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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陈文茜的文章《西方，一个冷漠的情人》，有一段写道：“陕西城内打工的老阳领不到工资已3个月了，自从一个他未曾听过的希腊国债公投爆发以来，他的公司生产的零件送到东莞，全被退回，而且倒债。从西安、这个千年前的盛世之都，至东莞、改革开放后不起眼的出口加工地，两个天南地北的小城区连成了一条虚线：他们的工资与繁荣，他们的人生起落与伤悲，全得端看另一条实线。一条中国人在18世纪错过的实线，它在海上，海水虽是软的，但海上经济才是真正硬的道理；因为大海连结的另一端是控制世界贸易已两个世纪的欧洲与美国；中国这条绵长的生产线，做出的虽是牢实之工，生产价值却是虚幻之经济。他们的收入，全得看西方脸色。”我看到这里提到的虚线和实线的比喻，有拨云见月的效果。中国内地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和他所看不到的希腊、就算听到也无法听懂的欧债危机之间，却有立竿见影的因果关系。
难处在于——也是这个比喻的张力所在——虚与实之间的吊诡。由跨国工厂生产力补给站所连成的虚线，诚然脆弱而被动，然而构成虚线的每一个点，每个农民工的渴望、辛劳、挫折、回报、忧喜，却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村子里较有胆识的一小撮人，走上一条“可能带来较好生活”的离乡背井之路，其他的人陆续跟进，这是扎扎实实的“理性选择”。遗憾的是，这条路线所根据的地图，是由一些“扭曲虚枉”的折射图像所绘制的。图像源自于实线时空里错综复杂的利益、野心、自然规律，及历史偶然。更无奈的，是投射程式的复杂难解，似乎注定非要通过他者中介不可。中介的特权，解读实线虚线之间关系的能力，于是也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稀有资源，是垄断、争取的对象。这不免让我联想到最近听到的几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暑假我到云南几个地方旅游。长途车程中，几十年前的“文革”经历竟然仍是不甚相熟的旅人之间的谈资首选。不过我很快觉察出一个新的变调。两位我在不同城市遇到的回忆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文革”中自己或家人所遭受的无情磨难，归咎于某个工作上有矛盾的人。本质上是公报私仇：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等都不构成迫害的“充分必要条件”。两位不无巧合地都提到，多年后，信不信由你，他们家仇人的子女莫名奇妙地连遭噩运。
第三位回忆者是我与之首度谋面的、96岁的姑父。在位于昆明近郊的表妹家的客厅里，老人家颤巍巍地把怀中小本子上怨懑不平的自叙诗念给我听，指给我看本子上记着的、他生命中那个克星的姓名——就因为工作单位里这个大坏蛋从中作梗，最得姑父宠爱的表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却不让去念。几分钟之后姑父颇为突兀地加了一句：“你姑姑幸好那时不在了（姑姑是1962年割腕自杀的）。不然‘文革’那些事她怎么受得了，她那个犟脾气……我都跳了一回井。”
四十余年之后的叙事中，当时与真理图像有关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被删除无痕，也许是不足为奇的：在主观认知里，这些都是再虚妄不过的了。“私人恩怨”的解读模式也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宗教性的真理图像所激发的狂热，太有可能迅速溢满信仰的河流，决堤泛滥到两岸的田地里。触动我心弦的，是当这些一辈子只活在虚线时空里的普通人，在有机会讲述那些实实在在、铭心刻骨的个人悲剧时，无奈缺乏诠释资源，只有诉诸于垂手可及的天理人情来自我慰藉……听来纵然令人唏嘘，不过话说回来，就像柏拉图说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不都只是黑暗洞穴里的、外面世界折射在洞壁上的影子？
如果说我从这里获得了什么新的启示的话，那就是：有关影子图像、实线和虚线时空之间折射程式的知识和理解能力，由于和集体与个人所想往的好生活太过于休戚相关了，是一种不该被垄断的资源。而且，拥有这个资源的人，负担了极大的责任和犯错的风险。
