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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承袭《新青年》救国救民的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精神，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以社团的形式，使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五四精神在文学领域得到独立发展。
文学研究会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或也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团队合作。单个的作家无法形成潮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声共气才能成为现象。文学研究会是当时会员最多的新文学社团，已知会员号的注册会员有154位。社团会聚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学者。比如在理论倡导上，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等；在创作领域，有小说家叶绍钧、王统照、冰心、庐隐、老舍、许地山、鲁彦、王以仁、彭家煌等；新诗和散文家周作人、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朱湘、李金发、徐雉、徐玉诺、徐志摩、梁宗岱、冯雪峰、丰子恺等；翻译方面则有耿济之、沈泽民、耿式之、李青崖、傅东华等；在戏剧创作和理论上有汪仲贤、陈大悲、欧阳予倩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之后，还得到各地的响应，在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分会。这一呼百应、携手同进的集体力量，使这个社团在当时文坛形成巨大的社会效应。
其二，是有自己的文学阵地。文学团体必得有一个阵地，即出版物或刊物。除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诗》《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这些刊物和出版物，使文学研究会有了对外发挥影响力的武器，由此触及受众、分享作品、传播言论，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刊物就是社团存在的根本。1929年12月《文学周报》停刊，1931年12月《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也随之渐渐消解了。
其三，是其强烈的社会情怀。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提到“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围绕这份创会宗旨，文学研究会推广新文学、整理传统文学、译介外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下，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文学研究会通过文字肩负起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时代使命，把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大众需求互相契合，完美地回应了时代潮流。而这，无疑是其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与五四“共名”时代集体作战的风格不同，当下文坛鲜少鲜明旗帜、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相对于五四知识分子齐集广场的摇旗呐喊，当代各种文学活动呈现出另一番特点：首先，是文学活动的个体化。当下时代思潮更为自由、多元，知识分子更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在相对边缘的个人空间里各自为营、独立作为。但显然，个人化的文学活动无法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个人的声音往往单薄零碎，容易被淹没。只有团结成集体，才能有足够穿透力和持续性的声音，穿过芜杂打造出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同80后青年一代批评家金理所言：
要说到推动文学繁荣、引起社会关注、介入公共世界，则需要集体亮相，散兵游勇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在外部环境改善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年轻人更应该集结一起，抱团取暖；其次，要和同龄作家群体多通声息，多合作。
不仅作家之间、评论家与作家之间，而且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诗人、学者、编辑等知识分子之间同声相应的协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新青年》的分化、商务印书馆的加盟合作，以及部分发起人创办《新社会》《人道》月刊的经验等息息相关。
首先，就个人性因素而言，郑振铎等一批核心人物功不可没。尤其郑振铎，他个性大度、善于交际、学识修养深厚、具有极强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而且满怀改良社会的责任感。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累积了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推动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缺乏才情横溢的新青年。但要形成一个文学集体、真正有所作为，除了要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主张，及一批同道知识分子的共鸣响应，还需要郑振铎这般具有社会情怀的青年来勇敢地挑头。如何发起组织？如何延续和发展？这牵涉到太多的时间、精力、机缘、现实条件等因素，尤其与知识分子的内在社会情怀密不可分。我们期待这样有领袖力、社会情怀的新青年在这个时代里勇敢地挺身而出。
其次，当下时代人人皆可拥有文学阵地。多元化的文化、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当下知识分子个体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无疑，当下是传播文学和思想最好的时代。发达的网络媒介，让几乎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轻易地找到阵地，让个体的力量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势。知识和思想凭借网络力量，打破传统的课堂垄断而得以触及到无限的大众。比如优秀的专家学者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讲课，其受众扩大了不止千百倍，也使人们接触更好知识的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自媒体，使人人都能有立足发声的平台，比五四时代的传统媒介，更为平民化、普及化，更具传播力。当然，因创造者的素养学识等不同，内容不免良莠参差。但真正优秀的見解、对社会和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却会因网络惊人的传播力，能在最短时间里掀起巨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相对温和化。我们不缺乏依然深怀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但总体上，对社会现象的发声，相较于五四时代的激情燃烧的社会理想，当代人文精神中的社会关注，显得更为保守和温和，一些知识分子会有在书房自成天地偏安一隅的倾向。