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一封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图书馆寄来的信函，引起了奥地利神经学家的注意。在信中，那位据称对音乐从无热情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愤怒地咆哮，“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漂亮的旋律了！”神经学家从混乱的语句和因泪珠浸泡得凹凹凸凸的信纸，诊断这不过是一位饱受幻听困扰的神经失调患者，或许遭受过癫痫或是其他的脑部器质性病变而导致症状的产生，具体的病症和治疗方法都必须在检查后才可以判断。因而这位神经学家优雅地回信道，“建议您就近咨询当地的医院，记得先查询保险范围。”
　　 但这并未打消那位图书管理员来信描述自己幻听体验的热情。和第一封相比，第二封信显得非常条理清晰，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于是，神经学家得以了解更多有关这位患者的生平，譬如对方从小在布市郊区长大，热爱足球，但因视力问题没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这才去了图书馆工作，因为他“非常喜爱为一切混乱的事物做分类”这样一种工作。处女座。喜欢分子料理，最讨厌西班牙菜，因为“太不讲究”。神经学家回信道，“那么，我竭诚地建议您尝试一下中国菜，或许这能改变你对西班牙菜的看法。”
　　 第三封和第四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第三封信对方几乎又回到了第一封信的混乱状态，似乎他的幻听对他造成的痛苦完完全全由纸面传达到了读信人的内心。第四封则又出乎意料地展现了这位图书管理员的耐心，他理性客观地描绘着出现在他大脑中的乐曲，用词准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不曾热爱音乐的人——如果没有对于音乐的敏锐感受，你很难用语言第二次赋予其生命。神经学家仍然有耐心地回复：“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我能体会到您的痛苦。”
　　 他决定最后一次回信给对方。
　　 几天后，神经学家把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同妻子在晚饭时提了那么一下。神经学家的妻子是一位年轻的钢琴教师，当然了，她非常热爱音乐，音乐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在维也纳，几乎人人都是这么想的。她在音乐这一行并未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在听到这个患者的故事时，只是惊叹“这世界上竟然有无法忍受音乐的人”。“不，亲爱的，幻听患者听到的音乐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你是说它们实际上是很糟糕的音乐？”“甚至很难定义它们是不是音乐，大部分幻听症患者听到的不过是无序的旋律片段，也可以说，只是声音。”“可他描述的并不是这样。”“哦，亲爱的，你知道患者总是会夸大他们的病症。”
　　 两人的争执在甜品上来之前就停止了。这之后，神经学家的妻子将这件事同她的情人在床上又再描述了一番。她的本意是为了抱怨丈夫一如既往的专断和缺乏浪漫。她的情人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交响乐团的指挥，他是那种真正对音乐有热情也有天赋的人，音乐反哺给他同样的人格魅力。钢琴教师不过是他为数众多的情人中的一位。不过，他对每一位情人都尊重且充满爱意，至少在和她一起的时候。他仔细听完了这位幻听患者的故事，只是突发奇想建议道，“也许他可以把他脑中的音乐演奏出来？”“哦，那应该是一位不会任何乐器的可怜人。”“那么他至少可以唱出来。”
　　 也許是这一晚交响乐指挥在床上的优异表现鼓舞了神经学家的妻子。第二天下午，她带着沙赫咖啡厅的沙赫蛋糕探访了工作中的丈夫，并在无意中调皮地表示“能否看一眼那名患者的来信”，神经学家无奈地答应了妻子的请求。在食用那块蛋糕的间隙，妻子记下了图书管理员的地址。回家后，模仿丈夫的笔迹给他又写了一封信，询问对方能否录下他幻听到的音乐旋律，“我有个研究音乐史的朋友，他很希望可以听一听这些旋律。”妻子留下了交响乐指挥家的地址。由于她并不熟练西班牙语，这封去信十分简短。
　　 这之后他们三人都把这件事忘了。因为那位患者很久也没有再来信。生活恢复了常规，钢琴教师照例在每周日晚上去指挥家的房子，与此同时神经学家则会驱车去郊区拜访他的某位病人，为其进行心理治疗。那位病人貌美惊人，但神经学家总会有意忽略这一点。当他询问并用笔记录下对方的睡眠时间时，杜鹃在窗外发出哀怨。
　　 那封来信在半年之后突然出现在了指挥家的信箱里。当时他刚从布达佩斯归来，进行完连续三晚的演奏，身体疲倦，但大脑亢奋。当他草草将来信拆开后，第一页复杂的西班牙语让他失去耐心，进而打开了房间里的音响，阿巴多的光辉令他深陷于炉火和柔软的沙发。第二页开始则再也没有一个陌生的字符。指挥家吃惊地快速把这八页来信看完，事实上，他几乎是把它们在头脑里演奏出来的——
　　 那是八页乐谱。
　　 他没有等到周日的晚上，而是直接拿着信去敲了邻居家的门，邻居是一位曾经生活在巴塞罗那的犹太人，通晓西班牙语，有智慧且为人可靠。对方告诉他第一页的内容是这位图书管理员如何花了半年时间学习了乐理知识，然后将头脑中的音乐写了下来。是的，他没有唱出来，而是把它们写成了乐谱，“我确保它们是准确的，我尽力了。”
　　 指挥家确信他不曾听过这样的音乐，事实上，他确信如果世界上曾有人将这样迷人的音乐创作出来，他不可能没有听过它们。
　　 出于一种对秘密的觉察和渴望，三天后，指挥家和那位图书管理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罗尼咖啡厅见面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进行了怎样深度的谈话，十天后，指挥家筋疲力尽地带着一份厚厚的乐谱手稿回到了欧洲。他拒绝了一切演出和社交，通宵数晚不知疲惫地研究这份手稿。当他再次出现在维也纳初春的街道上时，有三位情人离开了他。指挥家并不在意，他知道他即将获得巨大的成功。
　　 为了保证这份手稿不会被泄露，指挥家只在深夜在大脑中进行乐曲的排演，他担心任何一个音符的流传都会走漏这份上帝的礼物的风声。自然，乐团的其他成员在演奏会的前一晚也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份乐谱。他们得到的是指挥家对他们的天赋和勤奋的肯定，“我们不需要排练，必须一次成功，只能一次成功。”
