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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日在北京的一个会议间隙,本刊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先生。就最近备受关注的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是否需要调控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中国经济趋势乐观但是需把握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看法,哈继铭认为:短期调控、股价上下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中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再扛五年、十年不成问题。之所以这么说,切入点就是:以中国现代经济情况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进行对比。

中国经济增速、收入水平提高、工业结构、外貌状态以及升值压力等都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有相似之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人口出生率很高,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到了70年代,已经是成年。成家立业需要购买资产,但其父辈留下来的资产并不宽裕,所以资产价格必然上升。当其进入生育年龄,此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逐步回归正常。而他们的下一代在继承资产时却发现资产在数量上的增多,所以资产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出生率很高,那一代人如今正是中国经济的栋梁,其消费需求很强,成为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于是中国出现了消费结构升级,资产价格上升的过程。但同样,在今后的五年到十年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个逆转,就像当年的日本经济曾经出现过的资产价格下降的压力。
另外,出口结构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于是产生需要以机器替代人的动力,出现了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出口结构中,机械和运输设备所占比例不断提高,而食品、服装等消费品出口逐渐下降,高污染的钢铁铝铜也逐渐下降。
现在,中国经济也已经出现同样的趋势。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趋势是否能持续。中国经济的收入水平虽然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低很多,但是在出口结构方面,我们不仅仅是和越南、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竞争,同时也在和那些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很多倍的国家竞争。当然这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出口结构在宏观上带来的结果就是进口替代,进口会越来越少,出口越来越多。中国的钢、玻璃、铝过去是进口,现在都已出口。而且中国的出口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通过设计对比技术含量指标(也就是产品是哪些国家出口的,这些国家人均GDP值,把它们出口含量进行权重之后加权得出的指标)就会发现:1995年,中国只有拖拉机的表现比较好,日本有很多产品表现优异。但是10年之后,中国在7项技术质量很高的产品中都占有优势。当然,目前日本产业结构仍然领先于中国,而优化产业结构已是中国正在不断努力的方向。
目前,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出口产品正在不断地侵吞着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份额。1996年,中国的出口占比是6.5%,2005年达到了14.6%,有趣的是1996年日本的出口占比正好是14.6%,而现在下降到8.3%。中国出口产品中,机械和运输出口商品发展得非常快,原料类钢铝等出口发展也很快,但其中有治理环境、节能方面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一些政策进行控制。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转轨、结构升级的同时,给股市带来怎样的回报呢?1968年到1980年,日本股市涨了五倍,精密仪器、电子设备成为领跑行业,服装、食品等行业落在后面,而房地产的迅速发展也是在后来才出现的。1968年到1989年,是日本股市的顶峰,其中的领军行业便是运输、服务、港口以及信息通用,而房地产在20世纪80年代才异军突起。但由于70年代发展过于缓慢,所以整体看来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并不突出。

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值也已翻了一倍,领先行业也有和日本类似的特征,如金融、机械、商业,体现了金融改革、出口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重大变化,重化工业板块领跑的现象已经基本过时了。
以上便是中国现代经济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相似之处,此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会像日本一样严重下跌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造就了中国将会未老先富。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区别:中国的城市化率比较低;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关于利润率水平的分析。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具有更好的、缓涨缓降的趋势。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比率较低,将来城市化的空间很大。这一点可以为资产价格未来可能出现的下降提供一些支持。如果中国面临资产价格下降,例如:房地产价格下降,城市人口很难从父辈手里接过资产,但是农村的人口可以流动到城市,帮助城市人从上一辈手里接下资产,所以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中国资产价格的缓冲期。
中国同时还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日本当时的动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一定的机器来替换人。中国现在则是消费结构升级,所以对于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也驱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看起来和很多发达国家类似,尤其是出口结构,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强。所以,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可能不至于对企业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
