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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政府在市民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方面做出的创新在国内大城市中首屈一指
普通市民胡全志这几年成了武汉市的一个“名人”。
2002年5月，胡全志给刚上任的武汉市长李宪生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的建议信，提出解决城区“热岛效应”的一些好办法。武汉市委、市政府很快作出回应——2003年在市政府承诺的为民办10件实事中，“加强中心城区绿化”被列为其中的一项。几年来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闹市区规划建设了几十处城市“小森林”，给“火炉城”送来阵阵清凉的绿色气息。
“真是没想到政府会这么重视一个普通市民的建议！”胡全志的热情更加被激发出来了。此后，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更加用心地观察、思考，平时还积极收集街坊邻居们的建议，每年市政府通过媒体公开征集当年10件实事的时候，胡全志都会提交好几项建议。
凭着这份热情，胡全志被评为武汉市“十大热心市民”，不仅旁听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还在旁听席上就市政府的10件实事作了发言。“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网络，让武汉市决策层和网民沟通，了解民意，倾听民声。”胡全志告诉记者，近年来，武汉市通过落实10件实事制度，畅通了和老百姓沟通的渠道，群众的建议和呼声能够直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这样一来，政府的决策更能考虑老百姓的心声，老百姓的情绪也找到了释放的渠道，“群众抱怨少了，建议多了；牢骚少了，爱心多了；不满少了，自豪多了。大家都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群众的呼声，畅通民情传达渠道，努力排解民忧，市政府每年向市民承诺办10件实事成为一个具体的载体，更成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呼声当作履行职责的第一信号，才能更好地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李宪生说。
“禁麻”经验与利益协调机制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在武汉博物馆里，收藏着一辆武汉人称之为“麻木”的电动三轮车。这辆车牌号为20001的“江城第一麻”，曾经是复员伤残军人张兆林赖以维持生计的工具。而如今，它静静地躺在武汉博物馆里，作为武汉“麻木”时代的一个见证。
前几年去过武汉的人，肯定对武汉满街跑的“麻木”印象深刻。有人开玩笑说，在武汉乘坐三轮车不仅需要超常的体力，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因为只要大马路的车流中有一条缝，三轮车就会挤进去，一直到整条马路上的车辆无法动弹为止。武汉市委、市政府多次取缔三轮车未果，只好向确实困难的三轮车主发放经营许可证，以规范运营。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麻木”越来越成为影响武汉交通发展、造成城区环境污染的最大因素，市民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让市民自己来选择要不要“麻木”。调查结果显示，830万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取缔“麻木”。但是3万多“麻木”车主多是伤残人员等困难群体，取缔“麻木”等于切断了他们的生计，政府岂能放任不管？“虽然相对于830万市民，这是不到1%的小部分人利益，但是‘依法行政’也必须要照顾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李宪生说。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武汉市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的理念。在“禁麻”措施得到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2003年5月19日，武汉市作出了类似于“赎买”的政策，由财政拿出1.5亿元左右回收三轮车，并为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三轮车主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凡是在规定的期限内交出三轮车的，可以得到市区两级政府提供的奖金。6月初，武汉市又把出租车起步价调低到3元，延伸了公交车线路，方便群众的出行。事情进展的顺利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从5月22日第一辆“麻木”上交开始，到6月24日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市回收了全部37000辆“麻木”，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震荡。
“禁麻”的成功，给武汉市各级干部带来强烈冲击，他们深刻地理解了一个道理：“依法行政”是公理，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要坚定不移；“有情操作”是合理，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在推行的时候也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公平合理，依法行政，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协调，才能积极预防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武汉市委、市政府深入总结“禁麻”成功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许多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譬如武汉市许多小区里面都有临时搭建的简易早餐摊点。这虽然方便了居民生活，但也存在卫生隐患、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长期让市政府挠头：取缔这些摊点吧，市民过早就不方便了；不取缔吧，污染问题又必须解决。怎么办？还是交由群众自己讨论。2004年，武汉市决定依靠居民自己解决社区油烟噪声扰民问题，专门制定了《社区社会事务居民听证会制度》，规定社区内的类似问题可以通过召开社区居民听证会的形式来解决。有74个社区召开了整治油烟社区居民听证会，有100多家社区餐馆的油烟扰民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10件实事”与诉求表达机制
通过为民办实事的制度，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003年，武汉加快旧城改造的步伐，全年房屋拆迁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涉及企事业单位、居民近3万户，比2002年增加了一倍。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房价也开始快速增长，拆迁补偿款已经无法保障拆迁户能够买到新的住房。
下岗女工刘秀娴上有智障母亲，下有上中学的孩子，生活负担非常重。为了补贴家用，她把自己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以每月400元的租金出租，自己花200元租了一个小屋。可是拆迁之后，刘秀娴所能得到的补偿款只有5万元，跑遍武汉三镇，她发现就连地段偏远的一室一厅二手房都得7万元左右，这叫她一个单身下岗女工如何承受！想到全家将无栖身之所，刘秀娴无奈之下，“斗胆”给市长李宪生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市长先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武汉越建越美，高楼大厦矗立，霓虹灯绚丽多彩，市民们有目共睹。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切不属于平民，我充满哀怨的泪眼无心观赏。难道我只能继续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寻找属于我的‘茅草屋’吗????”
