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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后至石油危机前，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研究及展望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87—05
国外关于美国战后石油外交政策史的研究十分丰富，来源庞杂。这一研究课题涉及外交政策史、石油工业发展史及美国国内石油政策史等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本文试图对国外(主要是美国)战后以来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的情况从概念界定、视角分析、主要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评析，以期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一、关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概念界定
1．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内涵界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很难完整给予“石油外交”一个准确的定义。作为经济外交活动的一个分支，“石油外交”的概念和经济外交一样是比较含糊的。山本满在日本第一部有关经济外交的专著《日本经济外交——其轨迹与转折点》中认为：“经济外交”一词由于“外交”一词使用上的混乱而变得模糊不清，“经济外交仅仅是各种外交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它与“资源外交”“环境外交”“通货外交”一样，“并没有特别的含义”。而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活动交往的频繁，经济外交一词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并为多数国内外政府和研究者所认同。国内许多学者对经济外交概念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周永生提出：“所谓经济外交，包含两个实质性的内容：其一，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其二，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本组织)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笔者认为石油外交是可以借用类似的方法来界定的，简言之，石油外交就是指政府以石油利益为目的或以石油经济为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
2．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外延分析
因为美国的对外石油政策既是国家石油政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美国与石油生产、消费国外交的一部分，使得有关的研究资料的来源十分的零散和不连贯。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研究，学者们根据其学术的侧重点将不同的具体研究领域作了联系，苏沙纳·克莱波诺夫的“中东石油与美国外交政策”、爱德华·w·切斯特的“美国石油政策与外交”、埃德·沙弗的“美国与其对世界石油的控制”、汉斯·布尔伯格的“美国国际石油政策”，还有大多数学者采用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概念，对战后美国石油对外政策范围的界定反映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研究作品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领域交叉的特点。许多学者也看到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这种复杂和不确定性，爱德华·w·切斯特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成了三类，“一类是数以千计的关于石油工业各个方面的文章；另外一类是在不同阶段的美国外交关系的研究中简短的对石油问题的涉及；最后一类就是相当少量的关于美国海外石油运作的著作了”。
二、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的视角和评价
对美国石油外交政策概念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政策运行所在的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对外石油政策与国家在冷战中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美国战后政策制定者连贯的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它又与美国石油工业海外运作合二而一，美国跨国石油公司与政府政策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民用资源，石油外交政策也不能不与美国国内的石油、能源政策的制订息息相关，从而与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就形成了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研究中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角度。虽然这两者的研究对象、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方面的研究视角都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美国制订石油对外政策的动机、手段与实施过程。
1．外交政策史研究则多采用传统的对美国政府历史档案、外交文件、国会记录及安全档案文献的引用和编纂，如实地记录和反映相对较短时期内美国政府有关石油问题的对外政策制订的背景及演变过程，注重个案研究。
关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在美国中东外交中的地位，大多数外交史学者的观点认为，除了对美国同盟繁荣与安全的重要性以外，中东石油在美国市场上是不起什么政治或经济作用的。然而，中东地区本身对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苏联威胁当作一个主要在中东竞争的力量代替了过去所有的石油政策成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内容。