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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德国二次大战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伦茨的小说《德语课》出发讨论二战后德国初年的社会问题和对战争反思的态度。
关键词：德国；伤痕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思
作者简介：储佩柔（1997-），女，安徽怀宁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全日制大三本科生，研究方向：德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拿安妮日记和古德伦·希姆莱的日记做比较：两人是同龄人，一个是东躲西藏仍然逃不过悲惨结局的犹太少女，一个是受尽恩宠却因政权垮台饱尝艰辛的纳粹公主。前者的日记如今已被视为代表自由和反抗精神的畅销书，后者却孤零零地躲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的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长大后的古德伦·希姆莱选择了和她的父亲：纳粹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同样的道路——极右，纳粹，反犹。这种荒诞式的悲剧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宿命论色彩，无论是活到战争结束的人还是早早殒命的牺牲者一生无法摆脱战争的烙印，无休止的标签和对人群的划分及定义……战争中存活的孩子们，有的要承受一辈子的心灵枷锁来偿还父辈的罪责，有的像这位纳粹公主一样，出于各种原因继续老一辈人疯狂的道路，还有一些更加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战场上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娃娃兵，“生命之泉”育婴房里的那群孩子，生来即被父母抛弃，“沐浴”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优等待遇下没多久便成为社会的耻辱和弃儿。
伤痕文学和废墟文学的兴起是战后初年必然的结果。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又被分裂的德国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忍受饥荒和战胜国的任意宰割。《德语课》的作者伦茨也是战争中的孩子，和他千千万万幸存的同胞们一样，从战争中活过来的人注定要承担起死去的人再也不会有的责任。战败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作为一个东普鲁士人对此感受更深，目睹了苏联红军对德国平民的暴行，还要接受家乡战后被割为他国领土的现实，背井离乡迁徙到西德，在冷战的前沿地带，在恐怖的东西方平衡的格局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十年，但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内心的压力，无可抵赎的民族负罪感以及对往日的困惑和恐惧。
《德语课》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写的一个普通故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很多德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伦茨不像《德意志零年》的导演一样，非要夸张地通过一个子弑父的扭曲事件来说明德国人的性格弱点和导致战争悲剧的原因。也不像很多书评家所说的那样：是对纳粹迫害德国人民的又一次清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怀旧的故事，是作者的很多同代人都經历过的类似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北德的小乡村里，一位少年因帮助犹太画家而被父亲冷落，被老师责罚。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抒情小说家台奥尔多·施托姆，伦次的这个故事也是描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抵抗不了历史变迁强加给个人的命运，面对苦难的现实又软弱无力，德国的作家们从来不能像俄国现实主义派作家一样像烧红的烙铁拷打不公的世界，只因为他们是不愿意抱怨现实的德国人。
《尽职的快乐》，小说主人公西吉写不完的一篇惩罚性文章，或许也是一千多年的德意志民族写不完的文章。尽职不一定是快乐的，但却是一种德国人观念中的义务，一种无法抗拒的义务，只能当做快乐去享受。就像《朗读者》中那个年轻时做过集中营看守的司机，他以为杀人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却发现过程不是那么让人舒服，不过这也不能阻止他继续完成他的“任务”，还有《沉静如海》的男主，一个出身音乐世家的德国钢琴诗人放弃了才华和爱情，自愿参战，只是因为那是他的祖国。也许当年俾斯麦统一德国时能用鞭子驱使的也只有他自己的民族，在饥饿和困顿中仍不忘使命责任的伟大民族。
歌德曾对自己的同胞们表示深深的悲悯“从个体来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怜”[1]，尽职尽责的民族性格或许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了，这种精神使得国家机器高效率地运转，让他们总能如此快地从颓败的处境中恢复，然而却也酿成了他们历史中最大的悲哀，如此容易被极权的人物所控制，当他们从好战的狂热和疯魔中清醒以后，接着便开始了漫长的赎罪之路，这种罪责来自何处？一部分人的责任却成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人的原罪，一旦他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罪恶感感到厌烦，外界的指责声便如潮水一样涌起。不得不提及《午夜守门人》的那对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困境不光来自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遗留下问题，哪怕内心的惶恐也完全来自外界——偏见和不宽容在战后仍然盛行。另一部近年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德国小说《朗读者》里，一个出生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里的德国男孩，多年以后，纳粹罪行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破坏了他的整个生活。
像西吉父亲这样的人，即便政府倒台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过去的政策，这种悲哀来自于信仰破灭的无所适从感和长期工作在既定轨道下培养出的德国式刻[2]。恐怕纳粹公主和千千万万的诞生于生命之泉的婴儿们面对的也是相同的状况，出身即决定着罪恶，加尔文时代的先定论在科学已被普及的20世纪是多么的可笑，可事实就是这样，西吉的父亲就算解除对犹太画家作画的封禁，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个有着不光彩历史的纳粹时期的警察。
几十年以来，德意志的伤痕文学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不仅是限于反思的集中营文学，更是从多方面地对人性思考，这恰恰又是一种尽职，对战争责任的彻底反思，也是对人性罪恶之花的一次次深刻的剖析，致力于让自己无屈辱地继续屹立于世界。
战争重塑了德国，也使德意志人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义。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德国和以前的其实并无不同，只不过他们把性格的优点放在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而今天，在那些无辜的可怜的个体已被淡忘了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对所谓的“恶人和魔鬼”怀有更多母性般的同情，伦茨的忧伤的笔调不仅源于西吉和画家被剥夺了自由的经历，也是因为西吉的父亲和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也是早早被剥夺的自由意志的个体，极权的年代早已过去，是该让轻松自由的现代精神来更好地润滑这个古老国家紧绷的神经了。
参考文献：
[1]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M].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6.