刘秀娴的来信让李宪生深受震动。第二天，李宪生就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协商解决拆迁过程中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同时要求全市干部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发展中不和谐的地方。
当年，“改善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列为10件实事的第一件，李宪生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向全市人大代表郑重承诺：拆除危旧房50万平方米。建立低保家庭住房保障制度，利用廉租房政策缓解1600户特困家庭住房困难。
一个下岗女工给市长写信，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这件事情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深思。武汉是一座拥有83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市，遗留问题众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改造和发展，这些遗留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出来，不但影响武汉进一步加快发展，而且使一部分市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产生了情绪。这种情绪必须得到及时的疏导，那么除了直接给领导写信，有没有更好的、更加通畅便捷的渠道，让老百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每年开展的为民办10件实事工作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制度含义。“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力争通过为民办实事的制度，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武汉市政府秘书长谭仁杰告诉记者。
武汉市的为民办实事制度，从10件实事的确定程序、办实事的过程到事后的评价，自始至终贯穿着群众路线。在每年选择10件实事项目时，武汉市都要召开部门协调会、市民座谈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还通过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目前，10件实事的征集活动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反映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政府部门收集民情、倾听民意、吸收民智的重要平台。最终，10件实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由人民代表做出抉择。而办好这些实事的过程，既是政府为民解难事的过程，也是对群众的组织发动过程，从2003年至今的40件实事，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完成的。最后的效果如何，也是让老百姓来评判。
“只有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 才有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说。
“四进社区”与矛盾调处机制
把社区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抓手，建立化解矛盾的通畅渠道，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2岁的袁祝梅是江岸区下陈家湖社区居民，早年下岗后一直靠打短工艰难度日。2004年她把自己房子出租后，就搬到位于武汉市郊区阳逻的娘家住。2005年4月，社区社保专干叶冬玲多方联系，“拖”袁祝梅参加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班，并成功帮她申请到3万元的小额贷款，替她办好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与袁祝梅一样，在叶冬玲的帮助下成功创业的还有10名下岗失业人员。
叶冬玲担任社区社保专干前也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靠踩“麻木”为生。2003年，武汉市取缔“三车”时，她主动上缴“麻木”，放弃吃低保，并成功竞聘上社区社保专干。“帮助和我有同样经历的街坊，我很快乐。”叶冬玲说。她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社区74名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她走访了他们中的每一户，3年来成功安置了57名下岗失业人员，其中10人成功创业。
2002年底，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的883个社区服务站增加了社会保障工作内容，配备了1名专职的工作人员。每个社区居委会都有一本清楚的就业台账，上面记录了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和低保户的名字、家庭情况、个人技能、就业动向及就业意愿。社区根据这些信息，可随时向外推荐社区待业者。这是武汉市推进“四进社区”的“883计划”的一项重点，即就业和社会保障到社区，切实解决居民生计问题，实现人与发展的和谐。
当时武汉市中心城区有883个社区，“883计划”就是要求从2003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全市中心城区883个社区的环境和基本设施进行分类整治和建设，市区两级政府每年至少投入1个亿，提高社区软硬件建设水平；同时对社区服务管理功能进行完善，对社区工作体制、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做到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服务“四进社区”。
武汉市委、市政府认为，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各种社会存在相互融合、各种社会观念相互交错、各种利益主体相互渗透、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结合点。同时，社区处在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最前沿，是党和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就能够充分尊重群众在法律范围内的表达自由，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合理解决利益诉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以凝聚人心，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3年，“改造背街小巷道路”列入10件实事，掀开了“883计划”的大幕。3年多来，武汉市累计投入12.67亿元用于社区泥巴路、破损路、排水管网和体育健身器材改造，社区路灯安装，增加社区绿化面积，建设覆盖所有社区的信息服务网络体系等等，“城市建设和管理进社区”大大改善了社区环境，惠及到500余万市民。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社区，给居民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全市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加强门栋关照员、安保队员等各种队伍建设，全面设立社区警务室，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同时，加强社区治安硬件建设，各社区普遍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总量逐年下降。
