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中国的民营工商业在统治权力面前始终备受威压欺凌,这种法权地位死死锁定了民营工商业的悲剧宿命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决不仅仅是财富欲望扩张的结果。
因为财富欲望在包括清代皇权中国的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更根本的条件,是以清教伦理为契机的“价值体系理性化”,即人们出于担当上帝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彰显上帝荣耀的空前自觉,从而砥砺自己的生活、勤勉地积累财富,由此实现了在经济领域中的成功,并最终使无数个人的经济奋斗,汇集成为一种自由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
韦伯还指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向的那些制度之中,以“清朝官员”为代表的中国皇权制度是典型之一,这些权力阶层代表了一种堕落的贪欲,“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所以在韦伯看来,这种非理性欲望驱动之下对财富的竭力追求和恣意挥霍,根本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
韦伯上述思路(简称“韦伯命题”)是今天制度经济学经常引述的理论范式。不过我们中国人理解西方“清教伦理”难免有些隔膜陌生,所以还是举几个我们身边的实例来做说明。
“权门商人”万通对“韦伯命题”的反衬
笔者所以经常举出许多具体的实物图例来说明制度学问题,乃是因为这些实物印证之功的深刻有力实在让人惊叹。比如本文的图例就分别说明了中国制度环境下“韦伯命题”的两个侧面。
图1所示万通墓中出土的这批宫廷金器,不仅显示了当时最高权势阶层的极端奢靡,而且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介绍:万通出身商贾,是深得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恩宠的万贵妃之弟,他成为贵戚之后更竭力在全国各地扩张贸易,其家人徐达也因为深通经商之道而大得万通赏识,被授予“百户”的官职并世袭不替。万通死时两个儿子分别是两岁和四岁,都被授予官爵;连徐达都被擢升至四品(与知府的品秩相同)、任指挥佥事,官位和爵禄依旧世袭。深荷恩宠的徐达当然以加倍的规模牟取“权力经济”的利益,他曾向朱见深奏请、并立刻获准运销淮盐3万引(600万斤)的特权,其垄断经营规模之大、攫得暴利之惊人可见一斑。
又据《明史》记载,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批最令朝野切齿的宦官首领和特务头子,如钱能、汪直、梁芳等等,都是争着通过讨好万贵妃一家而经营自己的权势、并借机大肆中饱私囊,结果是“苛敛民财,倾竭府库”,“糜费无算”。由于当时朝野人物竞相通过此道而发达显贵,于是北京城里的群起效仿使得这场行贿拍马的竞赛热闹无比,社会风气也因此“竞尚侈靡,僭拟无度”!
显而易见,如此制度法则之下,万通、西门庆、薛璠等历代“权门商人”经济规模的大肆扩张、显赫富贵到“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地步,非但不可能促使新经济形态的产生,相反却总是一次又一次成为巨大社会灾难的前奏。
平民商人韩人的悲剧
我们知道,中国从来不缺乏如韦伯所称道的“清教伦理”式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比如明末清初《豆棚闲话》一书中描述徽州商人长期克己勤俭,一心积攒钱财:“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商人汪华)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馀年,刻苦艰辛,也就积趱了数千两本钱。”同样,中国商人阶层也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利润的欲望,比如《拍案惊奇》里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描写一些致力于风险投资的商人,虽屡经巨大的挫折,但最终“顽铁生辉”,成为巨富的故事。
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促成新经济形态”的制度路径呢?
