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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区建设运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源，建成居民可负担、多方有收益的未来智慧社区
社区作为城市细胞，是构建文明、和谐、美好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先提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是最早对社区下定义的社会学家之一，所谓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结构成的社会实体。经历了综合国力的持续发展，2019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已达到8.5亿，社区服务站数量达到16.7万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日夜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为遏制疫情作出重要贡献。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社区网格化防控体系正在不断强化。物业人也敢于亮剑，坚守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为社区居民拉起一道安全防火墙。在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物业服务不断加强，发力后疫情时期社区服务升级和社区治理现代化。而社区疫情防控能力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社区治理能力。
数据获取和利用困扰社区治理
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明确指出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依托各类现有信息平台特别是社区信息平台，形成立体式社区防控数据链路和闭环。社区管理不仅能够提高民众幸福感，在重大应急事件发生时更能有效开展对人、信息、数据的精细化管理。疫情期间，基层社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管理，例如，热成像体温监测、无人机喊话、人脸扫描通行等精细化地毯式管理手段，极大减轻社区基层负担，助力社区精细管控人员进出、车辆出入、动态发布信息，有效控制人员流动，阻断疫情传播。
社区是抗击疫情前哨阵地，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很多地方也暴露出社区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如科技力量在社区层级应用不足、网格员水平有限等导致智能应用不能发挥作用，上级指令不能快速响应、服务基层不充分等。
社区数据获取和利用是困扰基层治理工作快速、有效开展的主要问题。基层社区往往对物联感知、自动获取等新技术手段产生的数据采集、利用不足，时空动态数据摸不清、社区动态看不明，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期间需要将大把精力用来统计填报静态数据，与业务场景联动的数据积累不够。尽管基层采集的数据上报多，但由于纵向部门数据上行后行政权限制约，上一级处理加工后的综合数据下沉不到社区，基层治理严重缺乏下沉数据的支撑。另一方面，面向居民的横向服务、社区综合管理都需要依赖各方数据下行反馈后形成综合分析研判，然而基层工作责任多、权利少，基层工作者对其他途径生成的辖区内居民生活轨迹、健康变化、出行情况等动态数据不掌握，难以对辖区内各方信息形成汇总、及时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
强化顶层设计，建设智慧社区
根据疫情后社区管理需求，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党委领导、社区业务流程完善、社区工作减负等核心治理环节，把更长远和正确的价值观输送给社区居民，提高居民自身约束能力和修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诸多主体形成合力。建立政府基层和社会力量联合的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充分利用物业管理公司专业化服务资源，探索市场价值调节机制。发挥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的作用，建立低碳环保、社区绿化、停车自治等社区社会管理组织，培育居民治理骨干力量。
建设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的信息化末梢系统，实现业务上下联动，数据横向融通。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小区彻底排查沉淀的信息，进一步整合汇聚各居民区一户一表基础数据、街道条线部门业务数据、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居民办事数据等多维度数据资源，深入准确地挖掘数据价值，基于社区基层大数据高效生成业务信息线索，满足多元新场景需求，对社区进行预判性、前瞻性、精准性治理，推动线上服务与线下社区空间有机结合。鼓励社区居民利用民情管理平台实时反馈想法与意见，及时对个人数据进行更新，社区居民成为数据更新者、使用者。
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相结合，推进5G、物联传感终端、人脸识别、智能康养驿站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兼容多种设施互联互通，有效支撑社区精准感知、个性服务等能力。结合智能设施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从“事后介入”向“事前掌控”转变，进一步织密网格并提升合理性，针对政府各直管部门多类网格化管理系统，在社区层面进行整合统一以达到“多网合一”动态化管理，不斷提高网格责任人素质能力。定期开展政策法规、业务知识、职业道德培训，未来网格化的社区治理手段将基于信息技术演进和机制完善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和模式赋能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未来数字孪生治理方式将引领城市发展。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政府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大力支持社区智慧化升级，社区是落实数字孪生理念试金石。加快推进数字孪生社区建设，最大化发挥辖区各主体数据价值，将社区物理空间及辖区业态等数字化从而实现精准映射，以数字孪生为手段实现社区治理弯道超车。创新社区建设运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源，结合数据运营、保险配套、智能服务等多种方式创新盈利模式，建设居民可负担、多方有收益的未来智慧社区。
立法、人才、保障等为社区赋能
基于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突出作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更加聚焦基层治理，他们或通过疫情期间下沉社区作为志愿者，或通过在社区履职调研等方式，从立法、人才、保障等角度为推动城乡社区建设提出思考和建议。
一直关注社区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从法律角度提出建议：应尽快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适应新时代社区治理现实需要。她提出，通过完善立法切实保障居民自治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社区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优化制度设计，创新实践路径，提供履职保障，让居民自治能够真正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实现社区工作保障服务与应急管理相结合，创新应急管理服务模式是当务之急。余梅建议制定社区应急管理法或社区应急管理条例，建立物业服务与社区服务相互贯通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案》中提到，要加快培育人才、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欧宗荣建议，要在社区工作者待遇上做加法，同时在负担上做减法，切实为社区“松绑减负”，使社区工作者有更多热情、更多时间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本位。