社会服务进社区，切实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全市大力推广“三个必到、五个必访”活动，即：居民有突发事情、不满情绪、家庭纠纷必到，对贫困家庭、重病患者、下岗失业、劳教释放、孤寡老人必访，为优抚对象、残疾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日常便民利民服务，为社区内单位提供社会化服务，积极营造和谐相处、关爱他人的社区文化氛围。
2005年5月，武汉市把“883计划”的经验向农村延伸，在110个村启动“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推行“四到家园”，即致富门道明晰、基础设施完善、社保体系建立、社会和谐稳定。
“四进社区”和“四到家园”给武汉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位基层干部把这种变化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家园环境改善了，治安条件好了，老百姓普遍享受到了实惠；二是矛盾的化解有了畅通的渠道，把问题都解决在了基层；三是文化进社区、家园进，邻里之间交往多了，百姓之间关系更加和谐；四是政府和老百姓有了良性互动，通过社区自治、村民自治解决了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融洽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简易学校”淡出与权益保障机制
既要“普惠”，又要“济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2006年春季开学，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小学三年级（3）班教室里，多了一位名叫张红的学生。张红是孝感市闵集镇人，随做小生意的父母来到武汉，此前一直在附近的民办博才学校就读。与张红同期转出博才学校的，还有100多名小学生。由于生源大幅下降，博才学校悄悄停办了小学。
来自武汉市教育局的统计显示，到2006年秋季，在武汉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已达14万，全市有314所公办中小学免收借读费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在目前所剩的80余所简易学校中，绝大多数学生人数只有300人左右。
而在武汉市简易学校发展到最高峰的2000年，全市审批了119所简易学校，没有审批的“黑校”也有100多所，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超过10万。改变这一现象的，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有形的手”强有力的举措。2001年，武汉市在全国率先将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纳入工作计划，决定开放更多的公办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享受相对良好的教育。2004年，武汉市政府承诺将“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纳入“10件实事”，同时要求各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实行“一费制”，学期中途不准巧立名目收取费用。
“在为民办实事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确立了既要普惠又要济困，既要满足市民需求、又要维护农民利益，既要维护本地居民利益、又要关怀外来人口的原则，确保各方面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武汉市政府政研室陶红斌处长说，在这样的原则下，武汉市把更多关爱的目光投向了城市困难人员、外来农民工等群体。
武汉市委、市政府认为，外来人口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关注和维护200万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成为10件实事一项重要的内容。2004年的10件实事中，市政府承诺，“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对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实施法律援助”，当年就有515名外来务工人员接受了法律援助服务。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武汉市让进城务工人员在社区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6年，武汉市为进城务工人员组织了50场专场文艺演出，免费电影400场，建设培训基地7个????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改善外来人口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城乡困难群众是武汉市10件实事关注最多的一个群体。“改善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做好困难群体再就业工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城乡贫困群众实施医疗保障和救助”等多次被列入10件实事，困难劳模、环卫工人、残疾人等都被单独列为需要帮扶的人群。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劳模，武汉市从2005年起对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市级劳模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补齐，当年发放补助746万元，为787名企业劳模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了对特困市级劳模实行临时性特别救助得到制度。环卫工人生产生活条件差是一个突出的问题，2005年，武汉市建设了74处环卫工人作业休息点，将环卫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每人每月480元，为全市所有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并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效改善了环卫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纳入城镇和农村低保的残疾人，一般功能障碍的每人每月补助30元和20元，严重功能障碍的每人每月补助50元和30元。
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认为，实现普惠，最为重要的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建立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障机制，就是市委、市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胡全志说，越来越多的武汉人正在家门口、在身边直接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变化，而这种感受上的变化也在改变着武汉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这个城市的建设中来，更加热爱这个城市，以生活在这个城市为荣。
普通市民胡全志这几年成了武汉市的一个“名人”。
