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7日陕西省城固县的云明春,因为无法兑付民工工钱又要不到追加的工程款而跳楼自杀。近日，包工头云明春的遗书在火葬场被发现。一千多个字的遗书，主要表明自己要不到拖欠的工程款无法付民工工资，压力太大。而且在讨要工程追加款时自己受尽委屈，给别人低三下四说好话，请别人吃饭喝酒，把钱赔得一塌糊涂。云明春在遗书中一再强调，只有自己死了，这件事才可以引起重视，拖欠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西安晚报》12月8日报道）
　　有人说云明春是个法盲，只知道请客送礼，低三下四地说好话，却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讨回自己的公道。我们暂且接受云明春是法盲的假设，那能不能接受城固县的领导也是法盲的结论呢？因为从云明春出事之后，城固县政府首先介入到此事中，而且给了云明春家属一份协调处理文件，说是要在12月20日之前妥善处理此事。遭遇工程款项拖欠难题不找法院，竟然成了政府和公民的共同选择，这暴露出在当前建筑施工领域内，法制约束力量是何等薄弱，薄弱到不仅违法者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受害者都快要把它们忘记了。县城如此，大中城市的建筑施工领域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又何尝不严重呢？立案难、取证难、定案难，定了案执行起来更难。以至于沈阳市街头出现了农民工沿街叫卖法院判决书的怪现象。云明春在遗书中绝口不提法律维权的事，恰恰拉响了法制建设亟待加强、法律尊严亟须提高的警报。
　　云明春的遗书中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位饱受人间辛酸的包工头竟然在死前就预见到“只有自己死了，这件事才可以引起重视，拖欠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而事实也差不多就是如此，可见云明春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维权之路。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工，依靠“注意力维权”的已经不少见了，但是还罕闻这样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替自己、替别人维权的。反观近些年来，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社会进步的孙志刚和周一超一类的悲情人物，要么是无辜被害，要么是激情杀人，都没有云明春这样面对死亡的冷静和理智。公民个人的不幸，如果是不知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唤醒了人们久已沉醉的良知的话，我们或许还能接受这种苦涩的进步。可是云明春个人的自杀，对于所有活着的人们来讲却是一个比他杀更危险的信号。因为，当有人自愿地充当推动社会进步的牺牲品时，自觉地按照焦点维权的模式引导社会的关注时，我们就该思考了：既然死者都看出了社会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那我们还能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吗？还要再等出现多少个类似云明春的悲剧之后才动手呢？
　　以法律的公平和庄严为死者昭雪迟来的正义，以制度的严密和坚强为农民工的权益筑起防火墙，用前人之哀消减后人之痛，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云明春遗书中读懂的一点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