威廉姆·史蒂文斯也认为，战后的美国与欧洲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中，只有通过依靠英国的残余力量、中东的附庸国和美国直接军事存在的战略计划才可以维持中东现状，实现美国权力支配下的相对稳定，而不单纯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米切尔·A·帕莫同样认为战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确认识到了石油的战略价值，但石油与中东所具有的关键战略地位来说，始终是第二位的，而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些学者则从政府与公司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道格拉斯·利特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所具有的共生关系，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在既维护公司的利润同时保持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还能够通过援助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影响，因此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斯蒂芬·兰德尔则认为美国在二战中和战后初期追求了一个持续的具有战略安全和经济力量双重目标的石油政策，既非国家也非石油公司控制了国际石油政策。戴维·S·佩特认为，是主导美国经济生活的大石油公司和新政后联邦政府权力的加强，奠定了美国石油世纪的基础。政府中私人经济利益的代表帮助，确保战后的政治将是在商业和政府之间合作的关系而胜过由国家指导的事务。观点的不同反映了从美国与中东外交关系和政府与企业关系两方面研究石油外交结论的分歧，同时也凸显出两方面结合研究对于全面认识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
2．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这一研究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更注重对在国际体系的大背景、长时期下研究其中政治与经济因素相交叉的政策行为，侧重其宏观的结构变化过程。
在这一研究视角中，美国石油外交政策被纳入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框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其初版于1984年的《霸权之后》一书中，肯定地表示了美国政府从战后初期在世界石油领域就曾经试图建立其制度霸权构想的观点，他认为“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从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不但努力在金融和贸易领域，而且在石油领域也寻求建立正式的国际机制”。弗兰克对这一机制的目标提出的看法是：“依赖跨国公司通过多种手段稳定和控制石油价格，解决关于石油问题的争端，化解世界石油市场的政治经济危机是美国主导世界石油工业的一项重大任 务。”斯维特·卡尔松正是在这种理论支持下，将石油政治与经济放在并重的地位，从美国战后世界石油霸权兴衰的角度考察了国际石油市场的经济秩序与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把战后美国石油的海外扩展分成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是美国石油工业对世界的挑战期，到50年代末美国建立了其在国际石油政治经济上的霸权，但在1955年后到石油危机前的18年中，由于美国政府实行的强制进口计划政策而使美国的石油霸权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苏沙纳则特别分析了石油市场经济在整个世界政治环境下的状态，强调在冷战战略主导下，美国的中东石油政策对国际石油贸易所造成的限制性影响。苏沙纳将石油经济作为美国实行海外霸权和冷战对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着重强调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目标的政治利益性。
可见，以上研究一个视角从纵向追溯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美国政府单方面的政策史；另一视角则横向地揭示出了政策实施所面对的时间和空间的多维性，体现了石油外交关系的形成是美国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的过程。
三、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关于政府与公司关系的争论
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政策的制订和发展，政治性与经济性的交织贯穿了整个外交政策的历史。经济运行中，政府和市场何者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的思想、政治交锋的永恒主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学各种流派的争论，美国学术界在界定政府与市场在美国对外石油活动中的复杂关系及作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1．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主导地住，美国政府应该竭力干涉其海外石油公司与生产、消费国间的关系，通过相关政策法令的颁布来限制和引导石油公司按照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运行。
弗兰克就提出，政府对国际石油工业进行干涉会有利于美国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采取颁布法令等措施，对石油公司进行干涉，削弱石油公司与OPEC组织间的依赖关系，促使OPEC组织解体，丧失主宰世界石油生产市场能力，从而恢复美国对世界石油的霸权地位的建议。
迈克尔·斯托弗认为：“石油工业的领导人与政府领导人之间关于美国海外石油政策的取向都各持己见，将这些观点付诸行动的努力导致两个团体之间尖锐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一直从新政持续到战争期间，构成了石油对外政策制订的动力。”
1984年，理查德·维尔特专题对战后联邦政府和石油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政府与企业间分配石油经济产品的方法在两个极端间调整：一个是市场机制，一个是集中的行政管理。”而“政府对能源企业的干涉一直以来就是最普通的事件”，而正是政府与企业二者间目标的不一致性，而政府对企业干涉的失败，“使得企业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国家长期利益做出牺牲，才使美国陷入了能源危机的泥潭之中”。在切斯特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中，他否定了政府过度受企业利益左右的思想，对“政府是被石油巨头所主宰的论断表示怀疑”，但同时表达了“民主和共和党的政府在许多情况下，不仅通过外交代表方式，而且是通过制裁甚至军事力量示威，力图保护美国海外石油公司的地位的”认识。
2．多数学者侧重政府与企业在海外石油运作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关于政府与企业双方以“法团主义”合作关系的方式运作的认识也广泛地存在于许多学者的著述中。
1976年，哈尔福德·L·霍斯金斯在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东石油》一书中指出了二者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微妙关系：“美国中东政策不能脱离于其私人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而私人投资又不依赖于政府决策。因此，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公共政府政策与私人公司活动间的互动。”