这让我们今天重新回顾一百年前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别有一番深远意义。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这一评价，我们或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作品：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消遣及创造社的“为艺术”，文学研究会在文学创作上主张“为人生”，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为五四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方面取得众多收获；同时研究整理传统文学、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从学术角度为新文学发展作了扎实铺垫。其二是作家：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人正派、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即陈思和先生所概括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教授、写作、编辑、出版等文化事业，踏踏实实地在工作中实现人文价值。而这两方面的内核，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前的创作的浮浅乏味”，“而且过于浅薄”，“多数作品是令人不感兴趣的”，这是王统照对当时新文坛的观察。作为批评家的王统照，当时在他主编的《文学旬刊》第19期撰文提出改良的方案，认为“（文学创作）要变得更深澈而有力量，需要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多读西洋的创作，二多研究文学原理及研究的方法等书”；并在《文学旬刊》有意识地增加了对外国文艺原理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译介，致力对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借鉴和参照。另一方面，作为学者的郑振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除了系统而客观地介绍外国文学，还花费大量气力整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另一个进步的纬度，并以此更好地找到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這份对文坛的诊断及药方，放到百年后的如今依然适用。而在当时，之所以能提出这般见解，无论王统照或郑振铎，都并未狭隘地局限于其个人兴趣。他们把目光放到整个文坛和社会，来发现问题和症结，提出解决方案，并结合自己所长倾力作为。这份全局观和社会情怀，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极好启示。
五四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情怀，尤为可贵地体现在青年人身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场新生力量崛起的运动。文学研究会其中流砥柱者大都年仅二十来岁。1921年发起创立文学研究会的，除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这三位特邀发起人之外，灵魂人物郑振铎当时只有23岁，其他核心人物也都只有二十出头。今天我们重新回望时，亦不免讶异。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分为南北两股力量。在北方是以郑振铎为核心的一群青年学生。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12月，1919年时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就与同在青年基督教协会图书馆相识的耿济之、瞿秋白等人为社会实进会编辑青年读物《新社会》，“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当时年仅21岁的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跑印刷所；耿济之比他小一个月，瞿秋白20岁，负责撰稿与编辑。瞿秋白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参与编辑《新社会》的还有19岁的瞿世英，在辈分上是瞿秋白的叔叔，却比其年幼一岁，是北京汇文学校的学生；以及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的许地山，当时26岁。他们有两位在新潮社的朋友：27岁的北大文学系旁听生孙伏园，在《国民公报》《晨报》任编辑；和28岁的北大哲学系旁听生郭绍虞，当时在《晨报》副刊任特约撰稿员。而24岁的王统照，当时是北京中国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曾给《新社会》写稿。就是这样一群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在一年多后，成为了文学研究会在北方的核心发起人。
在南方的，也是两位同龄青年，即在上海的沈雁冰和在吴县的叶绍钧。两人皆因家境清寒而早早开始谋生，同在商务印书馆旗下工作。凭借出色的国学及外语功底，1916年，20岁的沈雁冰就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17年任《学生杂志》编辑，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目。而比沈雁冰年长两岁的叶绍钧，早在1915年21岁时就进入商务印书馆办的尚公学校当小学国文教员，同时兼职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国文课本。1919年创办杂志《直声》，同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发表大量文章。1921年时沈雁冰25岁，已有六年的编译、编辑工作经验；叶绍钧27岁，已当了六年的学校国文教员，并有编写教材、创作文学、编辑杂志的丰富经验。
这清一色二十出头的年龄，不由得让人赞叹。青年，代表着创造、革新、力量与未来。这些青年，除了有出色的中文外文修养、过人的自律自学能力，更令人尊敬的，是他们身上燃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浪潮中，他们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从创作、翻译、研究、整理、组稿、编辑，到与文学无直接关系的公关、宣传、印刷、出版等琐碎事务，分工合作、并肩而战，从而使文学研究会这一社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文学研究会并未成为过往。其人文精神绵延渗透在我们的文学传承中。回望百年前的历史，让我们不禁对当下的新青年、新文化更多了憧憬与期待。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旗帜，并非狭隘地局限于提倡现实主义。周作人倡导“人生的艺术”，文学有“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包括了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层涵义。郑振铎认为“文学史人生自然的呼声，……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沈雁冰强调的是文学能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各个理论家及创作者从多元角度进行了各自大量诠释和表现。在这样既集中又自由的文学导向下，文学的社会性及艺术性都有了充分发展的土壤。而这个社团背后，关注现实的文学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携手共进的集体力量，以及立足岗位踏实严肃的人文精神，在百年后当下这个时代里，依然显得珍贵。致敬，文学研究会。
