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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大船的启航之年。邓小平说，改革是一个探求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先知先圣，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找到新的目标模式。
瑞雪兆丰年。1979年1月17日上午，隆冬的北京，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裹着棉衣的人们在寒风中步履匆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却暖意融融，温暖如春。
此时此刻，邓小平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们分别是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这五个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商界元老，都是商业界的狠角色，人称“五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老”意外地同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五位老人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文化大革命”十年，許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肉体被折磨，财产被查抄。1959年就进京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同样难以逃脱劫难。他被剃了阴阳头，右手食指被打断，家里收藏的字画、古董被抢走。虽然后来得到周恩来的保护，但荣毅仁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指派给锅炉房运煤、洗刷厕所。不过，荣毅仁还算是幸运的，许多企业家没有能熬过这场劫难。然而，幸存的他们，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依然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精神抖擞的邓小平笑容满面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乌兰夫、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人。
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铿锵有力。五位老人认真听着邓小平的介绍，除耳背的胡厥文老人由秘书记录之外，其他四位老人都一边听一边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听了邓小平的一席话，在座的人都十分兴奋。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邓小平十分赞赏地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说：“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这时，古耕虞也补充说道：“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十分干脆地回答：“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外汇，荣毅仁如实说道：“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尽管如此，荣毅仁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手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所以传言众多，不时有人写信告状。他也常常被有关部门刁难。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荣毅仁请求：“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何其艰难。国际信托投资在偌大的新中国还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更重要的是，它原本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事物，必须按市场法则和市场规律办事。这在当时长期并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在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中信公司不时遭遇体制的阻碍，但最后总是能够走出困境。“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是向國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荣毅仁饱经政治风浪，为人谨言慎行。他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交往密切，颇得信任。但他审时度势，恪守本分。每次遇到难题，荣毅仁都要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寻求支持和帮助。荣毅仁每次来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每次都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绿灯。中信公司的成长，可以说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扶持的结果。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不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几年就由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发展成为近3万人、总资产达500多亿元的企业集团，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真正成为中国最早树立的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入选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党政府会走向市场。但现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充满好奇。在他晚年的著作《变革中国》一书里，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研究者们对于“科斯之问”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中国政府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许多企业出于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的确，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苏联没有旧时代的企业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新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在80年代末经济走向崩溃，最终解体。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中信公司接待的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支持荣毅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大事业，而且还十分关心整个荣氏家族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事业发展。在与荣毅仁的交往中，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他们都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作贡献之心愿。邓小平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对邓小平的这个想法，荣毅仁感到真是太好了！他非常感动，这也是他心中埋藏已久的夙愿。邓小平说：“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都很有利嘛。”他鼓励荣毅仁大胆地去做。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提议和直接过问之下，1986年6月，海外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回到了祖国。这是一场载入历史的家庭大团聚。通过这次荣氏家族的团聚，邓小平向世界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荣氏亲属回国观光的部分成员。会见中，邓小平亲切地对荣毅仁和他的大家庭成员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还希望大家多向朋友们介绍国家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回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国家，投资建设。这番真诚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进了在场的每位荣氏亲属的心田。
荣毅仁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国际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来中国访问，发挥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民间外交的特殊作用。
1993年3月，77岁的荣毅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这位首屈一指的“红色资本家”，在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中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这是新中国1949年以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消息传出，世界震惊。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有荣毅仁在场的邓小平五次较为重要的讲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荣毅仁经常反复学习，认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选择了荣毅仁，荣毅仁创造了“中信”，他们共同高高举起的是一面鲜艳的旗帜——改革开放！
邓小平向“五老”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瑞雪兆丰年。1979年1月17日上午，隆冬的北京，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裹着棉衣的人们在寒风中步履匆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却暖意融融，温暖如春。
此时此刻，邓小平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们分别是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这五个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商界元老，都是商业界的狠角色，人称“五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老”意外地同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五位老人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文化大革命”十年，許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肉体被折磨，财产被查抄。1959年就进京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同样难以逃脱劫难。他被剃了阴阳头，右手食指被打断，家里收藏的字画、古董被抢走。虽然后来得到周恩来的保护，但荣毅仁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指派给锅炉房运煤、洗刷厕所。不过，荣毅仁还算是幸运的，许多企业家没有能熬过这场劫难。然而，幸存的他们，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依然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精神抖擞的邓小平笑容满面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乌兰夫、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人。
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铿锵有力。五位老人认真听着邓小平的介绍，除耳背的胡厥文老人由秘书记录之外，其他四位老人都一边听一边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听了邓小平的一席话，在座的人都十分兴奋。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老”献言，邓小平点将荣毅仁
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邓小平十分赞赏地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说：“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这时，古耕虞也补充说道：“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十分干脆地回答：“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外汇，荣毅仁如实说道：“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尽管如此，荣毅仁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手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所以传言众多，不时有人写信告状。他也常常被有关部门刁难。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荣毅仁请求：“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何其艰难。国际信托投资在偌大的新中国还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更重要的是，它原本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事物，必须按市场法则和市场规律办事。这在当时长期并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在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中信公司不时遭遇体制的阻碍，但最后总是能够走出困境。“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是向國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荣毅仁饱经政治风浪，为人谨言慎行。他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交往密切，颇得信任。但他审时度势，恪守本分。每次遇到难题，荣毅仁都要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寻求支持和帮助。荣毅仁每次来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每次都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绿灯。中信公司的成长，可以说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扶持的结果。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不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几年就由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发展成为近3万人、总资产达500多亿元的企业集团，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真正成为中国最早树立的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入选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
共同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党政府会走向市场。但现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充满好奇。在他晚年的著作《变革中国》一书里，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研究者们对于“科斯之问”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中国政府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许多企业出于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的确，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苏联没有旧时代的企业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新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在80年代末经济走向崩溃，最终解体。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中信公司接待的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支持荣毅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大事业，而且还十分关心整个荣氏家族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事业发展。在与荣毅仁的交往中，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他们都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作贡献之心愿。邓小平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对邓小平的这个想法，荣毅仁感到真是太好了！他非常感动，这也是他心中埋藏已久的夙愿。邓小平说：“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都很有利嘛。”他鼓励荣毅仁大胆地去做。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提议和直接过问之下，1986年6月，海外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回到了祖国。这是一场载入历史的家庭大团聚。通过这次荣氏家族的团聚，邓小平向世界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荣氏亲属回国观光的部分成员。会见中，邓小平亲切地对荣毅仁和他的大家庭成员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还希望大家多向朋友们介绍国家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回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国家，投资建设。这番真诚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进了在场的每位荣氏亲属的心田。
荣毅仁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国际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来中国访问，发挥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民间外交的特殊作用。
1993年3月，77岁的荣毅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这位首屈一指的“红色资本家”，在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中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这是新中国1949年以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消息传出，世界震惊。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有荣毅仁在场的邓小平五次较为重要的讲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荣毅仁经常反复学习，认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选择了荣毅仁，荣毅仁创造了“中信”，他们共同高高举起的是一面鲜艳的旗帜——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