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铸行“御书钱”的宋仁宗

　　北宋铸币有一大特色，即“御书钱”，乃是将帝王书法铸造于钱币之上。自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淳化元宝”与“至道元宝”铸行以来，宋真宗御笔亲书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更是大彰其道，北宋末期尚有宋徽宗瘦金体御书“大观通宝”与“崇宁通宝”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宋铸币乃是最能体味帝王书法的中国货币。
　　遗憾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历九个年号，竟没有一枚铸有其御笔书法的货币行世。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宋仁宗行事低调所致。仅就存世已知的宋仁宗书迹来考察，其书法造诣可称精熟，在北宋帝王乃至历代帝王中亦属佼佼者。
　　一代名臣范仲淹、名将狄青之墓的神道碑碑额，皆是宋仁宗以篆书大字写就的。碑额书迹笔力厚重、结体整肃，所谓“帝王气象”，透溢碑石。这两通传世名碑，早为后世书家珍重，其楷模地位自不待言。尚有据传为宋仁宗临摹《兰亭序》的行楷体书迹一通，全篇笔润体丰，字体清秀朗健，又是另一番斯文气派。

晏殊笔下的宋仁宗“飞白书”

　　实际上，宋仁宗的书法造诣，当时名臣晏殊、欧阳修、苏轼等都有过评价。不过，这些一代名臣的评价，并不针对什么篆、隶、行、楷一般的書体，而是针对他们亲眼所见的，皇帝少有的几次御笔亲挥的“飞白书”。
　　一般而言，“飞白书”亦称“草篆”，是一种书写方法与风格均十分特殊的字体。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缺少墨水的枯笔写成的模样，令人颇感特别。“飞白书”传说由汉代蔡邕创始，因笔画中有的似鸟头燕尾，又似鸟头凤尾，横竖笔画丝丝露白，飞笔断白，燥润相宜，似枯笔做成，故称“飞白书”。
　　据清代学者陆绍曾所著《飞白录》记载，自蔡邕创始以来，历朝历代有案可查的擅写“飞白书”者约有百人之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唐、宋两代帝王，多有擅写“飞白书”者，如唐太宗、高宗、玄宗、中宗、武后等，宋代帝王则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高宗、理宗等。显然，自宋代开国以来，包括宋仁宗在内的前四位帝王都擅写“飞白书”。
　　十四岁即被召殿试的江西神童晏殊，初受宋真宗赏识，后屡经升迁，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官至宰相。晏殊多年身居要职高位，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皆经其栽培、荐引，备受朝廷重用。至和二年（1055）逝世时，宋仁宗亲赴哀悼，并因之罢朝两日。皇帝赐其谥号为“元献”，并为其神道碑额亲篆“旧学之碑”四字。
　　晏殊生前颇得宋仁宗倚重，曾受赐“御飞白书扇”。晏殊为表谢恩与赞颂，为之撰赋、表、记三种，即《御飞白书扇赋》《谢赐飞白书表》《御飞白书记》。其赋有云：“洒回春之藻翰，成变楷之奇文。婉绕无方，轻浓有制。该笔苑之遒润，集书林之妍媚。”其记有云：“万象奔驰于笔端，三辰奋涌于毫末。翩然而鸾皇飞翥，蜿然而虬龙蟠跃。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
　　除了赞叹宋仁宗“飞白书”的“遒润”及“雄观”之外，晏殊本人对“飞白书”也颇有研究，还曾撰有《飞白书赋》一篇，专论“飞白书”的历史成因与发展脉络。原文如下：