为了看破这中西异路的原因,再讲个康熙年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故事:
当时扬州有位名叫韩人的商人,他不仅悉心经商,“每日打探各处柴米价值,某处价贱,即往买来发卖。某处价贵,即改往贱处贩卖”,而且缩衣节食、勤俭成性,从来不肯浪费一文钱,结果“空手未曾十年,创业家赀约有千金”。后来韩人又看准市场变化的机会做红草生意,于是更加发达:
(红草)每千束本银不过七八两,盘运至扬(州),即卖至十五六两,除去船赀杂用,每千(束)竟有四五两之得。韩人大喜,整齐本银,用两只大船,往来装贩多次,果然大得重利。
没想到不久以后,官府强行用极低价格买断红草(关于为何商品价格不能由市场、而只能由官府来决定,详见作者在《一则小故事背后的大问题》中的介绍,本刊今年第7期),于是韩人立刻从“大得重利”跌落到破产的边缘:
奉总河大老爷宪行,立等要红草打坝,着令江都县将一切草船封贮,运送河塘,候领官价。韩人心急如火,暴躁如雷,无极奈何。忍着性气,只得随至河官委员处候领草价,十分不得五分。又用去盘缠杂费,亏折三十余两,自己焦愁恼闷,饮食减少……
韩人因此气恼烦闷而一目失明,即使如此,他仍然拼尽死力经营生意;可叹在“权力经济”的威势面前,最终只能落得更加悲惨的结果:
又闻知瓜洲南米到了极多,价贱利重。因此不候痊愈,就到瓜洲买了一船米,贩到扬州卖。不意船到扬子桥,河路涌跻,被一漕船上篙捣着米船,将船戳漏,米被水浸,急忙另雇一船,呼人挑运过船,已是许多水入船,坏去米三十余石,每石不得半价,人尚憎嫌不要。韩人气填胸膈,不由不焦愁气恼。漕船是奉上行运粮的,谁敢控诉?无极奈何,只得隐忍而归,形容顿变,饮食减少,只是昼夜叹气。才四五日,腰上忽起一发背大疽,……
脓血淋漓,日夜叫喊,竟至命绝,寿止四十二岁!(清·石成金著:《通天乐》)
韩人从勤勉经商、积累有成到破产殒命的过程,最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在统治权力及经济体制面前,居于何等备受威压欺凌的地位,以及这种法权地位是如何死死地锁定了民营工商业的悲剧宿命。
总之,以不计其数的这类事例为背景,我们对于老舍先生名剧《茶馆》中秦二爷的艺术形象,不是可以有更具历史感的理解吗?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决不仅仅是财富欲望扩张的结果。
因为财富欲望在包括清代皇权中国的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更根本的条件,是以清教伦理为契机的“价值体系理性化”,即人们出于担当上帝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彰显上帝荣耀的空前自觉,从而砥砺自己的生活、勤勉地积累财富,由此实现了在经济领域中的成功,并最终使无数个人的经济奋斗,汇集成为一种自由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
韦伯还指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向的那些制度之中,以“清朝官员”为代表的中国皇权制度是典型之一,这些权力阶层代表了一种堕落的贪欲,“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所以在韦伯看来,这种非理性欲望驱动之下对财富的竭力追求和恣意挥霍,根本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
韦伯上述思路(简称“韦伯命题”)是今天制度经济学经常引述的理论范式。不过我们中国人理解西方“清教伦理”难免有些隔膜陌生,所以还是举几个我们身边的实例来做说明。
“权门商人”万通对“韦伯命题”的反衬
笔者所以经常举出许多具体的实物图例来说明制度学问题,乃是因为这些实物印证之功的深刻有力实在让人惊叹。比如本文的图例就分别说明了中国制度环境下“韦伯命题”的两个侧面。
图1所示万通墓中出土的这批宫廷金器,不仅显示了当时最高权势阶层的极端奢靡,而且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介绍:万通出身商贾,是深得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恩宠的万贵妃之弟,他成为贵戚之后更竭力在全国各地扩张贸易,其家人徐达也因为深通经商之道而大得万通赏识,被授予“百户”的官职并世袭不替。万通死时两个儿子分别是两岁和四岁,都被授予官爵;连徐达都被擢升至四品(与知府的品秩相同)、任指挥佥事,官位和爵禄依旧世袭。深荷恩宠的徐达当然以加倍的规模牟取“权力经济”的利益,他曾向朱见深奏请、并立刻获准运销淮盐3万引(600万斤)的特权,其垄断经营规模之大、攫得暴利之惊人可见一斑。
又据《明史》记载,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批最令朝野切齿的宦官首领和特务头子,如钱能、汪直、梁芳等等,都是争着通过讨好万贵妃一家而经营自己的权势、并借机大肆中饱私囊,结果是“苛敛民财,倾竭府库”,“糜费无算”。由于当时朝野人物竞相通过此道而发达显贵,于是北京城里的群起效仿使得这场行贿拍马的竞赛热闹无比,社会风气也因此“竞尚侈靡,僭拟无度”!
