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下叙事现场中，有一些被称作“乡土80后”的青年写作者，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隔着万水千山、隔着迥异的人文风俗和地域风情，面目清晰又个性独特。但他们在面对故乡的时候，尽管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却也的确集中呈现出一些共同点：在其笔下，渐渐勾勒出一种溢出现代化视域、自在的乡土社会。比如近年来创作活跃的甫跃辉、郑小驴、马金莲、宋小词，比如这篇短文中要讨论的青年小说家——曹永。初读曹永，是令人惊艳的《捕蛇师》，关于民间一种神秘而罕见的“招蛇术”的讲述，渲染着乡村神秘文化的符号意义和仪式感，展现了贵州边地独特的乡土传奇景观和传统崩塌过程中的世道人心。而后又读到他的《愤怒的村庄》《红骨髓》《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等作品，曹永的叙事轮廓在我心里逐渐清晰起来：大山深处的“野马冲”“迎春社”，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摹中，自然而然勾勒出贵州边地那相对封闭安静的乡土世界里最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现实图景。同另一位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相比，曹永的叙事着力点不似肖江虹那般乐于展示地方乡村经验中内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内在价值和内在趣味，他往往落笔更狠，更愿意撕扯开边地奇观背后凛冽甚至残酷的人性真相。
最近曹永嘱我读他新作的短篇小说《山姜苏叶》，并强调这是自己刻意变换了题材的求新之作。小说家安排他的人物走出黔西北，走进一座五光十色的都市，且看他们如何在这变换了的场景中安顿自己的灵魂和肉身。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原本是平常的，微博、新闻中随处可见，估计都上不了热搜或头条。而在我看来，《山姜苏叶》努力想要讲述和表达的，是“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歹徒”——这篇小说的原题正是《歹徒记》。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与表达方式，来呈现这样在新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件。新闻报道也好，媒体调查也罢，大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公共话语基础上的打量目光与解读角度，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模式中，一出悲剧或闹剧发生时，人物真正的内心和灵魂可能永远无法被发现和重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学的关切和介入，小说中的山姜与苏叶，甚至王不留、赵山槐们曾有过的苦苦挣扎，他们堕落过程里的不甘、愤怒、无可选择与黯然失色，往往不过是某月某日某晚报边角位置几句话草草交代的一个小小治安事件。贫穷一定只可能是理解这一事件的一个背景，却并非最直接的原因。而那些现实的疼痛和灵魂的灾难，那底层人生最真实的真相，我们如何能够感知？而当他们成为曹永笔下小说素材的时候，新闻边角料中的人和事进入小说，成为叙事对象，从被简单播报起因经过结果的对象，从被单纯道德评价与法律审判的对象，从被围观被八卦被同情被讨伐的对象，变成了写作者悉心揣摩、体恤同时又冷峻审视、追问的灵魂，人性深处的幽微被真正打开。小说的虚构，这时倒也许成为最有效接近真相的方式。
曹永自己曾说“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写一个村庄，跟写一个城市没有多大的差别，无非是选择合适的立足点，探索一个共同体”，而他表示过“于写作者言，必须野心勃勃，要有扩张自己文学版图的抱负，而这恰恰是我目前最渴望也最欠缺的东西”。这是青年小说家曹永阶段性的困惑和焦虑，也许更是他写作得以提升的必经之路。我想，题材和关注视域的一些尝试和改变，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未必仅仅是显在层面的求变，而是试着在异己的、陌生的经历和经验的探索以及表达中，让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认知体系、审美惯性去遭遇冲撞和摇晃，获得对生活、对人、对文学更深刻与广阔的理解和认识。即使再回过头去继续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和人群，也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写作，每个时代都需要并滋养、砥砺着写作者们。文学创作记录和表达的，都一定包含着他所身处时代的各种信息和气息。而“80后”写作，从“新概念”的热闹喧嚣出发，从“少年写作”到已近“不惑”，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代际或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这一代人的写作中所记录的社会样貌、现实图景，所处理的时代经验，所呈现的现实和精神处境，必将成为中国这一段历史重要的记忆和表达。当下活跃着的青年写作者们，面目纷繁，趣味各异，但又的確共同凸显出一代人观察和表达时代的视角与方式，以及弥漫其中的情感和价值立场。我们阅读和讨论“80后”作家作品，对他们的期待至少包括：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有效记录，对一代人精神图景的精准呈现。许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要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想要回顾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时代气质，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文学阅读，翻看彼时有代表性的小说，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小说——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述相比，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是审美性、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而处于时代脉搏中的青年，自身心理、生理蓬勃的高成长性中，内含着对一个时代最强烈的探知欲与征服心，他们与时代主潮之间保持着最强烈的既深情拥抱又拼命抵抗、既沉湎又挣扎的相互缠绕。
