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贺龙“贺老总”，湖南沅陵人民家喻户晓。1914年至1935年，贺龙曾经多次到沅陵活动，与沅陵人民结下了不解之情，他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沅陵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策反遇险   余芷光保释贺龙
　　1914年秋，贺龙经桑植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身反对袁世凯的民主革命。9月间，贺龙遵照中华革命党的指示，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搞策反工作，组织打倒袁世凯和驱逐其在湖南心腹汤芗铭的武装力量。
　　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与军中不少人结成了拜把兄弟，他要联络这些人，再通过他们进一步联络和发动更多的军人伺机投入“倒袁驱汤”。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贺龙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举义。不料，此事被人泄密，引起了军方的注意，军方逮捕了一些革命党人。贺龙闻讯，只得连夜匆匆离开沅陵返回桑植。
　　当走到沅陵与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交界的地方时，贺龙被一个外号叫“向川老鼠”的土匪拦截扣押。“向川老鼠”真名叫向紫荣，他们一伙驻扎在高峰村熊壁岩一带，经常外出抢劫，老百姓恨之入骨。“向川老鼠”听贺龙说是个商人，以为遇到了“财神爷”，就把贺龙当成“肉票”捉到熊壁岩村贾家大院关了起来。
　　沅陵县府获悉向紫荣驻扎在熊壁岩的情报后，县知事余凤声立即带了120多名军警前往进剿。“向川老鼠”只有20几支土枪，一接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盘踞在贾家大院的土匪被活捉了24人，贺龙也一起被抓了起来。
　　被抓的人个个被五花大绑，多数人低头默不作声，唯独贺龙昂首挺胸，抬眼四望，满不在乎。当天，县知事在熊壁岩村对土匪逐一进行审讯，初审时枪毙了4人。当问到贺龙时，他镇定自若地说：“我是个商人，是被土匪抓来当‘肉票’的，过去根本不认识他们。”
　　审讯过后，贺龙和那帮土匪俘虏被押往沅陵，途中又有4人被枪毙，余下16人被关押在沅陵县署监牢。
　　几天以后，县衙开堂审问。在过堂时，贺龙从贴身的内衣中取出身份证和买卖山羊的证明。土匪们也都供称，以前从不认识贺龙，贺龙是他们在邻近大庸边界抓到的“肥羊”。
　　余凤声看到证明，又见贺龙少年英俊，一表人才，觉得他将来定会大有出息，便要贺龙为他效力。贺龙仇恨官府腐败，加之使命在身，便谢绝了。余凤声心里不悦。
　　经审讯，被抓的余下15名土匪全部被斩首。县警备队也想从贺龙这个“商人”身上捞油水，便故意节外生枝，以来路不明、有通匪之嫌为由，企图敲诈钱财，诬称贺龙通匪，不杀也不予释放，将贺龙继续关押在沅陵县衙的典狱署，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此刻，贺龙在沅陵地区的朋友得到消息后，立即给贺龙的父亲送信。
　　消息传到桑植，贺龙的父亲贺士道急忙带着几个人赶到沅陵营救。贺龙有个堂兄叫贺寿文，与沅陵县督学余芷光是校友，贺寿文得知贺龙被捕后，也赶来沅陵，请余芷光出面帮忙保释。
　　余芷光乃沅陵学界名流，与余凤声是同乡又同姓，两人认做“家门”兄弟，来往甚密。有余芷光出面，加之余凤声惜才，遂以贺龙未成年为由，免于处决。同时，贺龙的亲朋又用钱物打通其他关节，请当地社会名流出面担保，贺龙这才被无罪释放。
　　余凤声又再次邀留贺龙在县署办事，但贺龙仇恨官吏横行，政府腐败，不愿为黑暗统治者卖力，谢绝了余凤声的挽留。此后，他继续按中华革命党的指示，先后去大庸、慈利等县积极活动，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宣传革命宗旨，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驻兵沅陵   贺龙怒砸“国耻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时机已到，遂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声明北伐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们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受命后，派人与湖南当局赵恒惕磋商，向赵说明“假道湘省北伐，决不干涉湖南内政”，并命令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时任第一混成旅旅长的贺龙率所部为先遣队，离黔入湘。
