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香港爆发了“葵荃暴乱”，其中有一名年仅12 岁，名叫阿伟（化名）的男孩，因涉嫌“非法集结”被香港警方拘捕，成为示威活动爆发至今最年轻的被捕者。该男孩被捕时身上有一支5英尺长的铁棍，还有喷漆、头盔及防毒面罩等装备。目前，阿伟已如常返学，将开始其初中生涯。在访问了该学生的小学训导主任及身边的相关人员后发现，阿伟之所以会被“洗脑”并参与暴力行动，与其参加的四驱车STEM课程中，激进的“黄师”有很大关系。
　　12岁的孩子因暴乱被捕让人痛心不已，该年龄段的孩子本该在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他们却走上街头，被“港毒”分子教唆闹事，攻击警察，对同胞大打出手，无恶不作，为什么这些本该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却成了如今的暴徒模样？

著名的波波玩偶实验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习理论创始人阿尔伯特·班杜拉教授就曾于1961年至1965年连续做了一系列实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波玩偶”实验，用事实告诉世人，孩子们是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习得攻击性行为的。1961年，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学幼儿园启动了该项实验。他选取了36位男孩和36位女孩作为实验对象，年龄为3至6岁，平均年龄为4岁零4个月。
　　班杜拉将这72名孩子，按照一定的性别与年龄比例，平均分成两组A组和B组，每组各36名孩子。A组被称为“攻击性组”，该组的孩子会在实验的环节中，看到“实验老师”带有攻击性的行为，当然这种攻击性行为是班杜拉安排助理故意“表演”的;B组则被称为“非攻击性组”，该组的孩子会在实验的环节中，看到“实验老师”正常的行为，即非攻击性行为。班杜拉在实验环节中特意安排的这些“老师”，就是孩子眼中的“榜样”。
　　为什么要安排这些成年人“榜样”呢？根据班杜拉多年在社会学习领域的研究，他预测，如果孩子们观察到的“榜样”具有攻击性行为，那么即便在“榜样”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会出现攻击性行为，也就是说，孩子们的“攻击性”是通过“观察模仿”学会的。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么“观察”到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则必然会出现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同时，为了保证实验效果，班杜拉专门给参加实验的孩子都做了心理测评，排除了孩子们天生就带有攻击性的干扰。
　　实验开始，为了确保实验过程中孩子们之间不会相互干扰，班杜拉让“实验老师”将两组孩子逐一带进实验用的游戏室。进入游戏室的孩子会被安排在房间的一角，在他们面前摆着许多有趣的玩具，“老师”告诉孩子们，他们可以随意玩这些玩具。当然作为榜样的“老师”会和所有的孩子先熟悉起来，让孩子能够接受这位“榜样”。A组中的“老师A”坐在活动室的另一角，他的面前摆着拼图、木棍，还有一个1.5米高的“波波玩偶”。

　　老师A会告诉孩子，这些玩具是专门给成人准备的，并不是给孩子用来玩的。接下来，老师A会先玩一会拼图，一分钟后，他开始拿着木棍用力打娃娃，打的顺序是先把娃娃放在地上，然后坐在它的身上，反复拽它的鼻子，再把它提起来，用木棍打它的头，最后用力把它抛向空中，等它落在地上时再拳打脚踢。“榜样”会重复三次这些动作，同时一边打一边说攻击性的言语，如“踢死它”，“怂包软蛋”、“这是个强硬的家伙”、“拽它的鼻子”、“用棍子打它”等。10分钟后，攻击结束。而在B组里的“老师B”则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玩拼图，直到结束，没有其他的表演活动。
　　随后，所有的孩子都被依次带进了一个更大的游戏室里，这里有更多的玩具，包括飞机、火车、汽车等，也有“波波玩偶”。AB组的两位“老师”首先都会引导孩子们玩玩具，等孩子玩得“渐入佳境”时，突然让孩子们停下来，并告诉他们这些玩具要给其他小朋友玩，所以他们不能再玩了。此时，大部分孩子都会感到不高兴。
　　两位“老师”接着会带孩子去第三个游戏室，这里的玩具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攻击性的玩具，比如蜡笔、纸张、洋娃娃、塑料动物和卡车模型等;另一类是有攻击性的玩具，包括一把锤子，一个用链子吊起来的求，球面涂成脸庞形状，还有标枪，当然还有“波波玩偶”。这两类玩具并没有明确说明，孩子可以玩那种或者不可以玩哪种，玩具任凭孩子自己选择，而且他们被允许在这个房间玩20分钟，两位“老师”则会离开房间。班杜拉则通过单向玻璃来观察孩子们的举动，并给出每个孩子攻击性行为的等级。

“榜样”惊人的力量

　　正如班杜拉的预测，波波玩偶实验的结果为：实验A组的孩子在第三个游戏室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波波玩偶”几乎成为了这些孩子的首选玩具，男孩平均每人模仿了38.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