责任编辑 王碧清
社区作为城市细胞，是构建文明、和谐、美好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先提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是最早对社区下定义的社会学家之一，所谓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结构成的社会实体。经历了综合国力的持续发展，2019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已达到8.5亿，社区服务站数量达到16.7万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日夜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为遏制疫情作出重要贡献。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社区网格化防控体系正在不断强化。物业人也敢于亮剑，坚守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为社区居民拉起一道安全防火墙。在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物业服务不断加强，发力后疫情时期社区服务升级和社区治理现代化。而社区疫情防控能力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社区治理能力。
数据获取和利用困扰社区治理
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明确指出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依托各类现有信息平台特别是社区信息平台，形成立体式社区防控数据链路和闭环。社区管理不仅能够提高民众幸福感，在重大应急事件发生时更能有效开展对人、信息、数据的精细化管理。疫情期间，基层社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管理，例如，热成像体温监测、无人机喊话、人脸扫描通行等精细化地毯式管理手段，极大减轻社区基层负担，助力社区精细管控人员进出、车辆出入、动态发布信息，有效控制人员流动，阻断疫情传播。
社区是抗击疫情前哨阵地，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很多地方也暴露出社区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如科技力量在社区层级应用不足、网格员水平有限等导致智能应用不能发挥作用，上级指令不能快速响应、服务基层不充分等。
社区数据获取和利用是困扰基层治理工作快速、有效开展的主要问题。基层社区往往对物联感知、自动获取等新技术手段产生的数据采集、利用不足，时空动态数据摸不清、社区动态看不明，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期间需要将大把精力用来统计填报静态数据，与业务场景联动的数据积累不够。尽管基层采集的数据上报多，但由于纵向部门数据上行后行政权限制约，上一级处理加工后的综合数据下沉不到社区，基层治理严重缺乏下沉数据的支撑。另一方面，面向居民的横向服务、社区综合管理都需要依赖各方数据下行反馈后形成综合分析研判，然而基层工作责任多、权利少，基层工作者对其他途径生成的辖区内居民生活轨迹、健康变化、出行情况等动态数据不掌握，难以对辖区内各方信息形成汇总、及时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
强化顶层设计，建设智慧社区
根据疫情后社区管理需求，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党委领导、社区业务流程完善、社区工作减负等核心治理环节，把更长远和正确的价值观输送给社区居民，提高居民自身约束能力和修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诸多主体形成合力。建立政府基层和社会力量联合的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充分利用物业管理公司专业化服务资源，探索市场价值调节机制。发挥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的作用，建立低碳环保、社区绿化、停车自治等社区社会管理组织，培育居民治理骨干力量。
建设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的信息化末梢系统，实现业务上下联动，数据横向融通。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小区彻底排查沉淀的信息，进一步整合汇聚各居民区一户一表基础数据、街道条线部门业务数据、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居民办事数据等多维度数据资源，深入准确地挖掘数据价值，基于社区基层大数据高效生成业务信息线索，满足多元新场景需求，对社区进行预判性、前瞻性、精准性治理，推动线上服务与线下社区空间有机结合。鼓励社区居民利用民情管理平台实时反馈想法与意见，及时对个人数据进行更新，社区居民成为数据更新者、使用者。
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相结合，推进5G、物联传感终端、人脸识别、智能康养驿站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兼容多种设施互联互通，有效支撑社区精准感知、个性服务等能力。结合智能设施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从“事后介入”向“事前掌控”转变，进一步织密网格并提升合理性，针对政府各直管部门多类网格化管理系统，在社区层面进行整合统一以达到“多网合一”动态化管理，不斷提高网格责任人素质能力。定期开展政策法规、业务知识、职业道德培训，未来网格化的社区治理手段将基于信息技术演进和机制完善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和模式赋能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未来数字孪生治理方式将引领城市发展。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政府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大力支持社区智慧化升级，社区是落实数字孪生理念试金石。加快推进数字孪生社区建设，最大化发挥辖区各主体数据价值，将社区物理空间及辖区业态等数字化从而实现精准映射，以数字孪生为手段实现社区治理弯道超车。创新社区建设运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源，结合数据运营、保险配套、智能服务等多种方式创新盈利模式，建设居民可负担、多方有收益的未来智慧社区。
立法、人才、保障等为社区赋能
基于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突出作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更加聚焦基层治理，他们或通过疫情期间下沉社区作为志愿者，或通过在社区履职调研等方式，从立法、人才、保障等角度为推动城乡社区建设提出思考和建议。
一直关注社区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从法律角度提出建议：应尽快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适应新时代社区治理现实需要。她提出，通过完善立法切实保障居民自治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社区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优化制度设计，创新实践路径，提供履职保障，让居民自治能够真正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实现社区工作保障服务与应急管理相结合，创新应急管理服务模式是当务之急。余梅建议制定社区应急管理法或社区应急管理条例，建立物业服务与社区服务相互贯通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案》中提到，要加快培育人才、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欧宗荣建议，要在社区工作者待遇上做加法，同时在负担上做减法，切实为社区“松绑减负”，使社区工作者有更多热情、更多时间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本位。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