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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文章引入HHI指数法和熵权法度量议价能力，在控制企业规模、上市年限及企业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差异等干扰因素情境下，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下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即议价能力越大，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多；货币紧缩时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货币宽松时的影响大；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这种现象尤其是在货币紧缩时期更加突出。
【关键词】 产权性质； 货币政策； 议价能力； 商业信用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1-0116-05
一、引言
议价能力是获取商业信用融资的先决要件，其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20世纪80年代，它最早被引入有关供应链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关注其在上下游企业博弈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议价能力博弈结果也直接表现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多寡。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探明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因素對这种关系的影响，是实务界与学术界非常关切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者们还未明确提出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少量隐含这一联系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方向上，且对影响方向没有达成一致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负向影响。徐淳厚等[ 1 ]、郭红莲等[ 2 ]认为，当供应商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会要求企业提前付款，减少对企业的赊销。同时，当客户集中度较大时，客户会要求企业提供更长的付款期以及更多的赊销，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减少，流动性受到侵占。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李任斯和刘红霞[ 3 ]、徐志坚[ 4 ]等指出，在三元关系下，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三元之间竞争关系减弱，合作关系增强，当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客户会同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提供支持，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增强。至此，这种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影响未取得一致的结果，是由于对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缺乏合理的评价或者评价指标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企业议价能力，还是因为研究情景不同所引起的呢？为解开这些谜团，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法和熵权法度量议价能力，并在控制企业规模、上市年限及企业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差异等干扰因素的情境下，研究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同时，不同货币政策定会伴随银行信贷规模、企业融资成本及企业融资渠道选择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定会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此外，由于中国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和“信贷配给差异”现象[ 5 ]，那么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也会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因此，不同于以往研究方法，本文还将货币政策和企业产权性质纳入研究体系，进一步分析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时，企业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期企业正视议价能力在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在资金短缺时合理安排商业信用融资，同时也希望为企业更好地选择采购渠道，开拓供销市场，扩大产品生产和促进产品销售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研究贡献：（1）采用HHI指数（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计算企业供应商（客户）议价能力方法，弥补现有研究常用市场集中度计算方法的缺陷。集聚度的测算容易受最大客户（供应商）数目保留值选取的影响，忽略了交易额最大供应商（客户）之外其他供应商（客户）交易额分布情况及不能反映企业内供应商（客户）之间结构与分布的差别；同时将供应商议价能力与经销商（客户）议价能力的熵权加总作为议价能力评价指标，能弥补现有学者对议价能力度量时的片面、孤立及缺乏有机联系的不足，文章采用熵值法既能保全数据信息，又能保持与反映数据间信息的相互关系，还能综合反映所有数据信息。（2）探讨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时企业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不同影响，是对议价能力相关研究内容的丰富、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Fabbri等[ 6 ]、Giannetti等[ 7 ]明确指出，商业信用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一种关系型借贷，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商业信用政策。徐淳厚等[ 1 ]、郭红莲等[ 2 ]一致认为，议价能力通过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体现，并通过占比较大的几个客户或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实现。同时，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影响企业应付款与预付款的总量。此外，李任斯和刘红霞[ 3 ]、徐志坚等[ 4 ]指出，当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客户会同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提供支持，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增强。既然议价能力通过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体现，同时企业应付款与预付款也是商业信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可以推定议价能力是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变化的主要因素，且随着企业议价能力的增大，商业信用融资的数量也会增多。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议价能力越大，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多，即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正相关。
（二）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主要是通过信贷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融资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8 ]。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资金短缺、融资成本上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加大，一些客户陷入流动性困境，甚至面临破产风险。为了维持客户关系的稳定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不受融资约束或者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往往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给客户，帮助其渡过难关，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反而会增加[ 9 ]。但奇怪的是在货币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的先决条件——议价能力可能没变，但商业信用融资却增加了，这意味着在货币紧缩时，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增大了。相反，在货币宽松时，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资金充裕、融资成本较低，企业较易获得银行贷款，那么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动力或意愿就会减弱，此时议价能力也可不变，但是商业信用融资却减少。这也意味着在货币宽松时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减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货币宽松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
