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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到底怎样被决定？
为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跨越大半个世纪，给世人带来一部被译作《人生七年》的纪录片。片中的主角们是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孩子。从7岁到56岁，七年一个轮回，主角们一次次地回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
艾普特曾说，拍摄该片是因为对英国阶级制度很好奇，他想知道，富人的孩子长大后是否仍是富人，穷人的孩子长大后又会如何。
结果似乎印证了导演的猜测：社会阶层的那道沟，或许真的很难逾越。
在中国，同样如此。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新词叫“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贫二代”，这些符号反映的都是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的现状。
教育是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但现实中，寒门子弟通过教育而改变社会地位却并没有表现出必然的联系。那么与过去相比，中国的阶层流动到底是更容易还是更难？
七岁定终生？
《人生七年》每集都以一句慧语开篇：“让我带一个孩子到七岁，以后随你怎样带，随他怎样长，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已是注定。”
从1964年至今，纪录片《人生七年》每七年一拍一播，从《7岁》到《56岁》，不脱节地记录了一代普通英国人的大半辈子，每每播出都在欧美收获极高的收视率。
当年《7岁》初拍时带着些许实验性质，格拉纳达电视台最初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事类节目做的。他们想要表现，战后经济繁荣下，传统的英国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正在经历大变化这一现象。
也正是在该片开拍的前一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勾索普和大卫·洛克伍德就“超阶级理论”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超阶级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财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或其他综合因素，从社会底层或工人身份蜕变脱离，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进入“中产”行列。
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将讨论的目标内容圈定在“阶级”二字。
《7岁》开拍时，导演不想循规蹈矩找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来说大道理，而是去英国的不同的地区找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成长环境的14个孩子：有的孩子就读高级寄宿学校，属于精英阶层；3个女孩出身东伦敦的贫民区，两个来自“儿童之家”、在没有父母关爱的情况下长大，另一个出自农村山区，都算社会最底层；还有几个是家住老工业重镇利物浦的后代。
当时传统的英国社会，穷富分化，阶层分明。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看的报纸、上的学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大得很。该片便试图通过与孩子的对话，不动声色地彰显“阶层”在他们身上烙刻的印记。
从7岁孩子的回答里，还真就能看出点什么来。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读的是肯辛顿的高级寄宿学校，问到他们的阅读习惯时，丁点大的安德鲁说他读《金融时报》，约翰说他看《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他们已会用拉丁文唱歌，并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师，要上剑桥的三一学院。
而对出身东伦敦的托尼来说，将来能做个“赛马骑手”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兴奋不已了。同样7岁，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儿童中心长大的西蒙，完全没有约翰他们的宽阔“眼界”，更未曾规划过自己的将来。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经很高兴了。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有钱人”时，他回答“没想过”。当时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见过真正的有钱人。
既“有趣”又“令人心寒”，这是艾普特观察这14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后的直观感触。相隔50年后回头看，几个来自精英阶层孩子的人生依旧是相对光鲜——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婚姻稳定。而那个梦想要当“赛马骑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婚姻中出轨被老婆抓了正着，后来取得了妻子的原谅。
在来自底层的孩子中，只有两三个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跻身真正中产或准精英阶层。就读公立学校的布鲁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约克郡农庄的尼克，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
而那些原本身处社会中层的孩子的命运，反映出更多不确定性。
阶层流动的黄金期
在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三岁看七岁，七岁定终生”。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人生也是一张测绘好的地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社会流动分为结构流动和净流动。事实上，中国阶层流动也曾有过高潮，“从数据上来看，一是净流动率较高的‘文革’期间，二是粗流动率较高的上世纪90年代。”
李煜进一步解释道，“文革”时期之所以净流动率较高，多为政治因素影响。那些“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有特权进入大学，踏着国家给的跳板一跃千里，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直到“恢复高考”的号角响起，原本属于工农子弟的特权烟消云散，而高考拼的都是“真枪实弹”，工农子弟阶层向上层的流动的相对概率明显降低。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迎来了社会流动真正的黄金期。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的结构流动。当时，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很大份额。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也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职位，这就给原为工农及其子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
