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说“你不会感到疼痛的”“我会处理一切”诸如此类的话，可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看见他呢？
　　第一次去他那儿，是因为我左脚上长了一个跖疣（plantar wart）。跖疣在大脚趾下面，我以为那东西叫“planter’s wart”（英语单词“plantar”指脚底，“planter”意为种植者，两词拼写接近，美式发音相同。—译注）。“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错了，”他说，“你是作家，对遣词造句感兴趣，所以你该知道它真正的叫法是什么。”他画了一幅跗掌图。“我不愿你把它想象成人们手拿铲子，一边走一边把植物栽进土里，”他说，“因为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很高兴他告诉我这些，现在我打着他的旗号，替他纠正其他人的错误看法。
　　他女儿在一个交响乐团吹圆号，但她决定要当兽医。“你知道，进兽医学校很难，为了进兽医学校，她得学更多的科学课程。”他说。他住在波士顿，女儿说自己可以在当地社区大学选修这些课程。
　　“‘宝贝，’我对她说，‘兽医学校很难进，是不是？’
　　“她说‘是的’，这一点她必须承认。
　　“‘修这些课程哪个地方最好？’
　　“她说‘哈佛大学’，这一点无可置疑。
　　“于是我对她说，‘你是我女儿，我想给你最好的，我有能力给你最好的。所以去哈佛吧。’她非常感谢我，她对我的感谢之情我无法言喻。她现在很高兴上那些课程，尽管那些课程是一个挑战。”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试着去想有这么一个父亲对自己说“我要给你最好的，我有这个能力”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
　　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咨询得最多的准专家是足疗师。过去几年，我们许多人没有善待自己的脚。高跟鞋、尖头鞋。为了自己的虚荣毁了自己。为了性感？因为害怕或者因为欲望？愉悦何人的欲望？
　　当我因为这个足底肉赘去见这位足疗师时，他刮去了我的老茧。他说，因为我走路的姿态，有些地方的老茧会疼。“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步态，”他说，“每个人的步態都能反映一些情况。你的情况是，你有很多问题。我能一一处理好它们。”
　　他用一把很尖利的刀刮去了那些坏茧。这把刀看着似乎就让人觉得疼。我僵直着身子，想着自己的双脚，那些柔软的地方。我一直喜欢自己的双脚。有时候我把它们当作自己最好的特色。我的第二个脚趾比第一个长，对希腊人而言这是美的标记。我的脚趾顶端呈扇形，我一直很喜欢它们，所以不希望自己好看的双脚有任何不幸。但他说，“你尽管相信我，我不会伤到你。”我不相信他。我盯着那把刀子。我等待着疼痛的冲击，但没有。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意识到我不再感到疼痛或者不适，这疼痛、不适如此习以为常，我甚至以为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因此，我当然同意每隔三个月来他这儿，让自己保持他带来的状态，此外，他还给我讲故事。
　　当我问他怎么成为一名足疗师时，他又开始讲故事了。
　　“故事很长，”他说，“但很有趣，或者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你是作家，或许你也会觉得有意思。”
　　他开始讲故事。他的眉毛常常呈垂直状，此时像两个毛茸茸的字母“I”直立着。他的小嘴，据我观察有过两种状态—交谈时开心的状态，握着一个疼痛的脚时忧心忡忡的状态。现在，他的嘴处于中性状态，它只是一个信息渠道而已。
　　“故事还得从我小时候讲起，听了之后你会感到惊讶的，但故事是因一次事故而起。
　　“我给你讲讲背景，这样你就能理解了，不过你得先了解一下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医生。我们是你们说的富裕的一类，相当富裕。我们住在纽约城，当时不像现在。一天，我在父亲办公室里玩，不小心弄翻了一杯酸液，烧穿了我的腿，一直烧到了骨头上，我成了残疾人，此前我可是一个喜欢运动的男孩。
　　“你想象得到，我变得垂头丧气起来。父亲因为没有盖紧酸液而深感愧疚，所以他全身心地照顾起我来。他做了一切。他在地下室建了一个健身房—我对你说过我们家很富裕，有一幢褐色砂石贴面的别墅。他为我请了各科老师。体育课是一种挣扎，但我坚持下来了。父亲和我待在一起，不停地督促我。我父亲意志坚定，也会体贴人，他把我带到一位足疗师那里，这位足疗师给了我精心照顾。因此，由于自身的经历，我自然就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家的其他人都成了医生，但学习对于我来说很难。如果现在我是个年轻人，或许会被称为有诵读困难症。