（三）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具有规模、资本结构与政治等优势，使其获得银行贷款的金额与期限明显高于非国企公司，相对而言非国企公司可能存在严重的“融资饥渴”[ 10 ]。
针对这种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与“信贷配给差异”现象，作为“融资饥渴”的非国企，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它会更多的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打破这种局面。相反，大部分国企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对其融资的影响很小，并且常常会被弱化甚至被忽略。由此意味着面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议价能力可能没有改变，但是在非国企中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扩大，而在国企中商业信用融资规模缩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
（四）产权性质、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中国的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常常被银行区别对待。银行通常将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效益不好乃至亏损的国企中工人的岗位，政府不得不采用干预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决策的措施。而这种贷款制度定会使得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的规模和还款时间上明显优于非国企，而非国企常常被严重排挤[ 11 ]。
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资金供给减少、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使得“信贷歧视”与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加剧。这势必影响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即在货币紧缩时，当非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充足的银行贷款时，就会更多地依靠企业与供应商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商业信用来缓解银行信贷的不足[ 12 ]。另外，由于信贷歧视的存在，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即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较少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会较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而且易受信贷歧视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13 ]。这也意味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会被非国有企业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而大量使用，也即在货币紧缩时期非国有企业中的议价能力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商业信用融资被进一步扩大。
基于上述分析与假设3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描述统计
（一）假设检验
1.假设1检验
本文特设立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
其中，？琢0为待估常数，TC表示商业信用融资（下同），j、t表示公司j和年度t，BP表示议价能力（下同），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下同），i表示第i个控制变量，？着j，t为误差项（下同）。
如果假设1成立，模型（1）回归中？琢1显著为正。
2.假设2检验
构建模型（2）以检验假设2：
TCj，t=c ？琢1BPj，t ？琢2MPt，k ？琢3BPj，t×MPt，k
其中，c为待估常数，MP表示货币松紧程度，为哑变量，t与k分别表示t年与k地区（下同），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2成立，模型（2）回归中？琢3显著为正。
3.假设3检验
构建模型（3）以检验假设3：
TCj，t=？茁0 ？茁1BPj，t ？茁2Statej ？茁3Statej×BPj，t ？茁i 4
Controlsij，t ？着j，t （3）
其中，？茁0为待估常数，State为哑变量，表示产权性质，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3成立，在模型（3）回归中？茁3显著为正。
4.假设4检验
建立模型（4）以检验假设4：
TCj，t=？棕 ？茁1BPj，t ？茁2Statej ？茁3MPt，k ？茁4Statej×BPj，t
其中，？棕为待估常数，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4成立，在模型（4）回归中，？茁4与？茁5显著为正。
（二）变量说明
文中大部分变量的选择参考了Ge和Qiu[ 14 ]、Love等[ 9 ]、唐跃军[ 15 ]、陆正飞和杨德明[ 12 ]、高亮亮等[ 16 ]、黄新建和张德勤[ 17 ]等的做法。在选择控制变量中，除了控制企业资产规模与上市年限影响因素外，根据胡海青等[ 18 ]的研究结论：各地区自然条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还增加了区域差异性这一控制变量。此外，关于区域差异性的代理变量选择，本文借鉴了一些学者[ 19-20 ]的经验做法，运用各地区金融资产/GDP衡量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差异，文中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三）数据选择与描述统计
为了检验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议价能力在不同货币政策与企业产权性质下对企业商业信用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较长时间（2007—2016年）作为研究时段，以A股制造业（证监会行业分类中的C类）2007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连续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Wind数据库、东方财富、中国金融年鉴及通信达行情软件等股票行情软件的同期数据。同时，对当年上市的公司、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及ST/*ST公司进行剔除且通过不同数据库与各财经网站的对比核实，最终选取了404家公司，2 220个样本。此外，为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缩尾处理。
表2和图1提供了主要变量议价能力和信用融资统计情况。由图1商业信用融资与议价能力的走势可知两者是正向影响的。从表2看，国企和非国企与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的Levene检验统计值及均值检验值分别是F= 26.908**和T=-2.517**与F=23.113***和T=2.1345**，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在企业性质与货币政策不同时方差均显著不同②。因此，可以初步推测，在议价能力对信用融资的影响中，货币紧缩时期比货币宽松时期影响大，非国企中比国企中影响大，这与文中假设一致。 四、结果与分析
（一）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提供的是在控制了公司上市年限、资产规模及公司所在地的金融经济发展差异后文中各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3中第（1）组也即文中假设1的结果数据可以发现，BP的系数也即模型（1）？琢1的系数为正（0.175）且显著（P值=0.000），表明议价能力是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重要因素且呈正相关关系，也意味着公司议价能力越强，越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因此，假设1得以验证。