“20年前100个人中有90个人当农民，10个人当工人。但现在工业化了，这些人的孩子中一半工人一半农民了，那么就‘逼迫’至少有40个孩子一定要流动，原来是农民的孩子现在做工人去了。这种流动我们叫结构流动。”在李煜看来，这种流动并不能说明流动的机会更公平、社会更加开放，只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时代，如果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从金字塔形向菱形变迁，那么必然会发生相当数量原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市场转型的契机。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些有胆有识的创业者们凭着微薄的本金，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成功跻身精英阶层。 在一项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近30年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市民的向上流动机会明显增加，约45%的新一代市民实现了向上流动，向下流动的为26%。而圣彼得堡因为“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萎缩和停滞，社会结构反而金字塔化了，其流动模式正好相反，向下流动占43%，向上流动只有22%，向下流动的机会要远大于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社会流动机会所产生的影响。
“拼一定会有成功的，但也可能会尸横遍野，在不同时期成功率是不同的。上世纪90年代经济结构大变动，那个时候成功的机会多，只要你有眼光，能拼，就能成功。”李煜说，大致到了2000年以后，市场从短缺走向饱和，乃至过剩，机会越来越少，曾经一夜暴富的神话将难以重现，“这种野蛮生长的机会不多了。就像5年前做淘宝开小店能发大财，现在白手起家做淘宝很难做大了。”
社会中层是扩招受益者
在经历了两段黄金期后，中国目前的阶层流动似乎波澜不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曾经的骄傲如今该何去何从？
“寒门难出贵子”的结论来自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他们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
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和江苏苏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在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李煜介绍，全世界的阶层继承或流动无非是通过三种机制：一是获得制度化的机会，现代社会就是通过教育；二是继承父母的地位和财产；三是寻求市场机会。
多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于是，对于寒门学子来说，父母的社会地位已无法改变，加之市场机会的黄金期已经远去，教育成了他们唯一的“稻草”。但随着大学的扩招，“知识改变命运”也变得不确定。
对此，李煜用美国学者提出的“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来解读大学扩招背后的实质。该理论认为大学扩招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
“比如，工农子弟的入学率可能从10%增长到20%，但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从30%增长到80%，两者的增长是不成比例的。”李煜直言，现在大量中国的经验研究数据表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并没有明显降低，也有研究报告教育不平等是上升的。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相比，工农阶层的孩子们的相对入学机会至多是同步上升而已，但尽管这样，工农阶层子弟在升学的绝对录取率上也确实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虽然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还有一种气质却是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学习的。李煜指出，文化资本对于人的成长同样至关重要，“有一部分的文化资本取决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
当富家小孩从小游走在高级画廊，聆听高雅歌剧，探索神秘博物馆的时候，寒门子弟也许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出入这些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富家子弟开口闭口贝多芬和莫奈的时候，寒门子弟也许无法很好地融入这些话题，久而久之，社会交际圈形成，寒门子弟则会被拒之门外。
网络上曾经很热的一则帖子名为《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个有些幽怨的标题多少让人感受到了主人公心里的自卑感，而这正是由于文化资本的缺失所造成的。
此外，当孩子们准备考大学或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家庭背景较好的家长会倾尽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习，而穷苦家庭的孩子也许会动摇继续上学的念头，各种现实因素在困扰着他们。
狄更斯在《远大前程》里说过：机会不会上门来找人，只有人去找机会。但事与愿违，一心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主人公Pip最终落魄回乡。小说总是带有夸张色彩的，但小说却也是取材于现实，折射了生活。
不过，李煜也指出，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不足，未能新增足够的管理和技术岗位，现今大学生的确遇到了就业难、待遇“民工化”的问题，这就凸显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滞后对流动机会的制约作用。所以，因为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如1990年代那样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导致了普通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限。
促进机会公平
在李煜看来，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中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也是社会中上层完成社会继承的手段。不可避免，在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社会中上层子弟“地位维继”之间会发生博弈和争夺。
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教育公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效果往往背道而驰。“自主招生政策就是阻碍社会流动的一套体系，一方面是自主招生的公正性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同时由于现在所谓素质教育的背后往往是家庭背景条件的差异在起重要的作用，自主招生无疑更可能将家庭背景好的孩子送进了更好的学校。”李煜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国社会流动在排除了结构流动后的净流动率其实在各个时期相差都不太大，只是流动模式变了。”李煜告诉记者，过去阶层流动之所以明显，是因为那个时候尽管绝对人数不多，但长程流动很多，即从工农子弟一下子晋升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中国的阶层流动量实际上多于过去，但流动的距离却缩短了，流动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李煜认为，当一个社会成熟以后，阶层流动多以短程流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也是社会常态。