[2]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M]. 世纪图书出版公司 2010.12.
关键词：德国；伤痕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思
作者简介：储佩柔（1997-），女，安徽怀宁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全日制大三本科生，研究方向：德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拿安妮日记和古德伦·希姆莱的日记做比较：两人是同龄人，一个是东躲西藏仍然逃不过悲惨结局的犹太少女，一个是受尽恩宠却因政权垮台饱尝艰辛的纳粹公主。前者的日记如今已被视为代表自由和反抗精神的畅销书，后者却孤零零地躲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的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长大后的古德伦·希姆莱选择了和她的父亲：纳粹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同样的道路——极右，纳粹，反犹。这种荒诞式的悲剧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宿命论色彩，无论是活到战争结束的人还是早早殒命的牺牲者一生无法摆脱战争的烙印，无休止的标签和对人群的划分及定义……战争中存活的孩子们，有的要承受一辈子的心灵枷锁来偿还父辈的罪责，有的像这位纳粹公主一样，出于各种原因继续老一辈人疯狂的道路，还有一些更加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战场上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娃娃兵，“生命之泉”育婴房里的那群孩子，生来即被父母抛弃，“沐浴”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优等待遇下没多久便成为社会的耻辱和弃儿。
伤痕文学和废墟文学的兴起是战后初年必然的结果。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又被分裂的德国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忍受饥荒和战胜国的任意宰割。《德语课》的作者伦茨也是战争中的孩子，和他千千万万幸存的同胞们一样，从战争中活过来的人注定要承担起死去的人再也不会有的责任。战败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作为一个东普鲁士人对此感受更深，目睹了苏联红军对德国平民的暴行，还要接受家乡战后被割为他国领土的现实，背井离乡迁徙到西德，在冷战的前沿地带，在恐怖的东西方平衡的格局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十年，但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内心的压力，无可抵赎的民族负罪感以及对往日的困惑和恐惧。
《德语课》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写的一个普通故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很多德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伦茨不像《德意志零年》的导演一样，非要夸张地通过一个子弑父的扭曲事件来说明德国人的性格弱点和导致战争悲剧的原因。也不像很多书评家所说的那样：是对纳粹迫害德国人民的又一次清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怀旧的故事，是作者的很多同代人都經历过的类似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北德的小乡村里，一位少年因帮助犹太画家而被父亲冷落，被老师责罚。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抒情小说家台奥尔多·施托姆，伦次的这个故事也是描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抵抗不了历史变迁强加给个人的命运，面对苦难的现实又软弱无力，德国的作家们从来不能像俄国现实主义派作家一样像烧红的烙铁拷打不公的世界，只因为他们是不愿意抱怨现实的德国人。
《尽职的快乐》，小说主人公西吉写不完的一篇惩罚性文章，或许也是一千多年的德意志民族写不完的文章。尽职不一定是快乐的，但却是一种德国人观念中的义务，一种无法抗拒的义务，只能当做快乐去享受。就像《朗读者》中那个年轻时做过集中营看守的司机，他以为杀人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却发现过程不是那么让人舒服，不过这也不能阻止他继续完成他的“任务”，还有《沉静如海》的男主，一个出身音乐世家的德国钢琴诗人放弃了才华和爱情，自愿参战，只是因为那是他的祖国。也许当年俾斯麦统一德国时能用鞭子驱使的也只有他自己的民族，在饥饿和困顿中仍不忘使命责任的伟大民族。
歌德曾对自己的同胞们表示深深的悲悯“从个体来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怜”[1]，尽职尽责的民族性格或许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了，这种精神使得国家机器高效率地运转，让他们总能如此快地从颓败的处境中恢复，然而却也酿成了他们历史中最大的悲哀，如此容易被极权的人物所控制，当他们从好战的狂热和疯魔中清醒以后，接着便开始了漫长的赎罪之路，这种罪责来自何处？一部分人的责任却成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人的原罪，一旦他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罪恶感感到厌烦，外界的指责声便如潮水一样涌起。不得不提及《午夜守门人》的那对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困境不光来自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遗留下问题，哪怕内心的惶恐也完全来自外界——偏见和不宽容在战后仍然盛行。另一部近年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德国小说《朗读者》里，一个出生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里的德国男孩，多年以后，纳粹罪行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破坏了他的整个生活。
像西吉父亲这样的人，即便政府倒台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过去的政策，这种悲哀来自于信仰破灭的无所适从感和长期工作在既定轨道下培养出的德国式刻[2]。恐怕纳粹公主和千千万万的诞生于生命之泉的婴儿们面对的也是相同的状况，出身即决定着罪恶，加尔文时代的先定论在科学已被普及的20世纪是多么的可笑，可事实就是这样，西吉的父亲就算解除对犹太画家作画的封禁，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个有着不光彩历史的纳粹时期的警察。
几十年以来，德意志的伤痕文学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不仅是限于反思的集中营文学，更是从多方面地对人性思考，这恰恰又是一种尽职，对战争责任的彻底反思，也是对人性罪恶之花的一次次深刻的剖析，致力于让自己无屈辱地继续屹立于世界。
战争重塑了德国，也使德意志人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义。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德国和以前的其实并无不同，只不过他们把性格的优点放在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而今天，在那些无辜的可怜的个体已被淡忘了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对所谓的“恶人和魔鬼”怀有更多母性般的同情，伦茨的忧伤的笔调不仅源于西吉和画家被剥夺了自由的经历，也是因为西吉的父亲和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也是早早被剥夺的自由意志的个体，极权的年代早已过去，是该让轻松自由的现代精神来更好地润滑这个古老国家紧绷的神经了。
参考文献：
[1]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M].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6.
[2]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M]. 世纪图书出版公司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