对于法团合作的最终结果，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战后初期美国公共与私人部分在石油工业上是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位置的。美国政府在二战中后期石油政策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内工业“法团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但是通过实行一系列并未成功的、目的在于保证石油从中东源源不断地流到国际石油公司手中的措施后，政府不再是私人利益的工具，有了其自身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被迫一步步地为国际石油公司强大的权力所控制。2002年约瑟夫·A·普拉特特别指出：“战后初期成立的国家石油委员会，正是脱胎于二战期间石油工业和联邦政府之问的紧密的合作。”说明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深刻地影响到战后美国石油政策的运行。
关于这一合作形成的原因，利维做出了恰当的解释，他一方面强调：“美国政府试图尽量不干涉其海外石油公司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与生产、消费国之间的正常的自由供求关系，力图维持和保证给其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在强调政府为企业提供环境的同时，认为政府必须“说服企业为了政府在运行中的利益——从长期来看，也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而遵守特定的政策和程序”。戴维·S·佩特则指出，美国这个“软弱和分裂的国家受到来自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对抗，导致了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对外石油关系中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存在于政府与商业之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美国经济中增长的社团主导倾向和国家的自由民主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市场与公司的权限问题，更是作为美国自建国以来政策制定中就不断争论的焦点长期存在着，并且几乎渗透在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利益冲突之中。在制订美国政府的海外石油政策问题上，这一争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将继续是经济外交史学者研究中持续的重心之一。
四、关于国内影响的讨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不得不结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考虑多种问题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美国、西欧、苏联及中东国家各国在石油生产、贸易和消费问题上联系的渠道广泛，每一种渠道，都促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多样。基欧汉认为：“美国在石油政治中的霸权……有摆脱不掉的阴影，即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界的政治影响问题，其中某些石油公司反对战后初期的英美石油协定，这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发挥霸权作用的主要阻碍力量。衰落的种子甚至在美国实力如此之高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美国的石油政策的特殊性使其从最初制订，就从不属于一个单纯的国内政策范围，国内与国外经济政策不再能够截然分开，美国国内的石油政策的实施，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石油市场。
关于国内矛盾斗争的双方，主要表现为几方面的认识。勃·弗·拉奇科夫分析是：“美国五家最大的石油垄断组织，加速了石油进口步伐和石油进口量，触犯了那些只在美国本国范围内活动的石油利益，也触犯了美国煤炭工业的利益。以石油垄断组织为一方，以只在美国国内 活动的石油工业家和煤炭工业家为另一方，围绕美国进口燃料的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而且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若干方面，从过去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起着明显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贝雷比指出了来自于美国政府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歧，“华盛顿历来是支持各个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活动的，但联邦政府也历来保护国家石油工业，联邦政府对主要的多国公司在国内的活动则始终是不满的”。在美国国内关于石油政策的众多复杂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中，来自于“石油工业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独立公司与大公司之间尖锐的分歧”是另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争论，“自5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中的独立石油公司兴起以来，大大地削弱了跨国公司在石油市场中的主宰地位，使得石油工业市场的每个环节都产生了竞争和降低油价的压力”，美国国内不同州对石油利益的不同态度，也使得“美国的石油政策是那么明显地前后不一致”。
美国战后石油政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原油强制进口配额计划政策，就是在这种来自众多压力与矛盾的环境下出台的，实行这一政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为了减少对不稳定的外部世界石油的依赖，尤其是中东地区石油；二是防止来自外国的廉价的石油使国内油价下跌，从而对国内石油生产者造成冲击。爱德华·w·切斯特在详尽地分析和引证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实行的“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背后行政机构与国会中来自不同的石油生产州和消费州的政治力量间的利益纷争之后，表示这种相当保守的石油进口计划在保护美国安全的名义下，实质上是国内不同政治经济力量角逐的结果，“关于限制石油进口的管制计划的法律依据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争论持续分裂着国家”。这一政策的制订和运行过程伴随着众多关于海外石油进口是否会损害国家安全的争论。对于美国国内关于石油外交政策制定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势，贝雷比评论说，“不能说美国实行的是单一的石油政策，而应该说是实行了各种不同的、互相矛盾对立的石油政策”。正是国内力量对石油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几乎所有文章都认为这种极端的进口管制计划是最终酿成石油体制崩溃的一个主要诱因。