（作者为旅居英伦的学者。）
文学研究会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或也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团队合作。单个的作家无法形成潮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声共气才能成为现象。文学研究会是当时会员最多的新文学社团，已知会员号的注册会员有154位。社团会聚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学者。比如在理论倡导上，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等；在创作领域，有小说家叶绍钧、王统照、冰心、庐隐、老舍、许地山、鲁彦、王以仁、彭家煌等；新诗和散文家周作人、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朱湘、李金发、徐雉、徐玉诺、徐志摩、梁宗岱、冯雪峰、丰子恺等；翻译方面则有耿济之、沈泽民、耿式之、李青崖、傅东华等；在戏剧创作和理论上有汪仲贤、陈大悲、欧阳予倩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之后，还得到各地的响应，在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分会。这一呼百应、携手同进的集体力量，使这个社团在当时文坛形成巨大的社会效应。
其二，是有自己的文学阵地。文学团体必得有一个阵地，即出版物或刊物。除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诗》《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这些刊物和出版物，使文学研究会有了对外发挥影响力的武器，由此触及受众、分享作品、传播言论，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刊物就是社团存在的根本。1929年12月《文学周报》停刊，1931年12月《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也随之渐渐消解了。
其三，是其强烈的社会情怀。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提到“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围绕这份创会宗旨，文学研究会推广新文学、整理传统文学、译介外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下，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文学研究会通过文字肩负起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时代使命，把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大众需求互相契合，完美地回应了时代潮流。而这，无疑是其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与五四“共名”时代集体作战的风格不同，当下文坛鲜少鲜明旗帜、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相对于五四知识分子齐集广场的摇旗呐喊，当代各种文学活动呈现出另一番特点：首先，是文学活动的个体化。当下时代思潮更为自由、多元，知识分子更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在相对边缘的个人空间里各自为营、独立作为。但显然，个人化的文学活动无法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个人的声音往往单薄零碎，容易被淹没。只有团结成集体，才能有足够穿透力和持续性的声音，穿过芜杂打造出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同80后青年一代批评家金理所言：
要说到推动文学繁荣、引起社会关注、介入公共世界，则需要集体亮相，散兵游勇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在外部环境改善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年轻人更应该集结一起，抱团取暖；其次，要和同龄作家群体多通声息，多合作。
不仅作家之间、评论家与作家之间，而且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诗人、学者、编辑等知识分子之间同声相应的协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新青年》的分化、商务印书馆的加盟合作，以及部分发起人创办《新社会》《人道》月刊的经验等息息相关。
首先，就个人性因素而言，郑振铎等一批核心人物功不可没。尤其郑振铎，他个性大度、善于交际、学识修养深厚、具有极强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而且满怀改良社会的责任感。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累积了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推动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缺乏才情横溢的新青年。但要形成一个文学集体、真正有所作为，除了要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主张，及一批同道知识分子的共鸣响应，还需要郑振铎这般具有社会情怀的青年来勇敢地挑头。如何发起组织？如何延续和发展？这牵涉到太多的时间、精力、机缘、现实条件等因素，尤其与知识分子的内在社会情怀密不可分。我们期待这样有领袖力、社会情怀的新青年在这个时代里勇敢地挺身而出。
其次，当下时代人人皆可拥有文学阵地。多元化的文化、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当下知识分子个体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无疑，当下是传播文学和思想最好的时代。发达的网络媒介，让几乎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轻易地找到阵地，让个体的力量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势。知识和思想凭借网络力量，打破传统的课堂垄断而得以触及到无限的大众。比如优秀的专家学者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讲课，其受众扩大了不止千百倍，也使人们接触更好知识的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自媒体，使人人都能有立足发声的平台，比五四时代的传统媒介，更为平民化、普及化，更具传播力。当然，因创造者的素养学识等不同，内容不免良莠参差。但真正优秀的見解、对社会和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却会因网络惊人的传播力，能在最短时间里掀起巨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相对温和化。我们不缺乏依然深怀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但总体上，对社会现象的发声，相较于五四时代的激情燃烧的社会理想，当代人文精神中的社会关注，显得更为保守和温和，一些知识分子会有在书房自成天地偏安一隅的倾向。这让我们今天重新回顾一百年前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别有一番深远意义。