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中国将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即外界所称的“国家碳市场”。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坚定地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一项举措。
　　所谓的“国家碳市场”，是针对目前中国已有的地区碳交易市场试点而言。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等七个地方开展碳交易试点。2013年6月，深圳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中国碳市场的帷幕。
　　这一时间，距离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ETS（Emission Trading Scheme）的提出已有15年的时间，也比2005年建立自己的区域性碳排放交易系统EU ETS（European Union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的欧盟晚了8年。
　　建立ETS，有助于利用市场机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以EU ETS为例，其将《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各成员国，然后再由各成员国根据国家分配计划分配给各企业，若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改造等手段，达到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可以将用不完的排放权卖给其他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
　　然而，EU ETS这个距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却遭遇了滑铁卢。
　　建立之初，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量配额上限。过高的上限使得EU ETS在2007年底第一阶段结束之际，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设定配额还要低7%。紧接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欧盟制造业开始一蹶不振，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下降，碳排放配额过剩更加严重。
　　过剩的供应压低了污染企业的排放成本，导致配额价格持续下跌，从设计初期的许可交易价格25～30欧元，一路下跌至2.5欧元的历史最低价，直至2014年起才反弹至4.3～5欧元。
　　有人将ETS理解为给制造业企业及发展中国家头上加的一道“紧箍咒”。因在通常的理解中，高耗能、高污染类制造业通常是ETS中的主角，他们往往需要花钱购买限额外的碳排放量。而这类企业又大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制造大国中国。
　　因此，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根据中美两国2015年签署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主要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
　　即将开启的中国“国家碳市场”碳排放总量将在45亿吨左右，约占中国化石燃料消耗所产生碳排放总量的50%，将取代EU ETS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国家碳市场”建设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高能耗企业的碳生产力，完成国内节能减碳目标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承诺，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助力供应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从已有的7个试点来看，目前活跃度还不尽如人意，但已有试点城市正在努力作出有益的探索。
　　以北京市为例，其“1 1 N”模式、将全行业包括故宫及清华大学这样的机构纳入控制排放的范围、引入第四方监察力量等做法，为整个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无先例可循，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非同一般。
　　然而，中国碳市场也在进行制度设计以避免重蹈欧盟的覆辙。
　　首先，中国先从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报告和核查开始，行业配额分配标准的制定也都建立在对行业以及行业内企业技术水平和排放数据分析基础之上，这样可避免出现欧盟式的配额发放过量问题。
　　其次，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有制度优势，政治决策效率高，在碳市场运行过程中即使发现问题，也有条件及时予以解决。
　　尽管任重而道远，作为诞生在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的“国家碳市场”仍将成为全球节能减排的一个标杆性的练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