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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在河南，还出现了当地官员在中央巡视组外“截访”的新闻，可见民众和官员都认为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常。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甚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帐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很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更无它妙法。同样的，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
（摘自《华声》）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甚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帐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很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更无它妙法。同样的，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
（摘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