　　贺龙先致电湘西当局，晓以假道北伐大义，随后出兵进入湖南，直趋湘西首府沅陵。贺龙所部沿路秋毫无犯，军纪严明。陈汉洲等一些地方武装纷纷闻风来投，贺龙收编了几支部队，顺利进军，震动湘西。湘西地方实力派人物陈渠珍、田应诏令所部旅长杨永清急电贺龙询问：“此次来沅，宗旨若何？永清等莫测高深，而近查兄之所为，实有令人大惑不解者？”为了消除他们的误解，贺龙再次通电声明：“本军此次假道入湘，早已派人与湘政府接洽，对于湘政无任何用意。现经湘西各县，仍属假道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权毫无侵犯。”由于贺龙在湘西素有威望，又不主动攻击湘西地方武装，致使湘西当局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决，所以，贺龙的部队没有遇到强烈抵抗便顺利地进入了沅陵。
　　当时，贺龙本人住在上南门府坡横街一家门额上题有“璞园”两个楷书大字的砖砌住宅里。其司令部设在位于沅陵城北梧桐山的旧府衙。这里原系清代辰州府署衙门所在地。1902年，府署门外东边建碑亭一座，旁边竖立了一根约十六七米高的木桅杆，碑亭内立有一块因为“辰州教案”设立的高达4米、宽2米、厚0.4米的大石碑。石碑上一面刻着当年发生的“辰州教案”始末和英帝国主义致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慈禧太后惩办辰州文武官将的“上谕”——清政府“永远儆戒”。沅陵的百姓称之为“国耻碑”。
　　所谓“辰州教案”，是1902年两个英国传教士唆使一名寡妇在县城各处水井放毒，制造了一场流行病，当地群众死亡千余人。群众了解了疫病的起源，群情义愤，捉住那个坏女人，捜出了毒品，冲进教堂，将两个英国传教士打死。在英国压力下，清政府将辰州官吏统统革职查办，有的被处决，还逮捕无辜群众300余人，严刑拷打。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把10名群众捆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除了向中国政府勒索1万英镑（折白银8万余两）外，还强迫刻了这块大碑，用以羞辱湘西民众。 　　


　　驻兵沅陵期间，一日贺龙至此，见碑文全是宣扬帝国主义，大肆污蔑中国人民，侮辱我中华民族，保护洋人和英国教会特殊利益之词，极为愤慨。搞清楚了此碑的来历后，他不禁义愤填膺，大声说：“这太可恶！太丑人了！打死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银子，杀了那么多百姓，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那么大的一块碑，好像生怕中国人的脸丢不完一样。”他命令将碑立即砸毁。国人闻讯，无不拍手叫好。
　　挥师北伐   贺龙沅陵赛龙舟
　　1926年春，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出兵北伐。得到这一消息，贺龙非常兴奋。1926 年 4 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讨贼联军”，声称“讨赤讨粤”，举兵三路进攻湖南。叶开鑫在吴佩孚支持下，组织讨赤军攻入长沙，唐生智部撤往湘南。
　　贺龙得悉湖南形势逆转，立即率军赶赴湘西，由铜仁进驻沅陵，占领了沅陵及其周围各县，准备同军阀武装作战。当时湘西一带驻军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民心浮动。贺龙一到沅陵，就张贴“十斩布告”，安定人心。商会等机关团体，燃放鞭炮，欢迎贺龙。
　　这年夏天，辰州沅陵久晴无雨，禾苗枯干，青黄不接，各乡灾民扶老携幼来城乞讨者甚多。贺龙深知民众疾苦，心急如焚。他即出面商请沅陵士绅修承浩、许荫青，县知事梁荣铨和救生局总办唐凤麟、县商会会长丁默庄等人，在县救生局商讨赈济灾民的办法。由于贺龙及时妥善处理，使灾民得以度日，沅陵城乡一片“感激贺将军”之声。
　　5月，广州国民政府应唐生智要求，决定派兵入湘。20 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来湘。24 日，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由广东向湖南郴州进攻;第七军由广西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攻。两路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生智 6 月 2 日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省临时政府省长职务，宣布“讨吴驱叶”，湖南民众掀起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1926年7月16日，奉广州国民政府命令，贺龙在沅陵取消川军番号，向国民政府通电参加北伐，率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旋兼湘西镇守使。贺龙在沅陵召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誓师北伐大会，动员将士为北伐而战斗。消息传出，贺龙的姐姐贺英首先起兵赶走了陈渠珍在桑植的守军，占领桑植县。湘黔边境各路民军武装也竞相奔往沅陵，参加贺龙的部队，使贺龙所部猛增到20个团。