2002年5月，胡全志给刚上任的武汉市长李宪生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的建议信，提出解决城区“热岛效应”的一些好办法。武汉市委、市政府很快作出回应——2003年在市政府承诺的为民办10件实事中，“加强中心城区绿化”被列为其中的一项。几年来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闹市区规划建设了几十处城市“小森林”，给“火炉城”送来阵阵清凉的绿色气息。
“真是没想到政府会这么重视一个普通市民的建议！”胡全志的热情更加被激发出来了。此后，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更加用心地观察、思考，平时还积极收集街坊邻居们的建议，每年市政府通过媒体公开征集当年10件实事的时候，胡全志都会提交好几项建议。
凭着这份热情，胡全志被评为武汉市“十大热心市民”，不仅旁听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还在旁听席上就市政府的10件实事作了发言。“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网络，让武汉市决策层和网民沟通，了解民意，倾听民声。”胡全志告诉记者，近年来，武汉市通过落实10件实事制度，畅通了和老百姓沟通的渠道，群众的建议和呼声能够直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这样一来，政府的决策更能考虑老百姓的心声，老百姓的情绪也找到了释放的渠道，“群众抱怨少了，建议多了；牢骚少了，爱心多了；不满少了，自豪多了。大家都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群众的呼声，畅通民情传达渠道，努力排解民忧，市政府每年向市民承诺办10件实事成为一个具体的载体，更成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呼声当作履行职责的第一信号，才能更好地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李宪生说。
“禁麻”经验与利益协调机制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在武汉博物馆里，收藏着一辆武汉人称之为“麻木”的电动三轮车。这辆车牌号为20001的“江城第一麻”，曾经是复员伤残军人张兆林赖以维持生计的工具。而如今，它静静地躺在武汉博物馆里，作为武汉“麻木”时代的一个见证。
前几年去过武汉的人，肯定对武汉满街跑的“麻木”印象深刻。有人开玩笑说，在武汉乘坐三轮车不仅需要超常的体力，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因为只要大马路的车流中有一条缝，三轮车就会挤进去，一直到整条马路上的车辆无法动弹为止。武汉市委、市政府多次取缔三轮车未果，只好向确实困难的三轮车主发放经营许可证，以规范运营。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麻木”越来越成为影响武汉交通发展、造成城区环境污染的最大因素，市民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让市民自己来选择要不要“麻木”。调查结果显示，830万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取缔“麻木”。但是3万多“麻木”车主多是伤残人员等困难群体，取缔“麻木”等于切断了他们的生计，政府岂能放任不管？“虽然相对于830万市民，这是不到1%的小部分人利益，但是‘依法行政’也必须要照顾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李宪生说。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武汉市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的理念。在“禁麻”措施得到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2003年5月19日，武汉市作出了类似于“赎买”的政策，由财政拿出1.5亿元左右回收三轮车，并为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三轮车主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凡是在规定的期限内交出三轮车的，可以得到市区两级政府提供的奖金。6月初，武汉市又把出租车起步价调低到3元，延伸了公交车线路，方便群众的出行。事情进展的顺利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从5月22日第一辆“麻木”上交开始，到6月24日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市回收了全部37000辆“麻木”，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震荡。
“禁麻”的成功，给武汉市各级干部带来强烈冲击，他们深刻地理解了一个道理：“依法行政”是公理，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要坚定不移；“有情操作”是合理，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在推行的时候也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公平合理，依法行政，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协调，才能积极预防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武汉市委、市政府深入总结“禁麻”成功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许多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譬如武汉市许多小区里面都有临时搭建的简易早餐摊点。这虽然方便了居民生活，但也存在卫生隐患、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长期让市政府挠头：取缔这些摊点吧，市民过早就不方便了；不取缔吧，污染问题又必须解决。怎么办？还是交由群众自己讨论。2004年，武汉市决定依靠居民自己解决社区油烟噪声扰民问题，专门制定了《社区社会事务居民听证会制度》，规定社区内的类似问题可以通过召开社区居民听证会的形式来解决。有74个社区召开了整治油烟社区居民听证会，有100多家社区餐馆的油烟扰民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10件实事”与诉求表达机制
通过为民办实事的制度，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003年，武汉加快旧城改造的步伐，全年房屋拆迁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涉及企事业单位、居民近3万户，比2002年增加了一倍。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房价也开始快速增长，拆迁补偿款已经无法保障拆迁户能够买到新的住房。
下岗女工刘秀娴上有智障母亲，下有上中学的孩子，生活负担非常重。为了补贴家用，她把自己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以每月400元的租金出租，自己花200元租了一个小屋。可是拆迁之后，刘秀娴所能得到的补偿款只有5万元，跑遍武汉三镇，她发现就连地段偏远的一室一厅二手房都得7万元左右，这叫她一个单身下岗女工如何承受！想到全家将无栖身之所，刘秀娴无奈之下，“斗胆”给市长李宪生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市长先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武汉越建越美，高楼大厦矗立，霓虹灯绚丽多彩，市民们有目共睹。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切不属于平民，我充满哀怨的泪眼无心观赏。难道我只能继续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寻找属于我的‘茅草屋’吗????”
