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4年10月4日，离法国首都巴黎被解放还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当时63岁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1881—1973）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令毕加索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道报》就在头版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此事，使得当时最热门的战争报道黯然失色。《人道报》对西班牙之子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
毕加索此后不久在接受《人道报》采访时说，他一直在以画画为武器，像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样战斗。不过他还说，世界大战使他认识到，仅仅用含蓄的艺术语言表达政治同情是不够的。他说：“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努力了解大众，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思想者，使他们更加自由和幸福。我认为，不论是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我的祖国西班牙，共产党都是最勇敢的。在我回到西班牙之前，法国共产党就是我的祖国的化身。在这里，我拥有众多的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保罗·兰格温和约里奥·居里、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还有那么多争取自由的战士。”
毕加索在加入法国共产党5天以后，参加了法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举行的一个仪式，纪念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和德国纳粹占领巴黎期间的遇难者。参加仪式的有作家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埃尔莎·特利奥莱特（阿拉贡的妻子，也是作家）、爱德华·皮格农和哲学家萨尔特、演员路易斯·巴劳尔特等名人。站在这些共产党名人之间，毕加索非常引人注目。
毕加索设计的“和平徽章”
后来毕加索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仅需要他的金钱和政治支持，而且需要他用艺术来表现他的政治信仰，这使他感到了压力。虽然在他入党初期，法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容忍了他对信仰的表达方式，然而到了1947年，某些批评者开始指责毕加索的艺术没有更明确地服务于他的政治信仰。
1953年，终于爆发了有关毕加索享有过分特权的争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这一年的3月5日去世了。作家阿拉贡和编辑皮埃尔·戴克斯当时正准备出版共产党刊物《法兰西文学》。阿拉贡马上给毕加索发电报，要求他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在这之前曾有许多人要求毕加索给斯大林画一幅肖像，都遭到了毕加索的婉言拒绝。1949年，在斯大林过70大寿时，毕加索也只是画了一只举起的酒杯，酒杯上写着“干杯！祝你健康！”的字样。阿拉贡知道，毕加索这次不能拒绝了。许多迹象表明，毕加索是知道斯大林的长相的，但他却推说把握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
这一次，毕加索似乎是利用了一幅刊登在报纸上的斯大林头像做参考。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浓密的头发，胡须半遮住嘴部，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特殊的神情，脸部的轮廓非常鲜明。毕加索对自己当时的情人杰纳维芙·拉伯特说，他打算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的人，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人们不禁会认为毕加索是否太理想化了，他想表现的是自己印象中的完美形象。阿拉贡等人觉得，这幅斯大林肖像并没有什么不妥，他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肖像上的说明文字是：“斯大林肖像，毕加索创作，1953年3月8日。”在这行字的下面写着阿拉贡、居里和毕加索的名字，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号称“三位火枪手”。
但是，与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同时刊登的文章与该画有些不协调，文章中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称斯大林是“大家所爱戴的伟人，是人民的领袖”。这与毕加索画的肖像存在明显的反差，因此有许多人认为，毕加索的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具有诬蔑领袖的行为。
法国《新法兰西》周刊和《人道报》的成员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是毕加索有意冒犯斯大林。皮埃尔·戴克斯指出，这是由法共领导人挑起的，他们认为刊出这幅肖像画就是反对斯大林。当时的法共书记奥古斯特·勒库尔认为这是一个惩罚阿拉贡等人的机会，可以取消他们享有的相对独立的特权。
阿拉贡的妻子埃尔莎·特利奥莱特特随即明白，毕加索的肖像画触犯了那些崇拜斯大林的人，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她知道，肖像画上那个年轻的斯大林与被崇拜者奉为“智慧和勇敢的化身、人民的救星”的斯大林相差甚远，这是绝对忠于斯大林的那些人所不能接受的。从报纸出版那时起，抗议的电话就接连不断。1953年3月18日，法共书记处发表一份公报，明确表示反对刊登“毕加索同志”所创作的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同时对指出这一错误并将其通知书记处的许多同志表示感谢。书记处要求阿拉贡刊登这一“善意的批评”。阿拉贡被迫刊登了该声明，同时也发表了自我批评。
对斯大林肖像画的主要指责是：肖像没有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斯大林的爱戴，也没有公正地表现出斯大林同志的道德和精神。一位读者写信说：“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充满信心和力量。”另外一位读者说：“斯大林同志的微笑、智慧和勇敢哪里去了？”批评最强烈的一封信是法国画家富热隆写的。该信有如政治批判那样沉重和犀利，首次提出要求法国共产党的艺术家们必须和其他党员一样不能搞特殊化。富热隆说，阿拉贡选择这幅斯大林肖像画伤害了所有同志，他绝对不能接受这幅所谓的斯大林肖像。阿拉贡为此感到羞辱难当，声称要自杀。其妻子恳求人们不要再责备阿拉贡，但没有效果。毕加索也被新闻记者们包围，要他说明创作这幅肖像画是否真的有嘲讽斯大林的意思。
毕加索创作的斯大林像
但是，畢加索并没有因遭到批判就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开始攻击共产党，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毕加索说，对于美术作品的审美是难以取得一致的，因此共产党有权对他的画作提出批评，不过此事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说：“在任何政党内部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总是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但还是必须和他们共处。”