国内力量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干扰了战后初期美国在海外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国际石油多边机制的企图，而且使美国对海外石油的生产、贸易和供应发挥的影响作用也大打折扣。关于国内力量的影响方面，加之国内投身于石油生产和销售的私人企业反托拉斯的呼声长期影响着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这种政策中内在的矛盾无疑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石油体制的稳定性，最终造成了体系在70年代初石油危机中的崩溃。
五、战后美国石油外交历史的研究前沿及展望
总起来说，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的研究，首先，从外交史研究角度来看，自90年代尤其是近期以来，由于史料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进步，研究中能够运用新开放的外交文件、解密的国家档案等原始材料，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背景、过程的理解会更加深入，2004年威廉姆·恩格达所著的《一个世纪的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秩序》一书就从新史料中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石油政策外交史内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新的史料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能够从更为具体的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政府决策的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与解剖，无疑十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还原美国石油外交的历史。2002年出版的由石油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作序的《市场的声音——国家石油委员会的历史》一书就充分反映了目前国外学术界有关美国国家石油历史的研究动态，而且为学者提供了新的档案文献，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其次，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经济思潮从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向放任的保守主义的转向后，加之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兴起，石油经济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著述，大量地从制度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政府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对冷战时期的经济外交历史进行反思与研究。加之研究者更多结合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了多元化、阶段性和个案分析的研究趋向。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从多维视角立体地观察对外石油关系的历史。
此外，罗格·M·奥林对文化、意识形态与石油工业间关系的研究，将石油外交问题放在与其他历史因素互动的背景下进行，也大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的视野。可见，史料的新发展、理论的新进步和研究方法、对象的多元化，将是石油经济外交史研究新的前沿和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李若晶(1974—)女，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87—05
国外关于美国战后石油外交政策史的研究十分丰富，来源庞杂。这一研究课题涉及外交政策史、石油工业发展史及美国国内石油政策史等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本文试图对国外(主要是美国)战后以来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的情况从概念界定、视角分析、主要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评析，以期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一、关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概念界定
1．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内涵界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很难完整给予“石油外交”一个准确的定义。作为经济外交活动的一个分支，“石油外交”的概念和经济外交一样是比较含糊的。山本满在日本第一部有关经济外交的专著《日本经济外交——其轨迹与转折点》中认为：“经济外交”一词由于“外交”一词使用上的混乱而变得模糊不清，“经济外交仅仅是各种外交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它与“资源外交”“环境外交”“通货外交”一样，“并没有特别的含义”。而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活动交往的频繁，经济外交一词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并为多数国内外政府和研究者所认同。国内许多学者对经济外交概念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周永生提出：“所谓经济外交，包含两个实质性的内容：其一，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其二，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本组织)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笔者认为石油外交是可以借用类似的方法来界定的，简言之，石油外交就是指政府以石油利益为目的或以石油经济为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
2．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外延分析
因为美国的对外石油政策既是国家石油政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美国与石油生产、消费国外交的一部分，使得有关的研究资料的来源十分的零散和不连贯。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研究，学者们根据其学术的侧重点将不同的具体研究领域作了联系，苏沙纳·克莱波诺夫的“中东石油与美国外交政策”、爱德华·w·切斯特的“美国石油政策与外交”、埃德·沙弗的“美国与其对世界石油的控制”、汉斯·布尔伯格的“美国国际石油政策”，还有大多数学者采用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概念，对战后美国石油对外政策范围的界定反映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研究作品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领域交叉的特点。许多学者也看到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这种复杂和不确定性，爱德华·w·切斯特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成了三类，“一类是数以千计的关于石油工业各个方面的文章；另外一类是在不同阶段的美国外交关系的研究中简短的对石油问题的涉及；最后一类就是相当少量的关于美国海外石油运作的著作了”。