　　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黔军首脑袁祖铭也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了“恳予收容”的请求。广州国民政府派共产党人吴玉章赴四川处理此事。袁祖铭接受了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委任，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实际上，袁祖铭仍在窥测时局变化，处于徘徊不定之中，因此，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留在川黔边境。
　　因为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及其主力部队迟迟不动，对整个北伐军的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贺龙为了促使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便请彭汉章到沅陵，向彭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部愿为前驱。当年在四川作战时，彭汉章就熟知贺龙为人。现在贺龙大义凛然，赤诚相待，因此，尽管彭汉章对袁祖铭态度暧昧心存顾虑，但还是对贺龙的建议表示同意。贺龙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对投靠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将叶部旅长姚继虞请来，晓以利害，使姚旅倒戈，投入了北伐军;又将贺耀祖的参谋长毛炳文请来，要他说服贺耀祖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虽然当时未能使贺耀祖改变态度，却使其军心发生了动摇。
　　贺龙在沅陵期间，为积蓄革命力量，还多次到沅陵辰郡中学、朝阳中学等学校演讲，动员爱国青年学生参加北伐革命战争，并亲自动员沅陵进步人士和知识青年参加北伐行列。
　　时值农历5月端午节，为悼念诗人屈原的爱国精神，鼓舞军民兴师北伐，激发北伐战士奋勇杀敌之力，激奋人们强身卫国之情，贺龙决定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龙舟竞渡活动，并把龙舟赛延期至农历五月二十四日进行。他通知县城附近沿江两岸的红、黄、白各条龙船做好赛前准备，亲自组织了23条龙舟，大赛3天，并解囊资助，资助每条船20块光洋。
　　农历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河滩两岸，人山人海。沅陵城方圆百里的人群都赶来观看龙舟竞赛。中南门河面的一排大驳船上，摆着4张大方桌，周围栏杆上飘着彩旗。船头挂着数十面锦旗，这就是龙舟竞赛的指挥船。贺龙手拿指挥旗，英姿勃勃，坐镇船头，调配着红、白、黄23条龙船在沅水挥桡竞赛。
　　下午，竞赛开始，从南岸沙湾至北岸下南门河边，黄、白、红船按预定计划相继对赛。每次竞赛开始，都得经贺龙点旗，鸣炮三声：一响，双方船尾对齐;二响，桡片齐举;三响，入水开划。赛船由南向北，三比二胜，胜者环游指挥船一周，授予奖旗一面。精彩的场面吸引了数万观众，沅水两岸，一片欢腾。
　　策应长征   贺龙进袭沅陵城
　　1934年10月，贺龙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随后率红二、六军团来湘鄂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省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
　　1934年12月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进袭沅陵。12月7日凌晨，全军将士在村前深溪的岩滩上集合，贺龙满怀信心地站在队伍前，用他浓厚的桑植口音亲自进行战前动员：“攻打沅陵有决心吗？”众将士高声回答“有！”回音震荡山谷。随后，红军沿深溪出枫香坪，经刘家溪上常安山。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常安山时，驻防在常安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退至冷水坡，他们架上机枪疯狂扫射，妄图阻击红军前进。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冲锋，敌人吓破了胆，夹着尾巴逃往城里。贺龙带红二、六军团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连连攻破敌人几处重要据点，兵临沅陵城。 　　沅陵县城坐落在沅江东岸，守城敌军在江西岸鸳鸯山、丁公庙一带构筑了工事，防备红军东进。县城守敌有4个团兵力，见红军主力临近慌忙加固工事，准备粮草和弹药，妄图凭借沅陵城高墙厚，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贺龙站在城外山冈上用望远镜看到城中的一切情况，便命令红四师师长卢冬生首先向鸳鸯山、丁公庙之敌发动猛烈的进攻。鸳鸯山、丁公庙各有敌军2个营防守，他们居高临下拼命地阻击红军的进攻。贺龙见强攻一时拿不下敌人阵地，又派出2支精锐部队从守敌的左翼和右翼对敌军进行偷袭。是役激战通宵，敌退守县城。
　　此后，红军连续3日强攻县城，但由于缺乏攻城大炮，且后续部队未及时跟上，攻城不克。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萧克认为已达到了牵制敌人和策应中央红军通道转兵的目的，遂当机立断主动撤出战斗，回驻常安山。这次战斗共歼灭敌人200余人，红军仅伤亡50多人。