后来毕加索说，1953年是他感到最难受的一年。他对一些朋友坦承，他曾经因为受到那些批评和羞辱而产生动摇。许多人认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可能毕加索会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尽管毕加索与共产党的合作不再像以往那么密切，可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没有改变。以后他继续为法国共产党绘制海报和宣传画，参与党的一些会议和活动，还在法共发起的许多倡议和请愿书上签字。此外，他也从未中断过对法共的经济支持。
毕加索此后不久在接受《人道报》采访时说，他一直在以画画为武器，像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样战斗。不过他还说，世界大战使他认识到，仅仅用含蓄的艺术语言表达政治同情是不够的。他说：“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努力了解大众，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思想者，使他们更加自由和幸福。我认为，不论是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我的祖国西班牙，共产党都是最勇敢的。在我回到西班牙之前，法国共产党就是我的祖国的化身。在这里，我拥有众多的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保罗·兰格温和约里奥·居里、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还有那么多争取自由的战士。”
毕加索在加入法国共产党5天以后，参加了法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举行的一个仪式，纪念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和德国纳粹占领巴黎期间的遇难者。参加仪式的有作家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埃尔莎·特利奥莱特（阿拉贡的妻子，也是作家）、爱德华·皮格农和哲学家萨尔特、演员路易斯·巴劳尔特等名人。站在这些共产党名人之间，毕加索非常引人注目。
后来毕加索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仅需要他的金钱和政治支持，而且需要他用艺术来表现他的政治信仰，这使他感到了压力。虽然在他入党初期，法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容忍了他对信仰的表达方式，然而到了1947年，某些批评者开始指责毕加索的艺术没有更明确地服务于他的政治信仰。
1953年，终于爆发了有关毕加索享有过分特权的争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这一年的3月5日去世了。作家阿拉贡和编辑皮埃尔·戴克斯当时正准备出版共产党刊物《法兰西文学》。阿拉贡马上给毕加索发电报，要求他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在这之前曾有许多人要求毕加索给斯大林画一幅肖像，都遭到了毕加索的婉言拒绝。1949年，在斯大林过70大寿时，毕加索也只是画了一只举起的酒杯，酒杯上写着“干杯！祝你健康！”的字样。阿拉贡知道，毕加索这次不能拒绝了。许多迹象表明，毕加索是知道斯大林的长相的，但他却推说把握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
这一次，毕加索似乎是利用了一幅刊登在报纸上的斯大林头像做参考。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浓密的头发，胡须半遮住嘴部，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特殊的神情，脸部的轮廓非常鲜明。毕加索对自己当时的情人杰纳维芙·拉伯特说，他打算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的人，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人们不禁会认为毕加索是否太理想化了，他想表现的是自己印象中的完美形象。阿拉贡等人觉得，这幅斯大林肖像并没有什么不妥，他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肖像上的说明文字是：“斯大林肖像，毕加索创作，1953年3月8日。”在这行字的下面写着阿拉贡、居里和毕加索的名字，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号称“三位火枪手”。
但是，与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同时刊登的文章与该画有些不协调，文章中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称斯大林是“大家所爱戴的伟人，是人民的领袖”。这与毕加索画的肖像存在明显的反差，因此有许多人认为，毕加索的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具有诬蔑领袖的行为。
法国《新法兰西》周刊和《人道报》的成员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是毕加索有意冒犯斯大林。皮埃尔·戴克斯指出，这是由法共领导人挑起的，他们认为刊出这幅肖像画就是反对斯大林。当时的法共书记奥古斯特·勒库尔认为这是一个惩罚阿拉贡等人的机会，可以取消他们享有的相对独立的特权。
阿拉贡的妻子埃尔莎·特利奥莱特特随即明白，毕加索的肖像画触犯了那些崇拜斯大林的人，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她知道，肖像画上那个年轻的斯大林与被崇拜者奉为“智慧和勇敢的化身、人民的救星”的斯大林相差甚远，这是绝对忠于斯大林的那些人所不能接受的。从报纸出版那时起，抗议的电话就接连不断。1953年3月18日，法共书记处发表一份公报，明确表示反对刊登“毕加索同志”所创作的这幅斯大林肖像画，同时对指出这一错误并将其通知书记处的许多同志表示感谢。书记处要求阿拉贡刊登这一“善意的批评”。阿拉贡被迫刊登了该声明，同时也发表了自我批评。
对斯大林肖像画的主要指责是：肖像没有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斯大林的爱戴，也没有公正地表现出斯大林同志的道德和精神。一位读者写信说：“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充满信心和力量。”另外一位读者说：“斯大林同志的微笑、智慧和勇敢哪里去了？”批评最强烈的一封信是法国画家富热隆写的。该信有如政治批判那样沉重和犀利，首次提出要求法国共产党的艺术家们必须和其他党员一样不能搞特殊化。富热隆说，阿拉贡选择这幅斯大林肖像画伤害了所有同志，他绝对不能接受这幅所谓的斯大林肖像。阿拉贡为此感到羞辱难当，声称要自杀。其妻子恳求人们不要再责备阿拉贡，但没有效果。毕加索也被新闻记者们包围，要他说明创作这幅肖像画是否真的有嘲讽斯大林的意思。
但是，畢加索并没有因遭到批判就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开始攻击共产党，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毕加索说，对于美术作品的审美是难以取得一致的，因此共产党有权对他的画作提出批评，不过此事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说：“在任何政党内部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总是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但还是必须和他们共处。”
后来毕加索说，1953年是他感到最难受的一年。他对一些朋友坦承，他曾经因为受到那些批评和羞辱而产生动摇。许多人认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可能毕加索会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尽管毕加索与共产党的合作不再像以往那么密切，可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没有改变。以后他继续为法国共产党绘制海报和宣传画，参与党的一些会议和活动，还在法共发起的许多倡议和请愿书上签字。此外，他也从未中断过对法共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