二、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的视角和评价
对美国石油外交政策概念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政策运行所在的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对外石油政策与国家在冷战中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美国战后政策制定者连贯的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它又与美国石油工业海外运作合二而一，美国跨国石油公司与政府政策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民用资源，石油外交政策也不能不与美国国内的石油、能源政策的制订息息相关，从而与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就形成了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研究中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角度。虽然这两者的研究对象、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方面的研究视角都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美国制订石油对外政策的动机、手段与实施过程。
1．外交政策史研究则多采用传统的对美国政府历史档案、外交文件、国会记录及安全档案文献的引用和编纂，如实地记录和反映相对较短时期内美国政府有关石油问题的对外政策制订的背景及演变过程，注重个案研究。
关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在美国中东外交中的地位，大多数外交史学者的观点认为，除了对美国同盟繁荣与安全的重要性以外，中东石油在美国市场上是不起什么政治或经济作用的。然而，中东地区本身对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苏联威胁当作一个主要在中东竞争的力量代替了过去所有的石油政策成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内容。威廉姆·史蒂文斯也认为，战后的美国与欧洲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中，只有通过依靠英国的残余力量、中东的附庸国和美国直接军事存在的战略计划才可以维持中东现状，实现美国权力支配下的相对稳定，而不单纯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米切尔·A·帕莫同样认为战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确认识到了石油的战略价值，但石油与中东所具有的关键战略地位来说，始终是第二位的，而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些学者则从政府与公司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道格拉斯·利特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所具有的共生关系，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在既维护公司的利润同时保持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还能够通过援助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影响，因此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斯蒂芬·兰德尔则认为美国在二战中和战后初期追求了一个持续的具有战略安全和经济力量双重目标的石油政策，既非国家也非石油公司控制了国际石油政策。戴维·S·佩特认为，是主导美国经济生活的大石油公司和新政后联邦政府权力的加强，奠定了美国石油世纪的基础。政府中私人经济利益的代表帮助，确保战后的政治将是在商业和政府之间合作的关系而胜过由国家指导的事务。观点的不同反映了从美国与中东外交关系和政府与企业关系两方面研究石油外交结论的分歧，同时也凸显出两方面结合研究对于全面认识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
2．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这一研究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更注重对在国际体系的大背景、长时期下研究其中政治与经济因素相交叉的政策行为，侧重其宏观的结构变化过程。
在这一研究视角中，美国石油外交政策被纳入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框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其初版于1984年的《霸权之后》一书中，肯定地表示了美国政府从战后初期在世界石油领域就曾经试图建立其制度霸权构想的观点，他认为“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从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不但努力在金融和贸易领域，而且在石油领域也寻求建立正式的国际机制”。弗兰克对这一机制的目标提出的看法是：“依赖跨国公司通过多种手段稳定和控制石油价格，解决关于石油问题的争端，化解世界石油市场的政治经济危机是美国主导世界石油工业的一项重大任 务。”斯维特·卡尔松正是在这种理论支持下，将石油政治与经济放在并重的地位，从美国战后世界石油霸权兴衰的角度考察了国际石油市场的经济秩序与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把战后美国石油的海外扩展分成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是美国石油工业对世界的挑战期，到50年代末美国建立了其在国际石油政治经济上的霸权，但在1955年后到石油危机前的18年中，由于美国政府实行的强制进口计划政策而使美国的石油霸权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苏沙纳则特别分析了石油市场经济在整个世界政治环境下的状态，强调在冷战战略主导下，美国的中东石油政策对国际石油贸易所造成的限制性影响。苏沙纳将石油经济作为美国实行海外霸权和冷战对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着重强调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目标的政治利益性。
可见，以上研究一个视角从纵向追溯了美国石油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美国政府单方面的政策史；另一视角则横向地揭示出了政策实施所面对的时间和空间的多维性，体现了石油外交关系的形成是美国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的过程。
三、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关于政府与公司关系的争论