刘秀娴的来信让李宪生深受震动。第二天，李宪生就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协商解决拆迁过程中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同时要求全市干部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发展中不和谐的地方。
当年，“改善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列为10件实事的第一件，李宪生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向全市人大代表郑重承诺：拆除危旧房50万平方米。建立低保家庭住房保障制度，利用廉租房政策缓解1600户特困家庭住房困难。
一个下岗女工给市长写信，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这件事情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深思。武汉是一座拥有83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市，遗留问题众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改造和发展，这些遗留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出来，不但影响武汉进一步加快发展，而且使一部分市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产生了情绪。这种情绪必须得到及时的疏导，那么除了直接给领导写信，有没有更好的、更加通畅便捷的渠道，让老百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每年开展的为民办10件实事工作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制度含义。“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力争通过为民办实事的制度，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武汉市政府秘书长谭仁杰告诉记者。
武汉市的为民办实事制度，从10件实事的确定程序、办实事的过程到事后的评价，自始至终贯穿着群众路线。在每年选择10件实事项目时，武汉市都要召开部门协调会、市民座谈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还通过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目前，10件实事的征集活动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反映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政府部门收集民情、倾听民意、吸收民智的重要平台。最终，10件实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由人民代表做出抉择。而办好这些实事的过程，既是政府为民解难事的过程，也是对群众的组织发动过程，从2003年至今的40件实事，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完成的。最后的效果如何，也是让老百姓来评判。
“只有不断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 才有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说。
“四进社区”与矛盾调处机制
把社区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抓手，建立化解矛盾的通畅渠道，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2岁的袁祝梅是江岸区下陈家湖社区居民，早年下岗后一直靠打短工艰难度日。2004年她把自己房子出租后，就搬到位于武汉市郊区阳逻的娘家住。2005年4月，社区社保专干叶冬玲多方联系，“拖”袁祝梅参加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班，并成功帮她申请到3万元的小额贷款，替她办好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与袁祝梅一样，在叶冬玲的帮助下成功创业的还有10名下岗失业人员。
叶冬玲担任社区社保专干前也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靠踩“麻木”为生。2003年，武汉市取缔“三车”时，她主动上缴“麻木”，放弃吃低保，并成功竞聘上社区社保专干。“帮助和我有同样经历的街坊，我很快乐。”叶冬玲说。她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社区74名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她走访了他们中的每一户，3年来成功安置了57名下岗失业人员，其中10人成功创业。
2002年底，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的883个社区服务站增加了社会保障工作内容，配备了1名专职的工作人员。每个社区居委会都有一本清楚的就业台账，上面记录了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和低保户的名字、家庭情况、个人技能、就业动向及就业意愿。社区根据这些信息，可随时向外推荐社区待业者。这是武汉市推进“四进社区”的“883计划”的一项重点，即就业和社会保障到社区，切实解决居民生计问题，实现人与发展的和谐。
当时武汉市中心城区有883个社区，“883计划”就是要求从2003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全市中心城区883个社区的环境和基本设施进行分类整治和建设，市区两级政府每年至少投入1个亿，提高社区软硬件建设水平；同时对社区服务管理功能进行完善，对社区工作体制、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做到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服务“四进社区”。
武汉市委、市政府认为，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各种社会存在相互融合、各种社会观念相互交错、各种利益主体相互渗透、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结合点。同时，社区处在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最前沿，是党和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就能够充分尊重群众在法律范围内的表达自由，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合理解决利益诉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以凝聚人心，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3年，“改造背街小巷道路”列入10件实事，掀开了“883计划”的大幕。3年多来，武汉市累计投入12.67亿元用于社区泥巴路、破损路、排水管网和体育健身器材改造，社区路灯安装，增加社区绿化面积，建设覆盖所有社区的信息服务网络体系等等，“城市建设和管理进社区”大大改善了社区环境，惠及到500余万市民。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社区，给居民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全市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加强门栋关照员、安保队员等各种队伍建设，全面设立社区警务室，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同时，加强社区治安硬件建设，各社区普遍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总量逐年下降。