（二）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同理，在控制了上市年限、资产规模及企业所在地的金融经济发展差异后，表3中第（2）组提供了假设2即模型（2）的检验结果数据：MP×BP的系数也即？琢3为0.041且显著（P=0.000），表明在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在货币政策宽松情况下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显然，这与融资约束有关，因为货币宽松时期融资约束不明显，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融资约束更显著。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公司要渡过资金短缺的难关，就必须更大力度地调整商业信用规模，采取更多的信用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同时也提供了假设3即模型（3）的验证结果。从第（3）组显示的数据发现，State×BP的系数即模型（3）中？茁3为0.119且显著（P=0.000），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这是因为在中国金融体制下，这一现象与银行“信贷歧视”有关，国有企业的规模、资本结构及政治等方面相比非国企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要远超非国有企业。相较而言，非国企存在严重的“融资饥渴”，那么非国企为了持续生产经营，就必须更多地依赖商业信用融资。故此，假设3得以验证。
（四）货币政策、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还提供了假设4即模型（4）的验证结果。第（4）组数据显示，State×BP与State×MP×BP的系数也即？茁4与？茁5分别为0.161（P=0.004）与0.075（P=0.002）且都显著，也即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尤其是在货币紧缩时期更显著。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融资约束与银行“信贷歧视”同时进一步加剧，使得缺乏优势的非国企为了持续经营，只能加大信用融资政策调整力度，依靠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也即在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非国企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加凸显。综析，假设4得以验证。
（五）稳健性分析
首先，在设计各个模型之前对文中所有变量做了单位根检验，没有发现各变量不平稳，不会产生伪回归情况。
其次，在对假设1进行分析时，在模型（1）加入了BP的二次方，其目的是考察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由表3第（1）组中数据发现，BP的二次方的系数为-0.031表现为不显著（P=0.526>0.1），即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不存在曲线关系。
再次，表3第（5）组中的结果是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用净资产收益率代替议价能力③，用（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账款）/总资产④代替商业信用得到的关于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表3第（5）组显示？茁3为0.141（p=0.000），对照组（3）中？茁3值0.119（p=0.000），可以发现两者均为正且都显著，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影响大这一关系是可靠的，并非偶然。同理，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用同样的变量替代方法也做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行文简洁，不再赘述，但其检验结果同样是稳健的。此外，文章还在不同时间段选取研究样本，用原文中变量定义与同样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均得到同样的结论。
最后，表3还提供了各自变量的VIF值，发现各自变量的VIF值小于5，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由于企业间的生产销售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议价能力也一直存在于企业与企业及企业与客户之间，并在企业信用融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议价能力是如何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呢？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分析研究发现，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即议价能力越大，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多。
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货币宽松时期的影响大；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尤其是在货币紧缩时期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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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权性质； 货币政策； 议价能力； 商业信用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1-0116-05
一、引言
议价能力是获取商业信用融资的先决要件，其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20世纪80年代，它最早被引入有关供应链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关注其在上下游企业博弈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议价能力博弈结果也直接表现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多寡。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探明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因素對这种关系的影响，是实务界与学术界非常关切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者们还未明确提出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少量隐含这一联系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方向上，且对影响方向没有达成一致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负向影响。徐淳厚等[ 1 ]、郭红莲等[ 2 ]认为，当供应商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会要求企业提前付款，减少对企业的赊销。同时，当客户集中度较大时，客户会要求企业提供更长的付款期以及更多的赊销，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减少，流动性受到侵占。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客户或供应商的集中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李任斯和刘红霞[ 3 ]、徐志坚[ 4 ]等指出，在三元关系下，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三元之间竞争关系减弱，合作关系增强，当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客户会同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提供支持，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增强。至此，这种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对商业信用融资影响未取得一致的结果，是由于对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缺乏合理的评价或者评价指标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企业议价能力，还是因为研究情景不同所引起的呢？为解开这些谜团，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法和熵权法度量议价能力，并在控制企业规模、上市年限及企业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差异等干扰因素的情境下，研究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同时，不同货币政策定会伴随银行信贷规模、企业融资成本及企业融资渠道选择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定会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此外，由于中国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和“信贷配给差异”现象[ 5 ]，那么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也会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因此，不同于以往研究方法，本文还将货币政策和企业产权性质纳入研究体系，进一步分析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时，企业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期企业正视议价能力在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在资金短缺时合理安排商业信用融资，同时也希望为企业更好地选择采购渠道，开拓供销市场，扩大产品生产和促进产品销售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研究贡献：（1）采用HHI指数（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计算企业供应商（客户）议价能力方法，弥补现有研究常用市场集中度计算方法的缺陷。