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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有人遭受二次碾压以致身亡的案件，事故地点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条大马路上。从视频中我们看到，一位女子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倒在地，肇事车辆丝毫未停，逃逸而去；其间有许多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小心绕过，没有一个人或一辆车做出援助之举，直到又一辆汽车从该女子身上驶过。此情此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从头顶凉到脚底：世间还有如此冷漠的人群？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其社会风气为何落到如此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原因。法律是對道德底线的制度化，道德是对法律精神的扩展或提升。这意味着，法律在本质上是他律的，而道德在本质上是自律的。但是，自律并非无条件的，需要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平台，而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诉诸法律的强制性。据此，我们首先指出，我国的法治建设尚不健全，没有为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提供足够牢靠的平台。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发生于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尽管此案后来发生了反转，但已经形成一种心理效应，那就是：做好事需要自证清白，并且还要把握分寸，不能超出“常理”。在彭宇案判决之后，社会上见危不救的事件不时发生，如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案件。进一步的问题是：彭宇案至今已有11年过去了，为什么见危不救的现象没有得到纠正，以致多次发生无人求助的“二次碾压”事件？
在笔者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尽管社会舆论不满彭宇案的判决，但是彭宇案的法理基础并未得到澄清，归根到底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澄清。具体地说，在“小悦悦”案件中，对那18个不施救助的路人是否应当问责或处罚？在刚发生的驻马店“二次碾压”案件中，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行人和司机是否应当问责或处罚？
私德还是公德？
我国法律是否应当设立“见危不救罪”？这个问题早在2001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就被提出，有100多名代表建议设立此项罪名，但是至今没有成为法律条款。个中原由很多，最重要的是该项罪名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弄不好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比如，一个路人因没有跳下水去救一个溺水者而被判有罪。
面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首先需要解决见危不救行为的定性问题，即：见危不救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澄清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法理学问题，需要深入到道德哲学的层面来讨论。前面提到，法律的依据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在法律平台之上的扩展或提升，其覆盖范围大于法律。不过，这只是原则性的说法，为要解决“见危不救罪”的问题，还需引入两个概念即“公德”和“私德”。
“公德”和“私德”这一对概念在我国是由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其著名的系列论文《新民说》（1902-1904年）中设两节专门讨论公德与私德。他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梁启超的公德-私德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18-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和密尔的影响。边沁在其著作《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引入“私人伦理”（private ethics）和“公共伦理”（public ethics）。其后继者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著名的“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的大意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利益，那么社会没有权力对他进行干预，这个范围属于“个人道德”；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对他进行法律的或道德的干预，这个范围属于“社会道德”。“不伤害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个人和社会的权利界限，严守界限是维护正常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关键所在。显然，法律与社会道德即公德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与个人道德即私德的关系比较疏远。
那么，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属于私德还是公德？这个问题对于澄清它们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仅当它们属于公德的时候，相应的法律才能提上议事日程；反之，如果见危不救或见义勇为属于私德，那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密尔虽然提及见义勇为的问题，但并未给出清晰的回答。在笔者看来，那是因为密尔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以及梁启超的“公德”和“私德”）存在歧义性和含混之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界定。
最大幸福原则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契约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签约者。当然，社会契约的明文条款不可能涵盖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那些明文条款之外，则是由个人来做决定的私人空间。一般而言，社会契约的明文条款就是法律。所谓公德就是与法律条款直接相关或比较接近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义务性。所谓私德就是距离法律条款较远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非义务性或超义务性。例如，“要信守诺言”与“要谦虚谨慎”相比，前者属于公德而后者属于私德，既然前者比后者对于法律或社会契约的实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公德或法律具有义务性就在于它接近于道德底线，因此一个人必须遵守公德准则，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与之对照，私德的非义务性或超义务性就在于它高于道德底线，因此一个人遵守私德准则更好，但不遵守私德准则也无可厚非，仍不失为一个合格公民。可见，公德是法律强制性的道德基础，而私德是对个人修养的更高要求。