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这一评价，我们或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作品：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消遣及创造社的“为艺术”，文学研究会在文学创作上主张“为人生”，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为五四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方面取得众多收获；同时研究整理传统文学、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从学术角度为新文学发展作了扎实铺垫。其二是作家：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人正派、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即陈思和先生所概括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教授、写作、编辑、出版等文化事业，踏踏实实地在工作中实现人文价值。而这两方面的内核，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前的创作的浮浅乏味”，“而且过于浅薄”，“多数作品是令人不感兴趣的”，这是王统照对当时新文坛的观察。作为批评家的王统照，当时在他主编的《文学旬刊》第19期撰文提出改良的方案，认为“（文学创作）要变得更深澈而有力量，需要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多读西洋的创作，二多研究文学原理及研究的方法等书”；并在《文学旬刊》有意识地增加了对外国文艺原理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译介，致力对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借鉴和参照。另一方面，作为学者的郑振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除了系统而客观地介绍外国文学，还花费大量气力整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另一个进步的纬度，并以此更好地找到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這份对文坛的诊断及药方，放到百年后的如今依然适用。而在当时，之所以能提出这般见解，无论王统照或郑振铎，都并未狭隘地局限于其个人兴趣。他们把目光放到整个文坛和社会，来发现问题和症结，提出解决方案，并结合自己所长倾力作为。这份全局观和社会情怀，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极好启示。
五四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情怀，尤为可贵地体现在青年人身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场新生力量崛起的运动。文学研究会其中流砥柱者大都年仅二十来岁。1921年发起创立文学研究会的，除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这三位特邀发起人之外，灵魂人物郑振铎当时只有23岁，其他核心人物也都只有二十出头。今天我们重新回望时，亦不免讶异。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分为南北两股力量。在北方是以郑振铎为核心的一群青年学生。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12月，1919年时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就与同在青年基督教协会图书馆相识的耿济之、瞿秋白等人为社会实进会编辑青年读物《新社会》，“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当时年仅21岁的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跑印刷所；耿济之比他小一个月，瞿秋白20岁，负责撰稿与编辑。瞿秋白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参与编辑《新社会》的还有19岁的瞿世英，在辈分上是瞿秋白的叔叔，却比其年幼一岁，是北京汇文学校的学生；以及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的许地山，当时26岁。他们有两位在新潮社的朋友：27岁的北大文学系旁听生孙伏园，在《国民公报》《晨报》任编辑；和28岁的北大哲学系旁听生郭绍虞，当时在《晨报》副刊任特约撰稿员。而24岁的王统照，当时是北京中国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曾给《新社会》写稿。就是这样一群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在一年多后，成为了文学研究会在北方的核心发起人。
在南方的，也是两位同龄青年，即在上海的沈雁冰和在吴县的叶绍钧。两人皆因家境清寒而早早开始谋生，同在商务印书馆旗下工作。凭借出色的国学及外语功底，1916年，20岁的沈雁冰就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17年任《学生杂志》编辑，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目。而比沈雁冰年长两岁的叶绍钧，早在1915年21岁时就进入商务印书馆办的尚公学校当小学国文教员，同时兼职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国文课本。1919年创办杂志《直声》，同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发表大量文章。1921年时沈雁冰25岁，已有六年的编译、编辑工作经验；叶绍钧27岁，已当了六年的学校国文教员，并有编写教材、创作文学、编辑杂志的丰富经验。
这清一色二十出头的年龄，不由得让人赞叹。青年，代表着创造、革新、力量与未来。这些青年，除了有出色的中文外文修养、过人的自律自学能力，更令人尊敬的，是他们身上燃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浪潮中，他们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从创作、翻译、研究、整理、组稿、编辑，到与文学无直接关系的公关、宣传、印刷、出版等琐碎事务，分工合作、并肩而战，从而使文学研究会这一社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文学研究会并未成为过往。其人文精神绵延渗透在我们的文学传承中。回望百年前的历史，让我们不禁对当下的新青年、新文化更多了憧憬与期待。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旗帜，并非狭隘地局限于提倡现实主义。周作人倡导“人生的艺术”，文学有“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包括了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层涵义。郑振铎认为“文学史人生自然的呼声，……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沈雁冰强调的是文学能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各个理论家及创作者从多元角度进行了各自大量诠释和表现。在这样既集中又自由的文学导向下，文学的社会性及艺术性都有了充分发展的土壤。而这个社团背后，关注现实的文学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携手共进的集体力量，以及立足岗位踏实严肃的人文精神，在百年后当下这个时代里，依然显得珍贵。致敬，文学研究会。
（作者为旅居英伦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