中央政府下属的官方机构，其任务不只是推动产业的设计，而是要向所有韩国百姓灌输设计意识，最终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1988年，韩国借汉城奥运会提出了“设计立国”的口号，前总统金大中还联合英国共同发表了主题是“21世纪是设计时代”的宣言。韩国设计因而迅速在国际崛起，设计成为三星、LG等韩国企业进军世界的重要推动力。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司令部”这么难建立呢？
一位曾经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透露，政策制定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因此，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曾经找来各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开会。起初，大家对产业政策的总体制定的意义往往意见比较一致，但是一具体分配到哪个部门、该进行哪些支持时，各负责人就开始相互推诿。对于这些部委来说，设计属于“分外”的事，谁也不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整合不到位，这已经上升到国家部门的管理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搞设计的人来说，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位专家说。
由此可见，条条分割的部门行政体制是“司令部”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设计创新贯穿从市场需求到最终市场销售全过程，是一项需要多部门一同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反映在政策制定上也是如此，设计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而需要多部门资源协调。但是，在条块分割、部门利益的体制下，协调是一件相当费劲的事。
只有在国家体制下成立设计管理的统一机构，才能具备协调各部门资源的权力。那么，在现有条条分割的体制下，这个机构建在哪里？主管部门能协调得开吗？其他部委会买账吗？机构向地市延伸的时候，又该如何挂靠在具体的委办局？在机制庞杂的中国，“司令部”的设立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轻松的事。
所幸的是，大部制改革已经在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各大部委也正处于机构改革的火热进程中。以条块结合为代表的资源共享意识正在变革部门林立、条条分割的沉疴，资源整合的大环境为设计创新成立“司令部”提供了希望。
自下而上火热进行着设计革命，以及资源整合的政府变革，历史已将“中国设计”置于发展的最佳时机。中国工业设计已经等待了20年，在海外制造业开始逃离中国的今天，“中国设计”如果还不能从国家战略高度得到肯定，设计创新政策还不能出台，那么，中国将会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