关于利润率的分析问题,中国现在的企业,利润率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背后的原因有资本拉动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不在于此,而是全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许多亚洲金融危机增长很快的国家产生较大区别。因为中国这几年基础设施建设飞快的发展,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机会。另外,中国引进外资,带来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营销渠道的拓宽,使企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国际市场,获得盈利。仅靠融资,提高工人数量的方法,企业是无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之处。
利润只是一个表象,然而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利润增长呢?如果把中国所有工业企业附加值增长分解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升华,只是靠资本投入造成的;第二部分是人力素质、教育资本的提高产生的;第三部分就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造成的:第四部分是全要素劳动生产力(TFP),它在中国的工业企业当中贡献最大,一般来说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TFP贡献达到30%,而对工业企业来说,占比则达到60%。
由于这些区别,中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情况又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好的趋势,缓涨缓降。人口结构的变化引领资产价格的变化,短期波动不可避免,短期调控会降低风险,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保守地说,未来10年中国资产价格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人很可能会做到未老先富。
政府调控不过市场 市场再强拧不过自然规律
对决策者来说,研究背后的结论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经济需不需要调控?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为什么要调控呢?也有人说,经济利润是下降的,当然要调控,因为将来银行是绝对要出坏账的。实际上,这两个观点都存在片面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有条件的,要素价格偏低,而要素价格偏低的时候,企业就没有、向更高行业转移的动力,我们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理解为各自为政,也就是各行业自己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跨行业的转移。然而,转移因素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企业自身的在本行业里已经挣了很多钱,还能有转移的需求吗?但企业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挣钱的,没有向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转移的动力是没有远见的表现。所以利润固然是好,调控更需要。
乐观同时 看到问题
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结构将出现逆转,必须防患于未然。虽然中国有城市化的进程问题,可能会给资产价格向下压力提供一定缓冲,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够。所以,经济不能过热,要吸取日本的教训,调控很重要。即使企业的利润很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企业基本上没有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企业本身在目前的要素价格上已经能赚钱,他就没有动力追求向更高的附加值转移。所以我们的调控是要实现这个转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提高。
中国经济依然处于上升空间,我们也有可能未老先富。中国经济的发展再扛五年、十年不成问题。
中国经济趋势乐观但是需把握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看法,哈继铭认为:短期调控、股价上下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中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再扛五年、十年不成问题。之所以这么说,切入点就是:以中国现代经济情况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进行对比。

中国经济增速、收入水平提高、工业结构、外貌状态以及升值压力等都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有相似之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人口出生率很高,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到了70年代,已经是成年。成家立业需要购买资产,但其父辈留下来的资产并不宽裕,所以资产价格必然上升。当其进入生育年龄,此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逐步回归正常。而他们的下一代在继承资产时却发现资产在数量上的增多,所以资产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出生率很高,那一代人如今正是中国经济的栋梁,其消费需求很强,成为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于是中国出现了消费结构升级,资产价格上升的过程。但同样,在今后的五年到十年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个逆转,就像当年的日本经济曾经出现过的资产价格下降的压力。
另外,出口结构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于是产生需要以机器替代人的动力,出现了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出口结构中,机械和运输设备所占比例不断提高,而食品、服装等消费品出口逐渐下降,高污染的钢铁铝铜也逐渐下降。
现在,中国经济也已经出现同样的趋势。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趋势是否能持续。中国经济的收入水平虽然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低很多,但是在出口结构方面,我们不仅仅是和越南、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竞争,同时也在和那些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很多倍的国家竞争。当然这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出口结构在宏观上带来的结果就是进口替代,进口会越来越少,出口越来越多。中国的钢、玻璃、铝过去是进口,现在都已出口。而且中国的出口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通过设计对比技术含量指标(也就是产品是哪些国家出口的,这些国家人均GDP值,把它们出口含量进行权重之后加权得出的指标)就会发现:1995年,中国只有拖拉机的表现比较好,日本有很多产品表现优异。但是10年之后,中国在7项技术质量很高的产品中都占有优势。当然,目前日本产业结构仍然领先于中国,而优化产业结构已是中国正在不断努力的方向。