有关资源的讨论是许多重要知识话语的隐秘核心、暴力行为的底线，是最常被掩蔽、很难用直白的语言讲述而不触碰禁忌的。前些日子，美国威斯康辛州锡克教寺庙发生集体枪杀事件，白人优越主义的话题又浮上了台面。种族仇恨最实际的根由，无非是资源的抢夺：包括想象自身资源被夺、面临灭种危机的恐惧与愤怒。德国纳粹、白人优越主义也不例外（尽管从其他被白人长期掠夺的人种角度来看，有些匪夷所思）。然而，教人如何解读真理图像的人文知识，却是个性质十分特殊的资源。尽管人文教育的目的绝非单纯启蒙——相反的，它具有庞大的被操纵和操纵人的潜力——但是由于无人能彻底杜绝资源使用者对人文知识的主观诠释、创意挪用，甚至逆反批判，因此是个柔（软）性的空间。
我一向自我定位为20世纪中晚期、主要对象其实是第三世界理工科人才的西方“brain drain”（人才外流）潮流的边缘副产品。自忖和许多美国学院里的亚裔人文学者一样，深谙在这个体制里分享知识资源的诸多灰色地带，以及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策略。因此，当我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告诉我说，她在应征大学教职时，数度被告知她未来的职责之一，是到中国招募高中毕业生来校就读（并且毫不讳言背后的经济动机），我的错愕是非同小可的。果然，在大陆一个半月里最常遇到的闲谈话题是考虑送子女出国念书；在北京机场和加州校园里分别见到穿同色T恤、赴美上暑期班的中学生团队。
美国大学人文学科所享有的资源，不论是象征性或实质性的，和我在研究所念比较文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教育体制企业化是大势所趋，而人文学者则以愈来愈不遮掩的功利取向作为应对之策。如今学院体制本身主动与跨国流动资源挂钩，对授取双方分别意味着什么，是此刻让我感到极端好奇的。
德州大学中从中国大陆来的本科生骤然增加，我记得应该是七八年以前的事。我原以为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移民的子女年龄有关，近几年的印象则是越晚来的学生离人文追求越远；尽管也有显著的例外。但是我也不全然悲观，人文人才的培养永远是金字塔式的。参透真理图像折射程式是一门极困难的功课，也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不容易长期有效地被垄断。大家对基辛格写的《论中国》有兴趣，毋宁是因为它反映了主导着中国图像在西方如何被折射的某些重要程式。而同时它又在一个开放的知识市场里占有相当优越的位置；若与坊间各阵营撰写的书评一并阅读，不难增高这些折射程式的清晰度。
然而即使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人们对真理图像解读模式的选择也仍然总是摆荡于光谱的两极之间，各有其可贵和风险：一端是简单易解的道德图像，另一端是容忍事物本质双面性的复杂解读。当然还有第三种风险更大的组合：就是将智慧容忍留给自己，以简单激情来鼓动他人。解读好折射的故事，或许更能读懂虚线和实线之间的中国的故事。
难处在于——也是这个比喻的张力所在——虚与实之间的吊诡。由跨国工厂生产力补给站所连成的虚线，诚然脆弱而被动，然而构成虚线的每一个点，每个农民工的渴望、辛劳、挫折、回报、忧喜，却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村子里较有胆识的一小撮人，走上一条“可能带来较好生活”的离乡背井之路，其他的人陆续跟进，这是扎扎实实的“理性选择”。遗憾的是，这条路线所根据的地图，是由一些“扭曲虚枉”的折射图像所绘制的。图像源自于实线时空里错综复杂的利益、野心、自然规律，及历史偶然。更无奈的，是投射程式的复杂难解，似乎注定非要通过他者中介不可。中介的特权，解读实线虚线之间关系的能力，于是也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稀有资源，是垄断、争取的对象。这不免让我联想到最近听到的几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暑假我到云南几个地方旅游。长途车程中，几十年前的“文革”经历竟然仍是不甚相熟的旅人之间的谈资首选。不过我很快觉察出一个新的变调。两位我在不同城市遇到的回忆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文革”中自己或家人所遭受的无情磨难，归咎于某个工作上有矛盾的人。本质上是公报私仇：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等都不构成迫害的“充分必要条件”。两位不无巧合地都提到，多年后，信不信由你，他们家仇人的子女莫名奇妙地连遭噩运。