而置身于这样的文学现场，曹永所要面对的难度和挑战着实不小，须得在自己的切身经验、情感立场、叙事惯性与当下中国丰富复杂的痛和痒、光辉与黯淡之间，对峙、磨合，最终获得独特而有效的文学表达。
责任编辑
最近曹永嘱我读他新作的短篇小说《山姜苏叶》，并强调这是自己刻意变换了题材的求新之作。小说家安排他的人物走出黔西北，走进一座五光十色的都市，且看他们如何在这变换了的场景中安顿自己的灵魂和肉身。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原本是平常的，微博、新闻中随处可见，估计都上不了热搜或头条。而在我看来，《山姜苏叶》努力想要讲述和表达的，是“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歹徒”——这篇小说的原题正是《歹徒记》。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与表达方式，来呈现这样在新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件。新闻报道也好，媒体调查也罢，大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公共话语基础上的打量目光与解读角度，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模式中，一出悲剧或闹剧发生时，人物真正的内心和灵魂可能永远无法被发现和重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学的关切和介入，小说中的山姜与苏叶，甚至王不留、赵山槐们曾有过的苦苦挣扎，他们堕落过程里的不甘、愤怒、无可选择与黯然失色，往往不过是某月某日某晚报边角位置几句话草草交代的一个小小治安事件。贫穷一定只可能是理解这一事件的一个背景，却并非最直接的原因。而那些现实的疼痛和灵魂的灾难，那底层人生最真实的真相，我们如何能够感知？而当他们成为曹永笔下小说素材的时候，新闻边角料中的人和事进入小说，成为叙事对象，从被简单播报起因经过结果的对象，从被单纯道德评价与法律审判的对象，从被围观被八卦被同情被讨伐的对象，变成了写作者悉心揣摩、体恤同时又冷峻审视、追问的灵魂，人性深处的幽微被真正打开。小说的虚构，这时倒也许成为最有效接近真相的方式。
曹永自己曾说“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写一个村庄，跟写一个城市没有多大的差别，无非是选择合适的立足点，探索一个共同体”，而他表示过“于写作者言，必须野心勃勃，要有扩张自己文学版图的抱负，而这恰恰是我目前最渴望也最欠缺的东西”。这是青年小说家曹永阶段性的困惑和焦虑，也许更是他写作得以提升的必经之路。我想，题材和关注视域的一些尝试和改变，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未必仅仅是显在层面的求变，而是试着在异己的、陌生的经历和经验的探索以及表达中，让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认知体系、审美惯性去遭遇冲撞和摇晃，获得对生活、对人、对文学更深刻与广阔的理解和认识。即使再回过头去继续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和人群，也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写作，每个时代都需要并滋养、砥砺着写作者们。文学创作记录和表达的，都一定包含着他所身处时代的各种信息和气息。而“80后”写作，从“新概念”的热闹喧嚣出发，从“少年写作”到已近“不惑”，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代际或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这一代人的写作中所记录的社会样貌、现实图景，所处理的时代经验，所呈现的现实和精神处境，必将成为中国这一段历史重要的记忆和表达。当下活跃着的青年写作者们，面目纷繁，趣味各异，但又的確共同凸显出一代人观察和表达时代的视角与方式，以及弥漫其中的情感和价值立场。我们阅读和讨论“80后”作家作品，对他们的期待至少包括：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有效记录，对一代人精神图景的精准呈现。许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要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想要回顾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时代气质，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文学阅读，翻看彼时有代表性的小说，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小说——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述相比，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是审美性、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而处于时代脉搏中的青年，自身心理、生理蓬勃的高成长性中，内含着对一个时代最强烈的探知欲与征服心，他们与时代主潮之间保持着最强烈的既深情拥抱又拼命抵抗、既沉湎又挣扎的相互缠绕。
而置身于这样的文学现场，曹永所要面对的难度和挑战着实不小，须得在自己的切身经验、情感立场、叙事惯性与当下中国丰富复杂的痛和痒、光辉与黯淡之间，对峙、磨合，最终获得独特而有效的文学表达。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