显而易见,如此制度法则之下,万通、西门庆、薛璠等历代“权门商人”经济规模的大肆扩张、显赫富贵到“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地步,非但不可能促使新经济形态的产生,相反却总是一次又一次成为巨大社会灾难的前奏。
平民商人韩人的悲剧
我们知道,中国从来不缺乏如韦伯所称道的“清教伦理”式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比如明末清初《豆棚闲话》一书中描述徽州商人长期克己勤俭,一心积攒钱财:“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商人汪华)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馀年,刻苦艰辛,也就积趱了数千两本钱。”同样,中国商人阶层也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利润的欲望,比如《拍案惊奇》里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描写一些致力于风险投资的商人,虽屡经巨大的挫折,但最终“顽铁生辉”,成为巨富的故事。
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促成新经济形态”的制度路径呢?
为了看破这中西异路的原因,再讲个康熙年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故事:
当时扬州有位名叫韩人的商人,他不仅悉心经商,“每日打探各处柴米价值,某处价贱,即往买来发卖。某处价贵,即改往贱处贩卖”,而且缩衣节食、勤俭成性,从来不肯浪费一文钱,结果“空手未曾十年,创业家赀约有千金”。后来韩人又看准市场变化的机会做红草生意,于是更加发达:
(红草)每千束本银不过七八两,盘运至扬(州),即卖至十五六两,除去船赀杂用,每千(束)竟有四五两之得。韩人大喜,整齐本银,用两只大船,往来装贩多次,果然大得重利。
没想到不久以后,官府强行用极低价格买断红草(关于为何商品价格不能由市场、而只能由官府来决定,详见作者在《一则小故事背后的大问题》中的介绍,本刊今年第7期),于是韩人立刻从“大得重利”跌落到破产的边缘:
奉总河大老爷宪行,立等要红草打坝,着令江都县将一切草船封贮,运送河塘,候领官价。韩人心急如火,暴躁如雷,无极奈何。忍着性气,只得随至河官委员处候领草价,十分不得五分。又用去盘缠杂费,亏折三十余两,自己焦愁恼闷,饮食减少……
韩人因此气恼烦闷而一目失明,即使如此,他仍然拼尽死力经营生意;可叹在“权力经济”的威势面前,最终只能落得更加悲惨的结果:
又闻知瓜洲南米到了极多,价贱利重。因此不候痊愈,就到瓜洲买了一船米,贩到扬州卖。不意船到扬子桥,河路涌跻,被一漕船上篙捣着米船,将船戳漏,米被水浸,急忙另雇一船,呼人挑运过船,已是许多水入船,坏去米三十余石,每石不得半价,人尚憎嫌不要。韩人气填胸膈,不由不焦愁气恼。漕船是奉上行运粮的,谁敢控诉?无极奈何,只得隐忍而归,形容顿变,饮食减少,只是昼夜叹气。才四五日,腰上忽起一发背大疽,……
脓血淋漓,日夜叫喊,竟至命绝,寿止四十二岁!(清·石成金著:《通天乐》)
韩人从勤勉经商、积累有成到破产殒命的过程,最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在统治权力及经济体制面前,居于何等备受威压欺凌的地位,以及这种法权地位是如何死死地锁定了民营工商业的悲剧宿命。
总之,以不计其数的这类事例为背景,我们对于老舍先生名剧《茶馆》中秦二爷的艺术形象,不是可以有更具历史感的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