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报上看到一篇有关习仲勋同志生前琐忆的文章，其中谈到：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天晚上，习仲勋和秦川（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事后秦川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其中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起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那时的习仲勋，对动辄整人十分厌恶。
　　我看到这篇东西，想到习仲勋在“文革”中也挨了整，真是感慨不已，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整人”与被“整”如家常便饭的年代。
　　那时就连我这个抗日战争中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也曾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曾被上级要求用“棒子”“整人”。
　　由于我尝过被“整”的味道，所以，我发誓一生永不执行“整人”的任务。当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被分配在北京市工作，当时我的上级很重用我，因为我的老伴还是他的同学，他可能觉得我一定会执行他的一切命令。有次他办学习班，叫我去当学习组长，要整学习组中另一个成员——某出版社的社长。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去“整”他。他是个老实人，是个资格与级别都比我高的老干部。我断然拒绝了，不执行这个任务，不当这个学习组长。当然我的上级很不高兴。
　　这件事后，本来听说叫我当党组成员的消息也消失了。我没有理会它。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的上级叫我汇报“转弯”问题，问我“批邓”转弯了没有？我说“转了”。又问怎么转的？我说“奉命转弯”。又问，别人都是三步曲，你怎么就一步？
　　北京某厂的一个领导，迎合上级说：邓小平的 “三项指示为纲”字里行间都是毒。此人一夜之间当上了北京市“人大”代表。而我则受到降格使用。
　　对当时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我非常反感。
　　当年，北京有人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不让印制发行周总理像，当时我在新华书店工作，千方百计在上海印制发行59万张周总理像。后来，59万张像还不够，我又设法在北京市加印了1万张周总理像，满足了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迫切要求。我单位的群众还顶着压力往天安门广场送了两个花圈。我们豁出去了。
　　抚今追昔，党内斗争，整人与被整几十年，像习仲勋这样的领导，“能做到一辈子未整过人”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那个年代，要做到“不整人”，的确要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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