集聚度的测算容易受最大客户（供应商）数目保留值选取的影响，忽略了交易额最大供应商（客户）之外其他供应商（客户）交易额分布情况及不能反映企业内供应商（客户）之间结构与分布的差别；同时将供应商议价能力与经销商（客户）议价能力的熵权加总作为议价能力评价指标，能弥补现有学者对议价能力度量时的片面、孤立及缺乏有机联系的不足，文章采用熵值法既能保全数据信息，又能保持与反映数据间信息的相互关系，还能综合反映所有数据信息。（2）探讨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时企业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不同影响，是对议价能力相关研究内容的丰富、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Fabbri等[ 6 ]、Giannetti等[ 7 ]明确指出，商业信用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一种关系型借贷，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商业信用政策。徐淳厚等[ 1 ]、郭红莲等[ 2 ]一致认为，议价能力通过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体现，并通过占比较大的几个客户或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实现。同时，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供应商）集中程度影响企业应付款与预付款的总量。此外，李任斯和刘红霞[ 3 ]、徐志坚等[ 4 ]指出，当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大时，供应商、客户会同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提供支持，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增强。既然议价能力通过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集中度体现，同时企业应付款与预付款也是商业信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可以推定议价能力是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变化的主要因素，且随着企业议价能力的增大，商业信用融资的数量也会增多。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议价能力越大，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多，即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正相关。
（二）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主要是通过信贷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融资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8 ]。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资金短缺、融资成本上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加大，一些客户陷入流动性困境，甚至面临破产风险。为了维持客户关系的稳定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不受融资约束或者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往往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给客户，帮助其渡过难关，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反而会增加[ 9 ]。但奇怪的是在货币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的先决条件——议价能力可能没变，但商业信用融资却增加了，这意味着在货币紧缩时，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增大了。相反，在货币宽松时，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资金充裕、融资成本较低，企业较易获得银行贷款，那么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动力或意愿就会减弱，此时议价能力也可不变，但是商业信用融资却减少。这也意味着在货币宽松时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减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货币宽松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
（三）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具有规模、资本结构与政治等优势，使其获得银行贷款的金额与期限明显高于非国企公司，相对而言非国企公司可能存在严重的“融资饥渴”[ 10 ]。
针对这种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与“信贷配给差异”现象，作为“融资饥渴”的非国企，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它会更多的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打破这种局面。相反，大部分国企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对其融资的影响很小，并且常常会被弱化甚至被忽略。由此意味着面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议价能力可能没有改变，但是在非国企中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扩大，而在国企中商业信用融资规模缩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
（四）产权性质、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中国的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常常被银行区别对待。银行通常将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效益不好乃至亏损的国企中工人的岗位，政府不得不采用干预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决策的措施。而这种贷款制度定会使得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的规模和还款时间上明显优于非国企，而非国企常常被严重排挤[ 11 ]。
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资金供给减少、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使得“信贷歧视”与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加剧。这势必影响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即在货币紧缩时，当非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充足的银行贷款时，就会更多地依靠企业与供应商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商业信用来缓解银行信贷的不足[ 12 ]。另外，由于信贷歧视的存在，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即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较少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会较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而且易受信贷歧视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13 ]。这也意味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融资会被非国有企业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而大量使用，也即在货币紧缩时期非国有企业中的议价能力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商业信用融资被进一步扩大。
基于上述分析与假设3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描述统计
（一）假设检验
1.假设1检验
本文特设立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
其中，？琢0为待估常数，TC表示商业信用融资（下同），j、t表示公司j和年度t，BP表示议价能力（下同），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下同），i表示第i个控制变量，？着j，t为误差项（下同）。
如果假设1成立，模型（1）回归中？琢1显著为正。
2.假设2检验
构建模型（2）以检验假设2：
TCj，t=c ？琢1BPj，t ？琢2MPt，k ？琢3BPj，t×MPt，k
