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句不怕给自己遭来无数板砖和臭鸡蛋的话吧：这次中央政府在5月30日出手干预股市是对的，在时机上也是恰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一种价高势危的状态。自去年以来，散户开户的狂潮便一浪高过一浪，到了今年，散户更是以每天平均30多万户的速度大规模地涌入股市，即便按照每户5万元这个比较保守的数字计算，每日散户投入股市的血汗钱就有150亿。而与此同时，一条条国际金融大鳄相继潜入中国股市，再加上国内肆虐无度的无良庄家，市场风险越来越高，一旦散户投入股市的这些钱被金融大鳄和无良庄家吞噬殆尽，其惨烈后果将难以想像。
　　但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干预虽然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干预的手段却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股市的风险，主要是无良庄家的肆意欺诈造成的，而用上调印花税的方式干预股市，受损失最大的却主要是奉公守法的散户。这就好比有人设局行骗，警察赶到后，却不去抓捕那个骗子，反而对受骗者处以罚款。在5月30日之后，短短几天的时间内，整个股市就蒸发了近3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而这些损失大部分都要由散户来承担。
　　世界各国的通例，是把抑制过度投机的铁锤，狠狠砸在肆意欺诈的无良庄家头上，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总经理陈久霖，因为没有及时发布期权亏损信息，而被新加坡判刑4年零3个月；安然公司被美国交易委员会立案调查后，公司破产，高管自杀，甚至被牵连到的安达信都难逃噩运。中国为什么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和《证券法》存在重大缺陷：一是没有赔偿条款；二是免除了违规者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一部没有赔偿条款的《证券法》，一方面让股民被骗破产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又能够保护违规者永远不会伤筋动骨，可以胡作非为；而在举证方面，证券市场的特殊运行机制决定了不仅投资者难以举证，即便管理者举证都十分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杭萧钢构。这是一家原本不大的私营企业，但自今年4月以来，一条虚假信息使它的股票连续创造了多个涨停板，股价由2元多暴涨至30多元，公司市值由原先7亿多元暴增到70多亿元，5个月创造的市值相当于过去13年的10倍。
　　这条虚假信息就是杭萧钢构声称它从安哥拉获得了一份超过300亿元的巨额订单，而这份巨额订单既不是来自安哥拉政府，也不是来自安哥拉企业，而是来自一个叫中国国际基金公司的企业。据有关媒体记者调查，这个中国国际基金公司唯一能够正常运行的，就是一部传真机。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的文件上注明公司的规模共100股，每股面值1元，也就是说，杭萧钢构就是从这个总值不过100元的小公司获得了安哥拉300多亿元的巨额订单。
　　但面对这样明显的蓄意欺诈，中国证监会所能做的就是处以20万元的罚款。而在连续不断的涨停板中，仅杭萧钢构大股东、董事长单银木公开的账面获利就超过26亿元，相当于每天获利1000多万元。区区20万元的罚款，对他来说，仅是九牛一毛，又如何能够吓阻他呢？所以一方面是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和处罚，一方面是杭萧钢构继续编造假信息欺骗股民，制造多个涨停板，这是全世界所有股市都无从见到的“天下奇观”。
　　纵容无良庄家在股市上这样肆意欺诈是危险的，因为与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不同，中国老百姓投入股市的，并非消费后节余的“闲钱”，而是用于买房看病上学养老的保命钱，一旦化为乌有就意味着完全陷入绝境，后果一定是毁灭性的。
　　为今之计，应该立刻宣布紧急修改《证券法》，增加最核心的民事赔偿条款，建立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和打击证券犯罪的共同诉讼制度，清除欺诈行为，用破产和手铐来清除恶庄，以维护股市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