现在，让我们回到“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道德性质或法律问题。对于某些特殊职业如警察、消防员和医生等，“见义勇为”和“救死扶伤”属于职业范围内的义务或职责，因而是道德底线，可以作为行业的规章制度而明文规定下来。如果这类人员违反了，轻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重者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如果遵守了，一般作为称职来看待，对于表现突出者可以给予表扬或奖励。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特殊职业以外的普通人而言，“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这涉及一个更为一般的道德问题，即“舍己为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或者问，舍己为人是道德底线还是个人修养的更高标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除了前面谈到的“不伤害原则”，还需引入密尔的另一条道德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此原则是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其衡量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依据。
最大幸福原则的内容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把痛苦的人数和程度降到最低。需强调，一个人自己的幸福也计算在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内，因此最大幸福原则并不一味地鼓励自我牺牲。在正常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幸福也就同时增加了社会最多数人的幸福，因而是道德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个人幸福与多数人的幸福发生某种冲突，那就需要从幸福或痛苦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利弊权衡。在密尔看来，仅当一个人的自我牺牲能够换得社会幸福总质量的增加，他的舍己为人才是合乎道德的，否则是不道德的。这种计算不仅要考虑获得幸福（或痛苦）的人数，还要考虑幸福（或痛苦）的性质或程度；比如生命和财富就是不同性质的幸福，对它们的比较不应只是着眼于数量。
由于幸福与痛苦、利益与损害的比较和权衡是细致而复杂的，因此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相应地，舍己为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以及属于公德还是私德，在不同的情况下其答案也是不同的。为此笔者概括为三种情况，并分别给出相应的道德判别标准，具体如下。
情形1：如果舍弃自己较小的利益便可换得较大的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是道德的，并且属于公德（因为符合最大幸福原则），因而对它的遵守应当给以公开的表扬或奖励；反之是不道德的，应当给以公开的批评或处罚。
情形2：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小的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属于公德，不过不是公德上提倡的，而是公德上禁止的（因为不符合最大幸福原则）。相应地，对此种行为应当公开地加以禁止，必要时诉诸法律。如在一般情况下禁止与劫机犯搏斗。
情形3：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大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是否道德的，这在公德上是无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幸福原则几乎不起作用），因而屬于私德。在私德范围内，这样做更好，没有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例如，一个人发现有人进行抢劫杀人的犯罪活动，根据上述情形1，他至少应当打电话通报警察；如果他这样做了，应当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甚至奖励，否则就应当受到批评甚至刑事处罚。然而，至于这个人是否应当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前去与歹徒搏斗，根据上述情形3，这是一个私德问题，他这样做更好，没有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法律惩罚可行吗？
我们看到，上述情况1为“见危不救罪”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
如果“见危不救罪”的表述成为法律条款，那么“小悦悦”案件和驻马店“二次碾压”案件中那些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的路人应当受到调查和问责，轻者公开批评，重者刑事处罚，既然那些人并不会因救助受伤者而蒙受生命危险。
请注意，“见危不救罪”的前提是“在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否则，情节不属于上述情形1，而属于上述情形3，因而不属于公德范围而属于私德范围。再次强调，对于私德行为不应诉诸法律，否则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例如，对于一个抢劫案的目击者，不能因为他仅仅报警而没有与歹徒搏斗，就对他进行批评甚至给予刑事处罚。再如，一个水性不好的路人只是呼救而没有跳下水去救一个溺水者，这不构成见危不救罪，因为他跳下水后会有生命危险。
以“自己没有生命危险”作为“见危不救罪”的限制条件，其重要性在于，防止以“见危不救罪”的名义侵犯个人的正当权利。加上这个限制条件，既能设立“见危不救罪”，又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侵权审判的发生。
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法律。如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设立了“怠于给予救助罪”：“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美国某些州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构成轻微疏忽罪。这些法律内容与上述分析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具体量刑上各有不同。