目前,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出口产品正在不断地侵吞着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份额。1996年,中国的出口占比是6.5%,2005年达到了14.6%,有趣的是1996年日本的出口占比正好是14.6%,而现在下降到8.3%。中国出口产品中,机械和运输出口商品发展得非常快,原料类钢铝等出口发展也很快,但其中有治理环境、节能方面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一些政策进行控制。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转轨、结构升级的同时,给股市带来怎样的回报呢?1968年到1980年,日本股市涨了五倍,精密仪器、电子设备成为领跑行业,服装、食品等行业落在后面,而房地产的迅速发展也是在后来才出现的。1968年到1989年,是日本股市的顶峰,其中的领军行业便是运输、服务、港口以及信息通用,而房地产在20世纪80年代才异军突起。但由于70年代发展过于缓慢,所以整体看来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并不突出。

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值也已翻了一倍,领先行业也有和日本类似的特征,如金融、机械、商业,体现了金融改革、出口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重大变化,重化工业板块领跑的现象已经基本过时了。
以上便是中国现代经济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相似之处,此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会像日本一样严重下跌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造就了中国将会未老先富。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区别:中国的城市化率比较低;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关于利润率水平的分析。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具有更好的、缓涨缓降的趋势。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比率较低,将来城市化的空间很大。这一点可以为资产价格未来可能出现的下降提供一些支持。如果中国面临资产价格下降,例如:房地产价格下降,城市人口很难从父辈手里接过资产,但是农村的人口可以流动到城市,帮助城市人从上一辈手里接下资产,所以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中国资产价格的缓冲期。
中国同时还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日本当时的动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一定的机器来替换人。中国现在则是消费结构升级,所以对于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也驱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看起来和很多发达国家类似,尤其是出口结构,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强。所以,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可能不至于对企业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
关于利润率的分析问题,中国现在的企业,利润率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背后的原因有资本拉动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不在于此,而是全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许多亚洲金融危机增长很快的国家产生较大区别。因为中国这几年基础设施建设飞快的发展,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机会。另外,中国引进外资,带来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营销渠道的拓宽,使企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国际市场,获得盈利。仅靠融资,提高工人数量的方法,企业是无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之处。
利润只是一个表象,然而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利润增长呢?如果把中国所有工业企业附加值增长分解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升华,只是靠资本投入造成的;第二部分是人力素质、教育资本的提高产生的;第三部分就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造成的:第四部分是全要素劳动生产力(TFP),它在中国的工业企业当中贡献最大,一般来说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TFP贡献达到30%,而对工业企业来说,占比则达到60%。
由于这些区别,中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情况又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好的趋势,缓涨缓降。人口结构的变化引领资产价格的变化,短期波动不可避免,短期调控会降低风险,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保守地说,未来10年中国资产价格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人很可能会做到未老先富。
政府调控不过市场 市场再强拧不过自然规律
对决策者来说,研究背后的结论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经济需不需要调控?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为什么要调控呢?也有人说,经济利润是下降的,当然要调控,因为将来银行是绝对要出坏账的。实际上,这两个观点都存在片面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有条件的,要素价格偏低,而要素价格偏低的时候,企业就没有、向更高行业转移的动力,我们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理解为各自为政,也就是各行业自己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跨行业的转移。然而,转移因素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企业自身的在本行业里已经挣了很多钱,还能有转移的需求吗?但企业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挣钱的,没有向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转移的动力是没有远见的表现。所以利润固然是好,调控更需要。
乐观同时 看到问题
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结构将出现逆转,必须防患于未然。虽然中国有城市化的进程问题,可能会给资产价格向下压力提供一定缓冲,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够。所以,经济不能过热,要吸取日本的教训,调控很重要。即使企业的利润很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企业基本上没有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企业本身在目前的要素价格上已经能赚钱,他就没有动力追求向更高的附加值转移。所以我们的调控是要实现这个转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提高。
中国经济依然处于上升空间,我们也有可能未老先富。中国经济的发展再扛五年、十年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