　　“但我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你看一切就是这么水到渠成。”
　　我想到了他还是男孩时谜一般愉快的脸。酸液灼烧带来的疼痛。可怜的父亲。千百样的命运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父母和自己孩子的痛苦脱不了干系。我想到那些体育老师，后脑勺头发平整光滑，留着大胡须，穿着各种无袖T恤衫、紧身裤和系带鞋。我想到了那些家庭教师。我想到了这努力向上、谜一般愉快的男孩。
　　我想到了他家褐色砂石贴面的别墅、闪亮的地板、枝形吊灯，改造成健身房的地下室里煤炭和待洗衣物的气味。
　　一次我来看足病，在我之前的病人带来了一条卷毛狗。我很想知道一个人决定带自己的狗来看足疗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条狗没有系绳，嗅着杂志架子，在候诊室里走来走去。我听见狗主人的说话声：北部人特有的声音，让人想起缅因州森林—没有自来水的夏季，早餐吃欧洲越橘，从父亲“营地”的走廊上可以望见半个州。狗的主人比医生高出一英尺。医生对狗主人说希望她感到舒适，她说会的，得感谢“你精良的手艺，朋友”。
　　我确信他们不是朋友。不像医生和我。我确信他不会给她讲故事。
　　我坐在椅子上。“好家伙，”他说，“多好的狗！我不再做外科手术了，所以只要狗表现好，有它们在挺好的。那条狗真是漂亮！我刚才还没发现它在这里。” 　　他说我现在对脚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放入我鞋里的矫正器正在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一个关于狗的有趣故事。你想听一个关于狗的好玩的故事吗？”
　　我说是的，非常想听。
　　“每个夏天，我家都去纽约的卡茨基地区一个宾馆里住上一阵子。除了周末，我父亲都在纽约，但我家的其他人一直都待在宾馆里。这种安排非常好，适合每个人。所有的餐饮，当然还有厨房，都是顶级的。每天，大厨会把午餐做好送来。总是同样的东西，一个鸡肉三明治。他做鸡肉的方式碰巧我非常喜欢。我会拿上自己的午餐、钓鱼竿，走到停船的地方，一连钓上几个小时。哦，一天，我坐在码头上，突然看见有条非常大的狗在码头的另一端。我的意思是这条母狗很大。我看见它在看着我，于是我也看着它，尽管它很大，但看起来不危险。我也不害怕。我撕了一块三明治，放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一会儿，它吃了三明治，然后走回了森林。第二天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它出现了，我留下一块三明治，它吃完就走了。此后一周的某一天，它吃了三明治之后，就在码头上挨着我坐下了。然后，它开始每天送我回宾馆。一天，我们碰到了宾馆主人的狗，一条德国牧羊犬，这狗不友好，凶巴巴的。牧羊犬看了一眼阿黄，夹起尾巴，溜进了厨房。我称这条狗阿黄，因为它是黄色的。那时，我的想象力惊人。
　　“夏季很快结束，我恳求父亲带阿黄回家。但他说不行，它是一条乡间狗，住在森林里。在城市里，它会觉得难受，会憔悴生病。好了，我很难过，但我能怎么办？我上了车，头靠着座椅，痛哭不已。
　　“嗨，那些日子里，他们没有今天那样的高速公路，所以我父亲最快的车速是每小时四十五英里。我们开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后，父亲喊了起来：‘哦，我的上帝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后面。’他说。阿黄在后面沿着马路的一边奔跑，紧跟着我们的车。
　　“当然，我父亲打开车门，这狗钻了进来。它那么大，全身卧倒在车内，地方还是不够。它吐了，路上一直在昏睡。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带后院的排房，它可以睡在外面。我们只要让后窗开着，它来去自便，不像现在，犯罪很多，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住在西切斯特的原因。
　　“我妈妈以前总是担心我的瘸腿，但她知道得让我自立。她很清楚必须让男孩自立。所以，只要阿黄和我在一起，妈妈就让我走路上学。只有两个街区的路，她从窗户那里看着我走出去。一天，她看着窗外，只见我漫不经心地走到街上，紧接着就见一辆卡车高速拐过街角，朝我撞来。她看见阿黄冲过来，一口咬住我的腰，将我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身上到現在还有它的牙齿印呢，但要不是因为它，我就不会在这里给你讲牙齿印的故事了。