他建议，目前国家要做的，首先是在制度设计上尽量避免因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热议“寒门贵子”问题的背后，是民众对近年来各种各样“拼爹”游戏的愤慨和忧虑。高考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不但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更是社会筛选的主要机制。在当前社会状况下，教育进一步改革的方向，需要把教育公平放到首要位置，这是维护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次，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选择机制，这是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筛选人才的，是否公正分配流动的机会，是否做到人尽其才。即使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做大蛋糕”，但只要能公平、公正地分配机会，仍然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让社会充满活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其社会选择的唯一原则是绩效原则，就是以个人能力、努力为标准，推动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
“如果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能公平地分配，就不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待日后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社会阶层都可能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李煜说。
国际上的阶层流动难题
阶层流动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其他国家其实也为此煞费苦心。
作为我们的邻国，日本是如何处理阶层流动问题的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周维宏在《日本如何消解底层社会》中提到了三点：首先是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其次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最后是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1985年，日本曾成功地将底层比例降低到10%左右，虽然后来有所回升，但仍维持在15%左右。
同样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其社会流动呈现出停滞状态。据《朝鲜日报》报道，在韩国，从1990年到2008年，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的中低阶层越来越少，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增多使收入提高变得更加困难，韩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弱势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英国，阶层流动同样似乎已经“石化”。据BBC2013年10月29日报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过去八百多年，英国的社会阶层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有地位的人继续占居高位，中下阶层的人也继续待在中下层。尽管有限制资产阶级的继承法和累进税制的控制，但实际上私权和贵族家庭丝毫未受影响。
为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跨越大半个世纪，给世人带来一部被译作《人生七年》的纪录片。片中的主角们是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孩子。从7岁到56岁，七年一个轮回，主角们一次次地回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
艾普特曾说，拍摄该片是因为对英国阶级制度很好奇，他想知道，富人的孩子长大后是否仍是富人，穷人的孩子长大后又会如何。
结果似乎印证了导演的猜测：社会阶层的那道沟，或许真的很难逾越。
在中国，同样如此。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新词叫“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贫二代”，这些符号反映的都是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的现状。
教育是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但现实中，寒门子弟通过教育而改变社会地位却并没有表现出必然的联系。那么与过去相比，中国的阶层流动到底是更容易还是更难？
七岁定终生？
《人生七年》每集都以一句慧语开篇：“让我带一个孩子到七岁，以后随你怎样带，随他怎样长，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已是注定。”
从1964年至今，纪录片《人生七年》每七年一拍一播，从《7岁》到《56岁》，不脱节地记录了一代普通英国人的大半辈子，每每播出都在欧美收获极高的收视率。
当年《7岁》初拍时带着些许实验性质，格拉纳达电视台最初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事类节目做的。他们想要表现，战后经济繁荣下，传统的英国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正在经历大变化这一现象。
也正是在该片开拍的前一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勾索普和大卫·洛克伍德就“超阶级理论”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超阶级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财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或其他综合因素，从社会底层或工人身份蜕变脱离，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进入“中产”行列。
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将讨论的目标内容圈定在“阶级”二字。
《7岁》开拍时，导演不想循规蹈矩找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来说大道理，而是去英国的不同的地区找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成长环境的14个孩子：有的孩子就读高级寄宿学校，属于精英阶层；3个女孩出身东伦敦的贫民区，两个来自“儿童之家”、在没有父母关爱的情况下长大，另一个出自农村山区，都算社会最底层；还有几个是家住老工业重镇利物浦的后代。
当时传统的英国社会，穷富分化，阶层分明。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看的报纸、上的学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大得很。该片便试图通过与孩子的对话，不动声色地彰显“阶层”在他们身上烙刻的印记。