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政策的制订和发展，政治性与经济性的交织贯穿了整个外交政策的历史。经济运行中，政府和市场何者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的思想、政治交锋的永恒主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学各种流派的争论，美国学术界在界定政府与市场在美国对外石油活动中的复杂关系及作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1．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主导地住，美国政府应该竭力干涉其海外石油公司与生产、消费国间的关系，通过相关政策法令的颁布来限制和引导石油公司按照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运行。
弗兰克就提出，政府对国际石油工业进行干涉会有利于美国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采取颁布法令等措施，对石油公司进行干涉，削弱石油公司与OPEC组织间的依赖关系，促使OPEC组织解体，丧失主宰世界石油生产市场能力，从而恢复美国对世界石油的霸权地位的建议。
迈克尔·斯托弗认为：“石油工业的领导人与政府领导人之间关于美国海外石油政策的取向都各持己见，将这些观点付诸行动的努力导致两个团体之间尖锐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一直从新政持续到战争期间，构成了石油对外政策制订的动力。”
1984年，理查德·维尔特专题对战后联邦政府和石油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政府与企业间分配石油经济产品的方法在两个极端间调整：一个是市场机制，一个是集中的行政管理。”而“政府对能源企业的干涉一直以来就是最普通的事件”，而正是政府与企业二者间目标的不一致性，而政府对企业干涉的失败，“使得企业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国家长期利益做出牺牲，才使美国陷入了能源危机的泥潭之中”。在切斯特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中，他否定了政府过度受企业利益左右的思想，对“政府是被石油巨头所主宰的论断表示怀疑”，但同时表达了“民主和共和党的政府在许多情况下，不仅通过外交代表方式，而且是通过制裁甚至军事力量示威，力图保护美国海外石油公司的地位的”认识。
2．多数学者侧重政府与企业在海外石油运作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关于政府与企业双方以“法团主义”合作关系的方式运作的认识也广泛地存在于许多学者的著述中。
1976年，哈尔福德·L·霍斯金斯在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东石油》一书中指出了二者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微妙关系：“美国中东政策不能脱离于其私人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而私人投资又不依赖于政府决策。因此，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公共政府政策与私人公司活动间的互动。”
对于法团合作的最终结果，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战后初期美国公共与私人部分在石油工业上是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位置的。美国政府在二战中后期石油政策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内工业“法团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但是通过实行一系列并未成功的、目的在于保证石油从中东源源不断地流到国际石油公司手中的措施后，政府不再是私人利益的工具，有了其自身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被迫一步步地为国际石油公司强大的权力所控制。2002年约瑟夫·A·普拉特特别指出：“战后初期成立的国家石油委员会，正是脱胎于二战期间石油工业和联邦政府之问的紧密的合作。”说明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深刻地影响到战后美国石油政策的运行。
关于这一合作形成的原因，利维做出了恰当的解释，他一方面强调：“美国政府试图尽量不干涉其海外石油公司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与生产、消费国之间的正常的自由供求关系，力图维持和保证给其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在强调政府为企业提供环境的同时，认为政府必须“说服企业为了政府在运行中的利益——从长期来看，也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而遵守特定的政策和程序”。戴维·S·佩特则指出，美国这个“软弱和分裂的国家受到来自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对抗，导致了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对外石油关系中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存在于政府与商业之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美国经济中增长的社团主导倾向和国家的自由民主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市场与公司的权限问题，更是作为美国自建国以来政策制定中就不断争论的焦点长期存在着，并且几乎渗透在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利益冲突之中。在制订美国政府的海外石油政策问题上，这一争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将继续是经济外交史学者研究中持续的重心之一。
四、关于国内影响的讨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不得不结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考虑多种问题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美国、西欧、苏联及中东国家各国在石油生产、贸易和消费问题上联系的渠道广泛，每一种渠道，都促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多样。基欧汉认为：“美国在石油政治中的霸权……有摆脱不掉的阴影，即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界的政治影响问题，其中某些石油公司反对战后初期的英美石油协定，这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发挥霸权作用的主要阻碍力量。衰落的种子甚至在美国实力如此之高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美国的石油政策的特殊性使其从最初制订，就从不属于一个单纯的国内政策范围，国内与国外经济政策不再能够截然分开，美国国内的石油政策的实施，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石油市场。