　　“阿黄还救过我一次。那次，我又回到那家宾馆小住。我去抓鱼，但这次不在码头，而是在一条小溪旁。我穿着高筒防水鞋，又是漫不经心的。说实话，我就是那样的孩子。我下水抓鱼，走到很深的地方，水底的泥巴很软，当时我的靴子里已经装满了水，而我的瘸腿根本使不上劲。我开始下陷，这时阿黄来了，将我拉了出来。这就是那条狗救了我两次的经历。
　　“接下来我要说说你不知道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前，纽约城还没有颁发养狗证这样的做法。一天，来了通知说养狗要领证。我父亲是个按章办事的人，他约好了兽医—他是我父亲的病人—让他给狗体检，以便申请养狗证。我们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兽医看了一眼阿黄，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他把我父亲叫到一间没人的办公室，问：‘这条狗最听谁的话？’我父亲说是我。兽医说：‘我们得给狗套上口罩，我要采点血样。’”
　　我不想再听这个故事了。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狂犬病。这条神奇的狗不得不被药死。我想到了别墅大房间里的瘸腿小男孩。在那里，每个人的鞋跟碰着木地板都会发出很大的咔嗒咔嗒声。
　　“于是我给狗戴上口罩，它没有制造任何麻烦，它会为我做任何事情。但当医生将针插进它身体的时候，它向我投来了可怕的眼神。我父亲和我坐在等候室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里。后来，兽医走进来，把我父亲叫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
　　“‘医生，’他对我父亲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但你们的这只动物不是狗，是一匹灰狼。’”
　　立刻，我听到了狼嚎，看见了狂野的眼睛、獠牙和巨掌。狼在月光下，在外层坚硬、闪着蓝光和银光的雪地里徘徊。狼—危险而神奇，低劣而混乱—门外的狼（危机），披着羊皮的狼（伪装），狼来了（虚张声势）。夜晚活跃的生命，遥远而令人不解。
　　“我父亲问兽医确定吗，兽医说确定。我父亲说阿黄是自己养过的最好的狗，他告诉兽医它救过我两次命。兽医说：‘问题是，医生，纽约城养狼是违法的。你得把它带回到它最初的地方或者交给动物园。’
　　“我父亲说：‘医生，你做我的病人已经二十年了，如果你希望我继续给你看病，那就听我的。这狗是我的家庭成员，我不会抛弃它，也不会让它和它爱的人分开，或者把它关进笼子里。’
　　“兽医说：‘让我打个电话。’
　　“他发现可以为我们办一个野生动物许可证。他去办好了。我们就这样留下了阿黄。
　　“接着，我们又养了阿黄三年。夏季我们带它到纽约的卡茨基地区。晚上它在树林里睡觉，早晨在酒店门口等我们。一天早上，它没来。我们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它，但我知道这不是坏事。我知道它回到了自己的伙伴中间。”
　　“你不认为它是回到森林里去等死吗？”我问。
　　“它那时还年轻，不会死的。”足疗师说。
　　“或许它已经被其他动物咬死了。”
　　“我觉得它回去是找自己的伙伴了。我告诉你原因吧。我对狼群做过研究，个中原因我想是显而易见的。你知道，在狼群里只有一号母狼是主宰者，只有它才可以交配，二号母狼想要交配的话，就不得不离开狼群。”
　　“你认为这是阿黄最初离开狼群的原因？”
　　“很确定，是的，我这么想。”
　　“所以，当它年轻的时候，因为想要交配，就离开了狼群，后来年纪稍大一些之后，它想要回到狼群中去。”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关于雌性欲望的故事，”我说，“雌性欲望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顺从。”
　　他的双眉几乎竖立到了发际线，“或许对于你而言，这个故事是关于欲望的；对我，这是一个关于一条好狗的精彩故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这条狗的故事。但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再看你了，因为你做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完美的，坚持你现在做的就好了。我确定。”
　　（余小梅：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4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