从7岁孩子的回答里，还真就能看出点什么来。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读的是肯辛顿的高级寄宿学校，问到他们的阅读习惯时，丁点大的安德鲁说他读《金融时报》，约翰说他看《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他们已会用拉丁文唱歌，并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师，要上剑桥的三一学院。
而对出身东伦敦的托尼来说，将来能做个“赛马骑手”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兴奋不已了。同样7岁，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儿童中心长大的西蒙，完全没有约翰他们的宽阔“眼界”，更未曾规划过自己的将来。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经很高兴了。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有钱人”时，他回答“没想过”。当时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见过真正的有钱人。
既“有趣”又“令人心寒”，这是艾普特观察这14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后的直观感触。相隔50年后回头看，几个来自精英阶层孩子的人生依旧是相对光鲜——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婚姻稳定。而那个梦想要当“赛马骑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婚姻中出轨被老婆抓了正着，后来取得了妻子的原谅。
在来自底层的孩子中，只有两三个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跻身真正中产或准精英阶层。就读公立学校的布鲁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约克郡农庄的尼克，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
而那些原本身处社会中层的孩子的命运，反映出更多不确定性。
阶层流动的黄金期
在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三岁看七岁，七岁定终生”。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人生也是一张测绘好的地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社会流动分为结构流动和净流动。事实上，中国阶层流动也曾有过高潮，“从数据上来看，一是净流动率较高的‘文革’期间，二是粗流动率较高的上世纪90年代。”
李煜进一步解释道，“文革”时期之所以净流动率较高，多为政治因素影响。那些“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有特权进入大学，踏着国家给的跳板一跃千里，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直到“恢复高考”的号角响起，原本属于工农子弟的特权烟消云散，而高考拼的都是“真枪实弹”，工农子弟阶层向上层的流动的相对概率明显降低。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迎来了社会流动真正的黄金期。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的结构流动。当时，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很大份额。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也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职位，这就给原为工农及其子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
“20年前100个人中有90个人当农民，10个人当工人。但现在工业化了，这些人的孩子中一半工人一半农民了，那么就‘逼迫’至少有40个孩子一定要流动，原来是农民的孩子现在做工人去了。这种流动我们叫结构流动。”在李煜看来，这种流动并不能说明流动的机会更公平、社会更加开放，只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时代，如果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从金字塔形向菱形变迁，那么必然会发生相当数量原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市场转型的契机。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些有胆有识的创业者们凭着微薄的本金，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成功跻身精英阶层。 在一项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近30年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市民的向上流动机会明显增加，约45%的新一代市民实现了向上流动，向下流动的为26%。而圣彼得堡因为“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萎缩和停滞，社会结构反而金字塔化了，其流动模式正好相反，向下流动占43%，向上流动只有22%，向下流动的机会要远大于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社会流动机会所产生的影响。
“拼一定会有成功的，但也可能会尸横遍野，在不同时期成功率是不同的。上世纪90年代经济结构大变动，那个时候成功的机会多，只要你有眼光，能拼，就能成功。”李煜说，大致到了2000年以后，市场从短缺走向饱和，乃至过剩，机会越来越少，曾经一夜暴富的神话将难以重现，“这种野蛮生长的机会不多了。就像5年前做淘宝开小店能发大财，现在白手起家做淘宝很难做大了。”
社会中层是扩招受益者
在经历了两段黄金期后，中国目前的阶层流动似乎波澜不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曾经的骄傲如今该何去何从？
“寒门难出贵子”的结论来自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他们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
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和江苏苏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在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李煜介绍，全世界的阶层继承或流动无非是通过三种机制：一是获得制度化的机会，现代社会就是通过教育；二是继承父母的地位和财产；三是寻求市场机会。
多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于是，对于寒门学子来说，父母的社会地位已无法改变，加之市场机会的黄金期已经远去，教育成了他们唯一的“稻草”。但随着大学的扩招，“知识改变命运”也变得不确定。
对此，李煜用美国学者提出的“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来解读大学扩招背后的实质。该理论认为大学扩招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
“比如，工农子弟的入学率可能从10%增长到20%，但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从30%增长到80%，两者的增长是不成比例的。”李煜直言，现在大量中国的经验研究数据表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并没有明显降低，也有研究报告教育不平等是上升的。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相比，工农阶层的孩子们的相对入学机会至多是同步上升而已，但尽管这样，工农阶层子弟在升学的绝对录取率上也确实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虽然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还有一种气质却是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学习的。李煜指出，文化资本对于人的成长同样至关重要，“有一部分的文化资本取决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