　　 三个月后，演奏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神经学家和他的妻子亦在观众席之列，演奏会开始前，神经学家仍然在抱怨安娜·弗洛伊德为自己的工作添了多少麻烦，“他们应该吃药！而不是进行什么有关童年的探讨。”他的妻子得体地报以微笑，瞳仁倒映舞台中央那个瘦长的背影。 　　 三个充满激情的和弦作为前引拉开这个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的序曲，这三个和弦在随后亦多次出现，作为情绪的转折，提示人们勇气和信心。整个乐曲织体浑厚，在主旋律的中间总是充满着对位音形。单簧管和大管模拟管风琴效果，体现优雅的动机。不同节奏型的共置和重拍的巧妙移动是所谓天外之音。乐团的配合非常完美，事实上，每个人在以器乐对这份乐章进行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阅读时，都像那位指挥家一样被深深迷住。与其说他们演奏出了这个乐曲，不如说是乐曲借由他们之手完成了对自己的表达。
　　 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之后，指挥家感到目眩神迷，他不得不閉着眼睛站在台上许久，才得以缓过神来，当他试图用衣袖擦去额头的汗珠时，才发现眼泪淌成了湖泊。这让他突然感到巨大的悲伤，他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太阳。
　　 当他转过身鞠躬之后，才发现观众席上所有人的愕然之色。起初，他以为那是同他一样为音乐所震撼的表情。“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第一个观众起身愤怒地喊道。然后是第二个，“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愚弄！”观众纷纷起身离场。唯一的掌声来自一位左派知识分子，指挥家后来在报上看到他的文章，才明白这场演出被对方当成了一次嘲弄现代审美的行为艺术。
　　 因为观众什么都没有听到，这场演出只在整个乐团的想象中进行。
　　 指挥家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他很快组织了乐团的第二次演出，观众们仍然很给面子地来了，还有一些是听闻了上一次演出的结果之后好奇而来的人。大家以为这会是一次道歉。他们终于可以听到真正的音乐，发自提琴、小号和定音鼓的真实的声音。第二次演出仍然以无声的全篇结束。观众愤怒了。
　　 指挥家没有更多的机会证明这部伟大的交响乐乃真实存在而非出自他的虚构。夏天结束之前，他死于一场车祸。这当然是个借口，在车祸发生之前，他因心碎而亡。神经学家的妻子很快找到了新的情人。金色大厅流转轮替，维也纳将这位指挥家遗忘。
　　 又过了一些年，另一位在柏林研究音乐史的年轻人踏访维也纳郊区的墓地，遍寻这位指挥家的墓而不得。他非常失望，只好草草买了一束郁金香放在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墓前，以留下些什么。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蒙古、南非、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为他的博士论文寻找证据。他的论文题目是《对于近现代幻听病症中不存在音乐的综述》。他找到的第一个病症患者是自己的祖母，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不同，他的祖母非常享受只存在于自己大脑中的音乐，“它们让我感到从不孤独。”这个秘密自她丈夫去世之后保守了二十年，当她因肺癌弥留于病床的最后时刻，她把它们唱了出来。年轻人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但他看见了祖母在歌唱时脸上燃烧的表情。他认为如果不是真的有一部感人至深的乐曲此刻回荡在祖母的心中，她不会在这一刻返老还童。年轻人对自己迷茫困惑的学术生涯突然产生了希望，他看见了一条不曾有任何人看见的路。
　　 他花了博士阶段的头几年沉浸在对历史档案的挖掘中，试图从任何残章断片里找出这些不存在的音乐的蛛丝马迹。同时，他钻研神经学和心理学，查阅大量的病例集，拜访知名教授，试着拼凑出这些音乐得以产生的原因。然而结果令人失望，他慢慢发现了一个真相，这些音乐即便存在，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无法真正显现于世。能够听到这些音乐的人只是聆听，但被音乐控制而妄图将之表达出来的人则非疯即亡。
　　 年轻人最终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那位图书管理员，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位失明的老人。“其实只是白内障。”图书管理员说。他仍然担任着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由于他对这座建筑物的熟悉，“我其实不太需要我的眼睛。”他们谈到了音乐，在学习了乐理知识之后，这位图书管理员突然领悟了聆听音乐的奥秘，“现在我和它们可以坦然自若地相处了。当然，你知道，我其实更喜欢勃拉姆斯，不过有时听听它们也不坏。”图书管理员对多年前拜访自己的那位奥地利指挥家的事并不清楚，年轻人决定隐瞒指挥家的死，“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还通过好几次信。”他说，“他的西班牙语流利程度让我惊讶。”年轻人决定不去探寻这其中的秘密，他用仅剩的钱支付了晚餐，买了一张回柏林的机票。
　　 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匆匆提交给了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然后决定去博物馆岛转转，这是柏林的秋天夜晚，只要出门，总能遇到一个姑娘。
　　 学术委员会的人会对这样一份论文感到费解，只有其中的那个人会露出某种古怪的微笑，表示在他于另一个大学任教的时候，也曾看见类似的论文。
　　 论文是长达数百页的空白，只在最后一页上有这么一句话：凡是不应说出口的，就应当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