这些年来在鼓励见义勇为方面，我国的法律建设也是有所改进的。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让救助者豁免责任的条款被称作“好人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法治建设是差强人意的。一方面，“好人法”的设立离开彭宇案长达11年之久，未能及时纠正彭宇案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深入论证和讨论见危不救入罪的可行性，以便及时扼制类似“二次碾压”的恶性案件的发生 。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其社会风气为何落到如此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原因。法律是對道德底线的制度化，道德是对法律精神的扩展或提升。这意味着，法律在本质上是他律的，而道德在本质上是自律的。但是，自律并非无条件的，需要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平台，而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诉诸法律的强制性。据此，我们首先指出，我国的法治建设尚不健全，没有为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提供足够牢靠的平台。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发生于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尽管此案后来发生了反转，但已经形成一种心理效应，那就是：做好事需要自证清白，并且还要把握分寸，不能超出“常理”。在彭宇案判决之后，社会上见危不救的事件不时发生，如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案件。进一步的问题是：彭宇案至今已有11年过去了，为什么见危不救的现象没有得到纠正，以致多次发生无人求助的“二次碾压”事件？
在笔者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尽管社会舆论不满彭宇案的判决，但是彭宇案的法理基础并未得到澄清，归根到底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澄清。具体地说，在“小悦悦”案件中，对那18个不施救助的路人是否应当问责或处罚？在刚发生的驻马店“二次碾压”案件中，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行人和司机是否应当问责或处罚？
私德还是公德？
我国法律是否应当设立“见危不救罪”？这个问题早在2001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就被提出，有100多名代表建议设立此项罪名，但是至今没有成为法律条款。个中原由很多，最重要的是该项罪名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弄不好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比如，一个路人因没有跳下水去救一个溺水者而被判有罪。
面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首先需要解决见危不救行为的定性问题，即：见危不救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澄清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法理学问题，需要深入到道德哲学的层面来讨论。前面提到，法律的依据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在法律平台之上的扩展或提升，其覆盖范围大于法律。不过，这只是原则性的说法，为要解决“见危不救罪”的问题，还需引入两个概念即“公德”和“私德”。
“公德”和“私德”这一对概念在我国是由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其著名的系列论文《新民说》（1902-1904年）中设两节专门讨论公德与私德。他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梁启超的公德-私德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18-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和密尔的影响。边沁在其著作《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引入“私人伦理”（private ethics）和“公共伦理”（public ethics）。其后继者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著名的“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的大意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利益，那么社会没有权力对他进行干预，这个范围属于“个人道德”；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对他进行法律的或道德的干预，这个范围属于“社会道德”。“不伤害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个人和社会的权利界限，严守界限是维护正常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关键所在。显然，法律与社会道德即公德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与个人道德即私德的关系比较疏远。
那么，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属于私德还是公德？这个问题对于澄清它们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仅当它们属于公德的时候，相应的法律才能提上议事日程；反之，如果见危不救或见义勇为属于私德，那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密尔虽然提及见义勇为的问题，但并未给出清晰的回答。在笔者看来，那是因为密尔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以及梁启超的“公德”和“私德”）存在歧义性和含混之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界定。
最大幸福原则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契约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签约者。当然，社会契约的明文条款不可能涵盖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那些明文条款之外，则是由个人来做决定的私人空间。一般而言，社会契约的明文条款就是法律。所谓公德就是与法律条款直接相关或比较接近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义务性。所谓私德就是距离法律条款较远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非义务性或超义务性。例如，“要信守诺言”与“要谦虚谨慎”相比，前者属于公德而后者属于私德，既然前者比后者对于法律或社会契约的实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公德或法律具有义务性就在于它接近于道德底线，因此一个人必须遵守公德准则，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与之对照，私德的非义务性或超义务性就在于它高于道德底线，因此一个人遵守私德准则更好，但不遵守私德准则也无可厚非，仍不失为一个合格公民。可见，公德是法律强制性的道德基础，而私德是对个人修养的更高要求。