当富家小孩从小游走在高级画廊，聆听高雅歌剧，探索神秘博物馆的时候，寒门子弟也许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出入这些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富家子弟开口闭口贝多芬和莫奈的时候，寒门子弟也许无法很好地融入这些话题，久而久之，社会交际圈形成，寒门子弟则会被拒之门外。
网络上曾经很热的一则帖子名为《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个有些幽怨的标题多少让人感受到了主人公心里的自卑感，而这正是由于文化资本的缺失所造成的。
此外，当孩子们准备考大学或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家庭背景较好的家长会倾尽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习，而穷苦家庭的孩子也许会动摇继续上学的念头，各种现实因素在困扰着他们。
狄更斯在《远大前程》里说过：机会不会上门来找人，只有人去找机会。但事与愿违，一心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主人公Pip最终落魄回乡。小说总是带有夸张色彩的，但小说却也是取材于现实，折射了生活。
不过，李煜也指出，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不足，未能新增足够的管理和技术岗位，现今大学生的确遇到了就业难、待遇“民工化”的问题，这就凸显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滞后对流动机会的制约作用。所以，因为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如1990年代那样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导致了普通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限。
促进机会公平
在李煜看来，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中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也是社会中上层完成社会继承的手段。不可避免，在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社会中上层子弟“地位维继”之间会发生博弈和争夺。
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教育公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效果往往背道而驰。“自主招生政策就是阻碍社会流动的一套体系，一方面是自主招生的公正性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同时由于现在所谓素质教育的背后往往是家庭背景条件的差异在起重要的作用，自主招生无疑更可能将家庭背景好的孩子送进了更好的学校。”李煜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国社会流动在排除了结构流动后的净流动率其实在各个时期相差都不太大，只是流动模式变了。”李煜告诉记者，过去阶层流动之所以明显，是因为那个时候尽管绝对人数不多，但长程流动很多，即从工农子弟一下子晋升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中国的阶层流动量实际上多于过去，但流动的距离却缩短了，流动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李煜认为，当一个社会成熟以后，阶层流动多以短程流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也是社会常态。
他建议，目前国家要做的，首先是在制度设计上尽量避免因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热议“寒门贵子”问题的背后，是民众对近年来各种各样“拼爹”游戏的愤慨和忧虑。高考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不但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更是社会筛选的主要机制。在当前社会状况下，教育进一步改革的方向，需要把教育公平放到首要位置，这是维护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次，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选择机制，这是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筛选人才的，是否公正分配流动的机会，是否做到人尽其才。即使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做大蛋糕”，但只要能公平、公正地分配机会，仍然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让社会充满活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其社会选择的唯一原则是绩效原则，就是以个人能力、努力为标准，推动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
“如果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能公平地分配，就不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待日后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社会阶层都可能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李煜说。
国际上的阶层流动难题
阶层流动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其他国家其实也为此煞费苦心。
作为我们的邻国，日本是如何处理阶层流动问题的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周维宏在《日本如何消解底层社会》中提到了三点：首先是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其次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最后是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1985年，日本曾成功地将底层比例降低到10%左右，虽然后来有所回升，但仍维持在15%左右。
同样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其社会流动呈现出停滞状态。据《朝鲜日报》报道，在韩国，从1990年到2008年，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的中低阶层越来越少，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增多使收入提高变得更加困难，韩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弱势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英国，阶层流动同样似乎已经“石化”。据BBC2013年10月29日报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过去八百多年，英国的社会阶层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有地位的人继续占居高位，中下阶层的人也继续待在中下层。尽管有限制资产阶级的继承法和累进税制的控制，但实际上私权和贵族家庭丝毫未受影响。