飞白书赋

　　昔在轩后，旁罗俊英。乃有仓颉，思周神明。下侔羽族之迹，上法奎圜之精。始造古文，播于寰瀛。爰及东汉，纪年熹平。其臣蔡邕，誉闻帝庭。瞩鸿都之蒇役，扫垩帚而字成。寓物增华，穷幽洞灵，肇此一体，用飞白而为名。饰宫阙之题署，助圣览之艺能。厥后累朝之臣，习此奇迹。代百名系，存乎简籍。然犹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伊唐二叶，迨及高宗。威所留意，亦云尽工。分赐宰弼，涣扬古风。若乃宫砚沉碧，山炉泛清，恣冲襟之悦穆，指神翰以纵横。空蒙蝉翼之状，宛转蚪骖之形。斓皎月而霞薄，扬珍林而雾轻。曳彩绡兮泉客之府，列纤缟兮夏王之庭。仙风助其缥缈，辰象供其粹凝。信一人之妙用，非末学之能称。而况取象八分，资妍小篆，玉洁冰润，龙骧虎变。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
　　此赋描写了“飞白书”创始、流变及至盛行的历程，是极为难得的一篇用赋体写成的“飞白书”史论。此赋表达了与历代书法史家的一致观点，亦认定“飞白书”乃是东汉学者、《熹平石经》的书写者蔡邕创始的。因待诏鸿都门下，蔡氏见杂役以帚沾灰成字，受此启发，发明了“飞白书”。据此推测，“飞白书”并不是用一般的圆锥形端口的毛笔写成的，而是运用一种特殊的平头散端的笔（或排笔）写成的。这样的笔，其形态应是近似于鸿都门杂役的帚子一般，方才能写得出“飞白”的效果。
　　此赋提到的所谓“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之论，乃是指晋代的王献之作“飞白书”强调枯笔留白，而南朝齐梁时代的萧子云作“飞白书”则强调笔势飞动;两个时代的书家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晏殊认为，“飞白书”到了唐高宗之后，方才达到臻至完善的境界。此赋后半段所云，即皆是唐代以来的“飞白书”形态及技法之概述了。
　　不难设想，《飞白书赋》应当是晏殊在受赐宋仁宗“飞白书扇”之前的作品，否则在赋中不可能不提到当朝皇帝的书法造诣。不妨进一步推想，熟谙“飞白书”历史，又权倾一时的当朝名臣晏殊所撰此赋，可能一度传至宋仁宗处，皇帝有心要让臣子品鉴一下其书法造诣，于是御赐“飞白书扇”。随之而来的，也就有了受赐者晏殊所撰谢恩的赋、表、记三种了。《飞白书赋》中总结的“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的最高境界，也因之悄然衍化为了《御飞白书记》中的“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的总结性陈述。

欧阳修两观宋仁宗“飞白书”

　　晏殊门下的后起名臣欧阳修，虽亲近皇帝的时间已相对较晚，但还是对宋仁宗“飞白书”印象深刻，对此也有过一些详细记述。譬如，在皇祐二年（1050）与嘉祐七年（1062），这两个相距十二年的年头，欧阳修就曾两次见到了宋仁宗“飞白书”，为之作《明堂庆成》诗一首。诗中有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从臣才力薄，无以颂休明。”
　　后来，在《归田录》（卷二）中，欧阳修又对此事此诗有过一番解释，文中称：“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庆殿为明堂……明堂客御篆以金填字，门牌亦御飞白，皆皇祐中所书。神翰雄伟，势若飞动。余诗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者，谓二牌也。” 　　所谓“大享”，即合祀先王的祭礼。季秋大享，是宋代最大的吉礼之一，始议于宋真宗，始行于宋仁宗皇祐二年，此后遂成惯例。欧阳修参与这一祭礼之际，看到明堂上有宋仁宗篆书题额，门牌亦是宋仁宗飞白御书，为此大加赞叹。
　　嘉祐七年（1062）這一年，欧阳修不但看到了宋仁宗的大庆殿“飞白书”门牌，稍后还赴了宋仁宗的御宴，收到了御赐“飞白书”两幅，皆为大书于绢面上的“岁”字。值此“皇恩浩荡”之际，欧阳修赋诗谢恩，诗题为《谢上赐飞白书》，又题作《群玉殿赐宴》。诗云：
　　至治臻无事，丰年乐有成。
　　图书开秘府，宴饫集群英。
　　论道皇坟奥，贻谋宝训明。
　　九重多暇豫，八体极研精。
　　笔力千钧劲，豪端万象生。
　　飞笺金洒落，拜赐玉锵鸣。
　　盛际崇儒学，愚臣滥宠荣。
　　惟能同舞兽，闻乐识和声。
　　这两幅“飞白书”上均有宋仁宗的“御押”（即一种特殊的帝王落款标记），还盖上了皇帝的御玺，且由翰林学士王珪在绢面上夹题八字曰“嘉祐御札赐欧阳修”，绢面尾部也有王氏所书“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旨题赐名”字样，足见郑重其事。于是乎，欧阳修就写成了前述那一首《谢上赐飞白书》，以此叩谢皇恩。

欧阳修追忆宋仁宗“飞白书”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即位，改年号为“治平”。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当年仍沿用这一年号。这一年五月初夏时节，赴任亳州知州的欧阳修途经颍州时，在颍州知州陆经（字子履）家中，忽然看到了四年前宋仁宗在群玉殿宴中分赐群臣的一幅“飞白书”，大为感慨，挥笔写下了一篇《仁宗御飞白记》。文曰：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余幸得与赐焉。予穷于世久矣，少不悦于时人，流离窜斥十有余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时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而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余于斯时窃获此赐，非惟一介臣之荣遇，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子其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余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气者言荣光起而烛天者，必赐书之所在也。
　　原来，宋仁宗群玉殿宴中赐“飞白书”之时，陆经曾任集贤校理，亦在宴中得赐。陆经与欧阳修忆及前朝旧事，“相与泫然流涕”，可谓百感交集。