其中，c为待估常数，MP表示货币松紧程度，为哑变量，t与k分别表示t年与k地区（下同），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2成立，模型（2）回归中？琢3显著为正。
3.假设3检验
构建模型（3）以检验假设3：
TCj，t=？茁0 ？茁1BPj，t ？茁2Statej ？茁3Statej×BPj，t ？茁i 4
Controlsij，t ？着j，t （3）
其中，？茁0为待估常数，State为哑变量，表示产权性质，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3成立，在模型（3）回归中？茁3显著为正。
4.假设4检验
建立模型（4）以检验假设4：
TCj，t=？棕 ？茁1BPj，t ？茁2Statej ？茁3MPt，k ？茁4Statej×BPj，t
其中，？棕为待估常数，其他字母含义同上。如果假设4成立，在模型（4）回归中，？茁4与？茁5显著为正。
（二）变量说明
文中大部分变量的选择参考了Ge和Qiu[ 14 ]、Love等[ 9 ]、唐跃军[ 15 ]、陆正飞和杨德明[ 12 ]、高亮亮等[ 16 ]、黄新建和张德勤[ 17 ]等的做法。在选择控制变量中，除了控制企业资产规模与上市年限影响因素外，根据胡海青等[ 18 ]的研究结论：各地区自然条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还增加了区域差异性这一控制变量。此外，关于区域差异性的代理变量选择，本文借鉴了一些学者[ 19-20 ]的经验做法，运用各地区金融资产/GDP衡量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差异，文中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三）数据选择与描述统计
为了检验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及议价能力在不同货币政策与企业产权性质下对企业商业信用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较长时间（2007—2016年）作为研究时段，以A股制造业（证监会行业分类中的C类）2007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连续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Wind数据库、东方财富、中国金融年鉴及通信达行情软件等股票行情软件的同期数据。同时，对当年上市的公司、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及ST/*ST公司进行剔除且通过不同数据库与各财经网站的对比核实，最终选取了404家公司，2 220个样本。此外，为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缩尾处理。
表2和图1提供了主要变量议价能力和信用融资统计情况。由图1商业信用融资与议价能力的走势可知两者是正向影响的。从表2看，国企和非国企与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的Levene检验统计值及均值检验值分别是F= 26.908**和T=-2.517**与F=23.113***和T=2.1345**，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在企业性质与货币政策不同时方差均显著不同②。因此，可以初步推测，在议价能力对信用融资的影响中，货币紧缩时期比货币宽松时期影响大，非国企中比国企中影响大，这与文中假设一致。 四、结果与分析
（一）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提供的是在控制了公司上市年限、资产规模及公司所在地的金融经济发展差异后文中各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3中第（1）组也即文中假设1的结果数据可以发现，BP的系数也即模型（1）？琢1的系数为正（0.175）且显著（P值=0.000），表明议价能力是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重要因素且呈正相关关系，也意味着公司议价能力越强，越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因此，假设1得以验证。
（二）货币政策、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同理，在控制了上市年限、资产规模及企业所在地的金融经济发展差异后，表3中第（2）组提供了假设2即模型（2）的检验结果数据：MP×BP的系数也即？琢3为0.041且显著（P=0.000），表明在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在货币政策宽松情况下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显然，这与融资约束有关，因为货币宽松时期融资约束不明显，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融资约束更显著。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公司要渡过资金短缺的难关，就必须更大力度地调整商业信用规模，采取更多的信用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同时也提供了假设3即模型（3）的验证结果。从第（3）组显示的数据发现，State×BP的系数即模型（3）中？茁3为0.119且显著（P=0.000），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这是因为在中国金融体制下，这一现象与银行“信贷歧视”有关，国有企业的规模、资本结构及政治等方面相比非国企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要远超非国有企业。相较而言，非国企存在严重的“融资饥渴”，那么非国企为了持续生产经营，就必须更多地依赖商业信用融资。故此，假设3得以验证。
（四）货币政策、产权性质、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表3还提供了假设4即模型（4）的验证结果。第（4）组数据显示，State×BP与State×MP×BP的系数也即？茁4与？茁5分别为0.161（P=0.004）与0.075（P=0.002）且都显著，也即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尤其是在货币紧缩时期更显著。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融资约束与银行“信贷歧视”同时进一步加剧，使得缺乏优势的非国企为了持续经营，只能加大信用融资政策调整力度，依靠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也即在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非国企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加凸显。综析，假设4得以验证。
（五）稳健性分析
首先，在设计各个模型之前对文中所有变量做了单位根检验，没有发现各变量不平稳，不会产生伪回归情况。
其次，在对假设1进行分析时，在模型（1）加入了BP的二次方，其目的是考察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由表3第（1）组中数据发现，BP的二次方的系数为-0.031表现为不显著（P=0.526>0.1），即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不存在曲线关系。
再次，表3第（5）组中的结果是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用净资产收益率代替议价能力③，用（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账款）/总资产④代替商业信用得到的关于议价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表3第（5）组显示？茁3为0.141（p=0.000），对照组（3）中？茁3值0.119（p=0.000），可以发现两者均为正且都显著，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影响大这一关系是可靠的，并非偶然。同理，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用同样的变量替代方法也做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行文简洁，不再赘述，但其检验结果同样是稳健的。此外，文章还在不同时间段选取研究样本，用原文中变量定义与同样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均得到同样的结论。
最后，表3还提供了各自变量的VIF值，发现各自变量的VIF值小于5，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由于企业间的生产销售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议价能力也一直存在于企业与企业及企业与客户之间，并在企业信用融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议价能力是如何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呢？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分析研究发现，议价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即议价能力越大，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多。
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时期议价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货币宽松时期的影响大；议价能力对非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比对国企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大，尤其是在货币紧缩时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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