社会服务进社区，切实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全市大力推广“三个必到、五个必访”活动，即：居民有突发事情、不满情绪、家庭纠纷必到，对贫困家庭、重病患者、下岗失业、劳教释放、孤寡老人必访，为优抚对象、残疾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日常便民利民服务，为社区内单位提供社会化服务，积极营造和谐相处、关爱他人的社区文化氛围。
2005年5月，武汉市把“883计划”的经验向农村延伸，在110个村启动“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推行“四到家园”，即致富门道明晰、基础设施完善、社保体系建立、社会和谐稳定。
“四进社区”和“四到家园”给武汉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位基层干部把这种变化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家园环境改善了，治安条件好了，老百姓普遍享受到了实惠；二是矛盾的化解有了畅通的渠道，把问题都解决在了基层；三是文化进社区、家园进，邻里之间交往多了，百姓之间关系更加和谐；四是政府和老百姓有了良性互动，通过社区自治、村民自治解决了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融洽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简易学校”淡出与权益保障机制
既要“普惠”，又要“济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2006年春季开学，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小学三年级（3）班教室里，多了一位名叫张红的学生。张红是孝感市闵集镇人，随做小生意的父母来到武汉，此前一直在附近的民办博才学校就读。与张红同期转出博才学校的，还有100多名小学生。由于生源大幅下降，博才学校悄悄停办了小学。
来自武汉市教育局的统计显示，到2006年秋季，在武汉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已达14万，全市有314所公办中小学免收借读费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在目前所剩的80余所简易学校中，绝大多数学生人数只有300人左右。
而在武汉市简易学校发展到最高峰的2000年，全市审批了119所简易学校，没有审批的“黑校”也有100多所，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超过10万。改变这一现象的，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有形的手”强有力的举措。2001年，武汉市在全国率先将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纳入工作计划，决定开放更多的公办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享受相对良好的教育。2004年，武汉市政府承诺将“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纳入“10件实事”，同时要求各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实行“一费制”，学期中途不准巧立名目收取费用。
“在为民办实事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确立了既要普惠又要济困，既要满足市民需求、又要维护农民利益，既要维护本地居民利益、又要关怀外来人口的原则，确保各方面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武汉市政府政研室陶红斌处长说，在这样的原则下，武汉市把更多关爱的目光投向了城市困难人员、外来农民工等群体。
武汉市委、市政府认为，外来人口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关注和维护200万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成为10件实事一项重要的内容。2004年的10件实事中，市政府承诺，“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对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实施法律援助”，当年就有515名外来务工人员接受了法律援助服务。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武汉市让进城务工人员在社区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6年，武汉市为进城务工人员组织了50场专场文艺演出，免费电影400场，建设培训基地7个????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改善外来人口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城乡困难群众是武汉市10件实事关注最多的一个群体。“改善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做好困难群体再就业工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城乡贫困群众实施医疗保障和救助”等多次被列入10件实事，困难劳模、环卫工人、残疾人等都被单独列为需要帮扶的人群。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劳模，武汉市从2005年起对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市级劳模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补齐，当年发放补助746万元，为787名企业劳模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了对特困市级劳模实行临时性特别救助得到制度。环卫工人生产生活条件差是一个突出的问题，2005年，武汉市建设了74处环卫工人作业休息点，将环卫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每人每月480元，为全市所有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并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效改善了环卫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纳入城镇和农村低保的残疾人，一般功能障碍的每人每月补助30元和20元，严重功能障碍的每人每月补助50元和30元。
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认为，实现普惠，最为重要的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建立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障机制，就是市委、市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胡全志说，越来越多的武汉人正在家门口、在身边直接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变化，而这种感受上的变化也在改变着武汉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这个城市的建设中来，更加热爱这个城市，以生活在这个城市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