苏轼激赞宋仁宗“飞白书”

　　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一代文豪苏轼，虽然宋仁宗时期并未在朝廷崭露头角，也并未有幸应召参观“三圣”书法。可在熙宁六年（1073）冬，他因观瞻宋仁宗的“飞白书”而写了一篇《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宋四家”之首苏轼，是否从御笔“飞白书”的书法造诣中有更为专精的品鉴，不妨细读此文。原文如下：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凡在廷者，与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二字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记之，将刻石而传诸世。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
　　篇末结语，称“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在苏轼看来，睹物思人最重要的是要将“仁”，化为之后大宋君臣可继承的政治遗产。

黄庭坚暮年得观宋仁宗“飞白书”

　　元祐年间（1086—1091）任职史馆的黄庭坚，因陷入党争而为蔡卞、章惇等诬谤，称其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失实，以致其一贬再贬，先后流转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此时正在贬谪边地的流离失所中，步入生命里的最后旅程。
　　即便行旅颠沛颓唐，仕途渐行渐远，可作为书法家的黄庭坚，始终还是与书法作品一路相随。贬谪途中，于四川眉州青神访友稍憩的黄氏，意外的在蜀人张浩的造访中，获见张氏秘藏的两幅书法珍品，一幅是旧友苏东坡的“寒食帖”，一幅则是宋仁宗的“飞白书”。羁途孤旅之际，喜观旧友手泽，敬瞻先帝御书，自有恍若隔世、世事若梦之感;感怀之余，黄氏为这两幅书法珍品题跋留念，自不在话下。黄氏所题《仁宗皇帝御书记》，也因之流传于世：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窃观金匮石室之书论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于耆老，安乐田里，不忧不惧。百姓皆如刍狗，无谢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纯粹，无声色畋游之好。平居时御笔墨，尤喜飞白书。一书之成，左右扶持，争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间。庆云景星，光被万物，士大夫家或得只字片楮，相与传玩，比于《河图》《洛书》，敬爱所在，如临父母。此岂与周人思召伯，爱其甘棠同年而语哉。恭惟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陨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呜呼，可谓有德君子者耶！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进退大臣，而百官修职，四夷承风，臣亦不能识其所以然。故秘阁校理臣张公裕所藏书，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论著如此。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自知其不能也。 　　原来，蜀人张浩所藏宋仁宗“飞白书”，乃曾任秘阁校理的其父张公裕旧藏。因慕黄庭坚擅書，此番专程至眉州青神造访，将其父旧藏呈观，以求黄氏品题之墨宝。此行，张浩如愿以偿，黄氏欣然挥毫，不但为之题写了《仁宗皇帝御书记》《黄州寒食帖跋》，甚至还为其叔父张公邵撰书了《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这些黄氏“墨宝”，又皆成了张宅的秘宝，珍若珙璧，世代相传。

范成大再观宋仁宗“飞白书”

　　七十七年之后，苏轼、黄庭坚、张浩等人俱已作了“古人”，北宋也已覆灭了整整五十年了。那时节，已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的光景。此时，担任四川制置使的江苏吴县人范成大（1126—1193）奉调回京。为了在归京的旅途中可以沿长江一线饱览蜀地风光，范成大选择由水路出三峡，并为之写成了日记体游记《吴船录》。
　　据《吴船录》所载，淳熙五年（1178）二月的某日，舟船在江上行进了三十里之后，“早顿江原县”，即在今四川省崇州市东南三十里江源镇地界，范氏一行暂时安顿了下来。因受张浩后人张縯（字季长）之邀，得以观瞻宋仁宗“飞白书”。范氏在《吴船录》中忆述称：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盖后来所增，语意方全。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
　　据笔者有限阅览，除了《吴船录》中提及的这一幅宋仁宗“飞白书”，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也记载，他在严州建德县崇胜院也曾见过“仁庙飞白御书”。

未有真迹传世的宋仁宗“飞白书”

　　宋仁宗的“飞白书”，从一开始至流传百年间，名宦品题，内容绝少关乎书枝。这一书迹，在历朝历代（尤其是宋代），只能是一份可资抒情、可供发挥的政治遗产。
　　令人遗憾与惊异的是，宋仁宗的“飞白书”，迭经千年之后，竟无一幅传世真迹可寻。前述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目睹者，竟无一留存于世，亦未见于后世刻石存真，留拓存影。唯有一幅影像不甚清晰，内容从未见载于史籍的书迹拓片传世，上书“天下升平四民清”七个大字，据传为宋仁宗“飞白书”遗迹。
　　可是，拓片上的这七个大字，仅从字体形象而言，并不符合“飞白书”的特征，而更像是后世通行的“双钩”大字。其真伪若何，书体究竟如何，尚未见有任何相关研究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