现在，让我们回到“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道德性质或法律问题。对于某些特殊职业如警察、消防员和医生等，“见义勇为”和“救死扶伤”属于职业范围内的义务或职责，因而是道德底线，可以作为行业的规章制度而明文规定下来。如果这类人员违反了，轻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重者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如果遵守了，一般作为称职来看待，对于表现突出者可以给予表扬或奖励。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特殊职业以外的普通人而言，“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这涉及一个更为一般的道德问题，即“舍己为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或者问，舍己为人是道德底线还是个人修养的更高标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除了前面谈到的“不伤害原则”，还需引入密尔的另一条道德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此原则是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其衡量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依据。
最大幸福原则的内容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把痛苦的人数和程度降到最低。需强调，一个人自己的幸福也计算在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内，因此最大幸福原则并不一味地鼓励自我牺牲。在正常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幸福也就同时增加了社会最多数人的幸福，因而是道德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个人幸福与多数人的幸福发生某种冲突，那就需要从幸福或痛苦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利弊权衡。在密尔看来，仅当一个人的自我牺牲能够换得社会幸福总质量的增加，他的舍己为人才是合乎道德的，否则是不道德的。这种计算不仅要考虑获得幸福（或痛苦）的人数，还要考虑幸福（或痛苦）的性质或程度；比如生命和财富就是不同性质的幸福，对它们的比较不应只是着眼于数量。
由于幸福与痛苦、利益与损害的比较和权衡是细致而复杂的，因此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相应地，舍己为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以及属于公德还是私德，在不同的情况下其答案也是不同的。为此笔者概括为三种情况，并分别给出相应的道德判别标准，具体如下。
情形1：如果舍弃自己较小的利益便可换得较大的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是道德的，并且属于公德（因为符合最大幸福原则），因而对它的遵守应当给以公开的表扬或奖励；反之是不道德的，应当给以公开的批评或处罚。
情形2：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小的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属于公德，不过不是公德上提倡的，而是公德上禁止的（因为不符合最大幸福原则）。相应地，对此种行为应当公开地加以禁止，必要时诉诸法律。如在一般情况下禁止与劫机犯搏斗。
情形3：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大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是否道德的，这在公德上是无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幸福原则几乎不起作用），因而屬于私德。在私德范围内，这样做更好，没有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例如，一个人发现有人进行抢劫杀人的犯罪活动，根据上述情形1，他至少应当打电话通报警察；如果他这样做了，应当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甚至奖励，否则就应当受到批评甚至刑事处罚。然而，至于这个人是否应当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前去与歹徒搏斗，根据上述情形3，这是一个私德问题，他这样做更好，没有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法律惩罚可行吗？
我们看到，上述情况1为“见危不救罪”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
如果“见危不救罪”的表述成为法律条款，那么“小悦悦”案件和驻马店“二次碾压”案件中那些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的路人应当受到调查和问责，轻者公开批评，重者刑事处罚，既然那些人并不会因救助受伤者而蒙受生命危险。
请注意，“见危不救罪”的前提是“在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否则，情节不属于上述情形1，而属于上述情形3，因而不属于公德范围而属于私德范围。再次强调，对于私德行为不应诉诸法律，否则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例如，对于一个抢劫案的目击者，不能因为他仅仅报警而没有与歹徒搏斗，就对他进行批评甚至给予刑事处罚。再如，一个水性不好的路人只是呼救而没有跳下水去救一个溺水者，这不构成见危不救罪，因为他跳下水后会有生命危险。
以“自己没有生命危险”作为“见危不救罪”的限制条件，其重要性在于，防止以“见危不救罪”的名义侵犯个人的正当权利。加上这个限制条件，既能设立“见危不救罪”，又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侵权审判的发生。
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法律。如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设立了“怠于给予救助罪”：“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美国某些州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构成轻微疏忽罪。这些法律内容与上述分析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具体量刑上各有不同。
这些年来在鼓励见义勇为方面，我国的法律建设也是有所改进的。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让救助者豁免责任的条款被称作“好人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法治建设是差强人意的。一方面，“好人法”的设立离开彭宇案长达11年之久，未能及时纠正彭宇案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深入论证和讨论见危不救入罪的可行性，以便及时扼制类似“二次碾压”的恶性案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