关于国内矛盾斗争的双方，主要表现为几方面的认识。勃·弗·拉奇科夫分析是：“美国五家最大的石油垄断组织，加速了石油进口步伐和石油进口量，触犯了那些只在美国本国范围内活动的石油利益，也触犯了美国煤炭工业的利益。以石油垄断组织为一方，以只在美国国内 活动的石油工业家和煤炭工业家为另一方，围绕美国进口燃料的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而且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若干方面，从过去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起着明显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贝雷比指出了来自于美国政府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歧，“华盛顿历来是支持各个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活动的，但联邦政府也历来保护国家石油工业，联邦政府对主要的多国公司在国内的活动则始终是不满的”。在美国国内关于石油政策的众多复杂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中，来自于“石油工业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独立公司与大公司之间尖锐的分歧”是另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争论，“自5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中的独立石油公司兴起以来，大大地削弱了跨国公司在石油市场中的主宰地位，使得石油工业市场的每个环节都产生了竞争和降低油价的压力”，美国国内不同州对石油利益的不同态度，也使得“美国的石油政策是那么明显地前后不一致”。
美国战后石油政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原油强制进口配额计划政策，就是在这种来自众多压力与矛盾的环境下出台的，实行这一政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为了减少对不稳定的外部世界石油的依赖，尤其是中东地区石油；二是防止来自外国的廉价的石油使国内油价下跌，从而对国内石油生产者造成冲击。爱德华·w·切斯特在详尽地分析和引证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实行的“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背后行政机构与国会中来自不同的石油生产州和消费州的政治力量间的利益纷争之后，表示这种相当保守的石油进口计划在保护美国安全的名义下，实质上是国内不同政治经济力量角逐的结果，“关于限制石油进口的管制计划的法律依据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争论持续分裂着国家”。这一政策的制订和运行过程伴随着众多关于海外石油进口是否会损害国家安全的争论。对于美国国内关于石油外交政策制定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势，贝雷比评论说，“不能说美国实行的是单一的石油政策，而应该说是实行了各种不同的、互相矛盾对立的石油政策”。正是国内力量对石油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几乎所有文章都认为这种极端的进口管制计划是最终酿成石油体制崩溃的一个主要诱因。
国内力量对于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干扰了战后初期美国在海外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国际石油多边机制的企图，而且使美国对海外石油的生产、贸易和供应发挥的影响作用也大打折扣。关于国内力量的影响方面，加之国内投身于石油生产和销售的私人企业反托拉斯的呼声长期影响着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这种政策中内在的矛盾无疑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石油体制的稳定性，最终造成了体系在70年代初石油危机中的崩溃。
五、战后美国石油外交历史的研究前沿及展望
总起来说，战后美国石油外交政策史的研究，首先，从外交史研究角度来看，自90年代尤其是近期以来，由于史料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进步，研究中能够运用新开放的外交文件、解密的国家档案等原始材料，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背景、过程的理解会更加深入，2004年威廉姆·恩格达所著的《一个世纪的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秩序》一书就从新史料中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石油政策外交史内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新的史料结合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能够从更为具体的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政府决策的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与解剖，无疑十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还原美国石油外交的历史。2002年出版的由石油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作序的《市场的声音——国家石油委员会的历史》一书就充分反映了目前国外学术界有关美国国家石油历史的研究动态，而且为学者提供了新的档案文献，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其次，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经济思潮从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向放任的保守主义的转向后，加之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兴起，石油经济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著述，大量地从制度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政府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对冷战时期的经济外交历史进行反思与研究。加之研究者更多结合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了多元化、阶段性和个案分析的研究趋向。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从多维视角立体地观察对外石油关系的历史。
此外，罗格·M·奥林对文化、意识形态与石油工业间关系的研究，将石油外交问题放在与其他历史因素互动的背景下进行，也大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的视野。可见，史料的新发展、理论的新进步和研究方法、对象的多元化，将是石油经济外交史研究新的前沿和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李若晶(1974—)女，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