　　1934年12月10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果断地改变战术方针，放弃夺取沅陵城的计划，遂改为沿沅江东下，向桃源、常德方向进军。在途经北溶乡时，火烧国民党省军粮库（张氏九甲宗祠），活捉沅陵第六区区长，继续实行调动敌人兵力的战略意图。
　　随后，红二、六军团发动浯溪河战斗，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红军的湘敌北侧，迫使湘敌分兵反击，从战略上大量牵制敌军。12月24日，红二、六军团牵着湘敌的“鼻子”撤离常、桃地区，26日回师占领慈利县城。至此，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进一步扩大了新的根据地，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部署，震动了正在指挥围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迫其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何键及其所属第十六、第十九、第六十二师由通道之新厂调向沅陵，进攻红二、六军团。此举牵制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约30余万兵力，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力求全歼”的如意算盘，使中央红军成功摆脱湘敌围追堵截到达贵州境内，达到了策应中央红军转战突围的目的，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建立苏区   贺老总领导闹革命
　　1934年12月，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制定通过了《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就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作出了具体安排。沅陵是新的红色根据地的首要开辟地。1934年12月24日，中共永（顺）沅（陵）中心县委正式建立，县委机关设在红四十九团驻扎地的永顺、沅陵枢纽地带石堤溪。同时，还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永（顺）沅（陵）独立营。
　　1935年1月11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报告了战役部署并请示了可能转移的地区。
　　1935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再次进驻沅陵的火场、七甲溪、大窝坪、筒车坪、军大坪、明溪口等地，至此，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沅陵红色区域正式形成。
　　红军主力来到沅陵后，组织打土豪，分粮食。据民国沅陵县政府档案不完全统计，沅陵苏区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打土豪共计702户（人），其中被捉236人，经红二、六军团政治部审查同意，镇压土豪81人。红军通过攻洞夺粮和打土豪，没收光洋约39.12万元、粮食17.79万斤，有效地解救了贫困百姓，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围剿”。
　　在红二、六军团的帮助下，沅陵苏区人民先后组建了火场中村（和尚坪）、下寨、卓溪、干垭等14支游击队，有1000多名游击队员。游击队成立后，协助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带路攻打敌军，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救治伤员、筹集粮饷，补充红军兵源，打土豪，斗劣绅，分浮财，成为湘鄂川黔边沅陵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为了补充兵源，扩大红军队伍，红二、六军团在根据地积极开展扩红运动，吸收苦大仇深的青壮年加入红军队伍。在短短时间里，340余名沅陵优秀儿女高唱着“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跟着贺龙闹革命，脑壳砍了碗大疤”的歌谣参加了红军。
　　红二、六军团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火场、大窝坪、茶溪、七甲溪等2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至1935年9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其中心区域和游击区，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酉阳县境，西北到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县，北到鹤峰太平镇，包括湘西北10余县和黔东特区、鄂川边区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