第三位回忆者是我与之首度谋面的、96岁的姑父。在位于昆明近郊的表妹家的客厅里，老人家颤巍巍地把怀中小本子上怨懑不平的自叙诗念给我听，指给我看本子上记着的、他生命中那个克星的姓名——就因为工作单位里这个大坏蛋从中作梗，最得姑父宠爱的表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却不让去念。几分钟之后姑父颇为突兀地加了一句：“你姑姑幸好那时不在了（姑姑是1962年割腕自杀的）。不然‘文革’那些事她怎么受得了，她那个犟脾气……我都跳了一回井。”
四十余年之后的叙事中，当时与真理图像有关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被删除无痕，也许是不足为奇的：在主观认知里，这些都是再虚妄不过的了。“私人恩怨”的解读模式也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宗教性的真理图像所激发的狂热，太有可能迅速溢满信仰的河流，决堤泛滥到两岸的田地里。触动我心弦的，是当这些一辈子只活在虚线时空里的普通人，在有机会讲述那些实实在在、铭心刻骨的个人悲剧时，无奈缺乏诠释资源，只有诉诸于垂手可及的天理人情来自我慰藉……听来纵然令人唏嘘，不过话说回来，就像柏拉图说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不都只是黑暗洞穴里的、外面世界折射在洞壁上的影子？
如果说我从这里获得了什么新的启示的话，那就是：有关影子图像、实线和虚线时空之间折射程式的知识和理解能力，由于和集体与个人所想往的好生活太过于休戚相关了，是一种不该被垄断的资源。而且，拥有这个资源的人，负担了极大的责任和犯错的风险。
有关资源的讨论是许多重要知识话语的隐秘核心、暴力行为的底线，是最常被掩蔽、很难用直白的语言讲述而不触碰禁忌的。前些日子，美国威斯康辛州锡克教寺庙发生集体枪杀事件，白人优越主义的话题又浮上了台面。种族仇恨最实际的根由，无非是资源的抢夺：包括想象自身资源被夺、面临灭种危机的恐惧与愤怒。德国纳粹、白人优越主义也不例外（尽管从其他被白人长期掠夺的人种角度来看，有些匪夷所思）。然而，教人如何解读真理图像的人文知识，却是个性质十分特殊的资源。尽管人文教育的目的绝非单纯启蒙——相反的，它具有庞大的被操纵和操纵人的潜力——但是由于无人能彻底杜绝资源使用者对人文知识的主观诠释、创意挪用，甚至逆反批判，因此是个柔（软）性的空间。
我一向自我定位为20世纪中晚期、主要对象其实是第三世界理工科人才的西方“brain drain”（人才外流）潮流的边缘副产品。自忖和许多美国学院里的亚裔人文学者一样，深谙在这个体制里分享知识资源的诸多灰色地带，以及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策略。因此，当我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告诉我说，她在应征大学教职时，数度被告知她未来的职责之一，是到中国招募高中毕业生来校就读（并且毫不讳言背后的经济动机），我的错愕是非同小可的。果然，在大陆一个半月里最常遇到的闲谈话题是考虑送子女出国念书；在北京机场和加州校园里分别见到穿同色T恤、赴美上暑期班的中学生团队。
美国大学人文学科所享有的资源，不论是象征性或实质性的，和我在研究所念比较文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教育体制企业化是大势所趋，而人文学者则以愈来愈不遮掩的功利取向作为应对之策。如今学院体制本身主动与跨国流动资源挂钩，对授取双方分别意味着什么，是此刻让我感到极端好奇的。
德州大学中从中国大陆来的本科生骤然增加，我记得应该是七八年以前的事。我原以为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移民的子女年龄有关，近几年的印象则是越晚来的学生离人文追求越远；尽管也有显著的例外。但是我也不全然悲观，人文人才的培养永远是金字塔式的。参透真理图像折射程式是一门极困难的功课，也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不容易长期有效地被垄断。大家对基辛格写的《论中国》有兴趣，毋宁是因为它反映了主导着中国图像在西方如何被折射的某些重要程式。而同时它又在一个开放的知识市场里占有相当优越的位置；若与坊间各阵营撰写的书评一并阅读，不难增高这些折射程式的清晰度。
然而即使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人们对真理图像解读模式的选择也仍然总是摆荡于光谱的两极之间，各有其可贵和风险：一端是简单易解的道德图像，另一端是容忍事物本质双面性的复杂解读。当然还有第三种风险更大的组合：就是将智慧容忍留给自己，以简单激情来鼓动他人。解读好折射的故事，或许更能读懂虚线和实线之间的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