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母亲弥留之际，总说饿，想吃东西，但吃什么吐什么，最后输液都输不进了，父亲才告诉她得的是癌症。我至今无法描述当时母亲的眼神。此前，无论病魔怎么折磨她，她都认为身体会好回来。她一生好强，自认没有跨不过的坎，再苦都捱得过。那年母亲才40岁，生活刚有起色，大儿子快要成人，就要彻底离去。多么不舍！多么残酷！
　　母亲出生在一個叫桃溪的平原村庄。桃溪乡不是桃花源，几岁时她和舅舅就先后被送人，来到一个叫草尾的山脚乡。山脚乡的生活艰苦粗粝，母亲书读不到一年——按母亲说，读书是荫风软日的生活，轮不到她，风吹日晒雨打霜寒才是生活本色。母亲干活是把好手，她六七岁时家里养的母猪生了猪崽，一窝猪的猪食她一个人干完。后来母亲手脚麻利、伶牙俐齿，上山割草担柴，下田种作，饲猪养鸡，绣花补裤，家务活、农活、针线活全能，应该得益于幼时的“童子功”。
　　上世纪80年代的潮汕农村，住房是个大问题。我家从爷爷的大家庭开枝散叶分出来后，和当时村里很多小家庭一样，没有住房，只能东迁西就，辗转低头于他人屋檐之下。建房成了家庭头等大事。大概有五六年，父亲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母亲担柴绣花的外快，都源源不断地花在建房上。
　　我小学毕业那年，两间平房终于建成，敞亮、高阔，搬进去的时候比现在乔迁珠江新城还幸福。也就是房子全部建成那年，春节父亲回家探亲，我们住新房，全家团聚，宴请亲戚，扬眉吐气。就在大家有说有笑的时候，母亲忽然淡淡地说，吃饭有时梗梗地，几个月来都这样。几日后到汕头市医院一查，顿时晴天霹雳……无论家人还是邻居，都无法接受事实，觉得生活不能这样作弄人。
　　此后经年，我家没有笑声。父亲突然长出很多白发，哥哥从此不再跟我打架，我也不再欺负弟弟，左邻右舍、村里老人都在慨叹母亲“命真苦！”这三个字成了对母亲的“盖棺定论”，几十年了，乡里乡亲每次和我提起母亲，都这么说。
　　母亲一生有两个愿望，一是能住上有厅有堂的“下山虎”或“四点金”（潮汕民间大宅），这是当时农村大户人家的标配；二是三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赚国家食”（即吃公粮），这是农村人的跳龙门。我父亲、她的丈夫，就是赚国家食的，这是母亲最值得骄傲的资本。
　　对应两个愿望，母亲有两个特别，特别吃苦耐劳、特别严厉。曾经有一段时间，母亲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天未光上山担柴，一百斤一元工钱，上午连下午带饭篮在田里劳作挣工分，天黑了在家里点上煤油灯绣花，赚点外快。她自己勤快，绝不允许我们兄弟学懒，家务要干自不用说，上山下田也必须跟着。我和哥哥成绩好，不是聪明，而是怕苦，读书能躲避体力劳动，但遇到农忙季节，就是作业也抵挡不了农活。
　　遗憾的是，母亲走的时候，她的愿望无一实现。那年大哥才上高三，家里只建了两间平房，有厅有堂的“下山虎”才刚刚拿了地，还只是家庭的下一个“五年计划”。
　　如今，家乡那两间母亲耗尽一生建起的平房，已青苔上墙。我们兄弟仨回到老家，住在那座母亲生前念兹在兹的下山虎，总有去平房看看的冲动，尤其是接近母亲忌日的冬月，心情总是沉重，天气特别凄寒。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不就是一座房子嘛，用得着那么付出，那么拼命，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建两间平房，家里吃了五六年咸菜根，一切为建房让路，至于衣食，真的是以蔽体果腹为目标。我读一年级时，有一天穿的裤子实在蔽不了体，老师还批评了。也许，没有从小就住在逼仄蜗居甚至连住蜗居都不得的生活经历的人，无法理解母亲那种改善居住的强烈愿望和为此不计一切的勇往直前。后来拿地准备建“下山虎”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们都劝她别拼命了，换来的却是一顿呵斥：“没有大厅大堂，办大事都没地方，你们将来连老婆都讨不到。”在她看来，房子不仅是用来住的，更关乎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未来。至于为此要遭受的劳累困苦，她不在乎：“力（潮汕方言，指勤力）是不会死人的。”
　　她可能没听说过积劳可以成疾，更没有想到的是，如果生命没有了，其他还有意义吗？尤其是在人生四十的时候。
　　母亲名叫凤卿，在户籍中姓洪，她的坟碑石却刻着“周氏”。她出生地桃溪，那个不是桃花源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姓周。
　　洪凤卿（1949-1987），广东汕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