　　至今，沅陵广泛地区仍流传着“三月里来桃花开，贺龙萧克进村来，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拥护苏维埃”的山歌。
　　当年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贺龙住在火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空闲时，他就帮住户挑水劈柴。一天，这家住户还没收工回家，贺龙就操起斧头劈柴。傍晚房东从地里回家，看到一位红军大哥在门前为他家劈柴，急忙丢下手中的锄头，上前劝阻说：“红军大哥，真是难为您，快歇歇吧！”贺龙回过头来笑着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难为什么呢？”房东仔细端详，这才发现是贺龙，激动而又惊讶地说：“啊呀！贺老总，您是带兵打仗的军长，怎么好让您劈柴啊？”贺龙擦擦汗，笑眯眯地说：“军长就不应该劈柴呀？军长也是老百姓嘛！”说完哈哈大笑。房东十分感动。这一带至今还传颂着一首歌谣：“高山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儿不离水，贺龙和咱心连心。”
　　粉碎“围剿”   贺龙奇兵突破沅江
　　193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经济给养和粮食供应非常困难。遵照中共中央的电令，红二、六军团向南突围，绕道湘中，实行战略转移。贺龙、萧克率部突破澧水，直奔沅水。
　　从11月21日至24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于洞庭溪、小宴溪两处渡过沅水后，在桥梓坪会合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庆仪式，庆祝抢渡沅水成功，全体将士个个笑逐颜开，欢声雷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军团首长紧紧握手，相互拥抱。 　　3天后，国民党十九师李觉部的追兵，在飞机的配合掩护下，追到洞庭溪，向老百姓打听红军的去向。见此情景，当地老百姓不禁好笑地说：“红军渡江，人强马壮，一边走还一边唱歌，雄得很：白军在后面追，抬着大炮，还有飞机配合，腿都走跛了，连红军的影子也没看到。”
　　此后，红二、六军团兵分3路：右路由贺龙率领四师、五师约8000多人、4000多支枪，越过湘黔公路，进入腊塘、牙司溪、肖家冲、李家坪、李家巷、塘冲。四师先头营，向沅陵县城迂回，在枫坨、升子庵一线与敌欧阳烈团稍有接触，敌向县城溃退。红军亦向县城迂回，直抵凉水井，作佯攻县城状。25日该部于塘冲与主力会合。凌晨翻越大坪溪、谢村、马家坪、双合、池坪、李子溪、肖家坳、马家坡、龙岩头，复出湘黔公路，在铺坪、筲箕湾一线宿营，捣毁伪区公所。27日凌晨开拔时，烧毁狗尾铺公路桥梁，避开三角坪、泸溪方面之守敌，绕道至花桥、筲箕湾，进入辰溪的船溪驿。
　　中路由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军团直、红校和六师，约4000余人、2000多支枪，占领湘黔公路楠木铺、来溪桥、芙蓉关、牧马溪、颜家、马底驿、文昌坪一线。另外分出一小支部队从茅坪出发，占领常德湖、双河坪、堆上一线，在楠木铺与主力会合。另一支渡过沅水后由怡溪口进入陈家滩、至大庄坪与主力会合。
　　左路为六军团所属十六师、十七师、军团直约8000多人、4000多支枪，由萧克、王震率领。25日占领湘黔公路要塞官庄，26日越过湘黔公路，经塘虎坪分成两支：一支进入安化县木榴;一支进入安化县湖南坡、马辔市。
　　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沅陵，共经过21个乡镇、116个村，所到之处，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买卖公平，纪律严明，杀恶霸、惩劣绅，打富济贫，给穷苦百姓送粮、送物、送药、送马，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在贺龙和红军的影响下，沅陵人民不惧怕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和恐吓，积极参加红军队伍，积极支援红军长征，协助红军作战，传递情报，给红军过境带路当向导;热情地支持红军生活，送茶送水、协助筹粮、赶制军鞋，救护红军伤员。贺龙与红军和沅陵人民结下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一更月儿上花窗，妹赶军鞋送情郎，白布里子青布面，心里印出脚板样。二更月儿挂上树，妹赶军鞋情意长，鞋索跟着心丝走，钉进妹妹情一腔。三更月儿爬瓦上，飞针走线赶鞋忙，鞋底纳出胡椒眼，鞋头绣个双鼻梁。 四更月儿透寒窗，加层棉花垫底上，行军不怕岩刺脚，夜宿不怕瓦上霜。五更月儿移后窗，妹送军鞋到路旁，快跟红军打天下，快跟贺龙奔北方。”这一曲动人民谣也随着时光在沅陵城乡广为传播。（题图为贺龙元帅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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